1969年深秋的一天，北大校革委会下达通知，力学专业的大部分师生要在两三天的准备后搬往汉中北京大学分校。对于多数教职工来说，这比起少数有“特嫌”的教师必须到江西农场去，算是颇为幸运的了。一种“被信任感”变为自觉的行动，真的是雷厉风行。
知识分子搬家，尽是书。有几位经过文化大革命几年的洗礼，已认清了这些业务书不光是搬家的累赘，而且也是倒霉之源，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它们一古脑儿送往废品收购站。收购站乘机牛气起来，三四分钱一斤的洋装书，过秤时，硬纸皮还得撕去。有两位觉得太可惜，花了一天时间抬到西单旧书店去卖，所得还不够来回车费和一顿饭钱。经济上吃亏不在乎，那时大多数“老九”已学会了算政治帐，觉得这些劳什子送走了仿佛连同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帽子也便送走了，心情也就轻松了许多，真正做到了轻装上阵。
到了汉中，照例是每天大部分时间体力劳动，早上花一两个钟头天天读，学习政治。“力”和“学”结合的“力学”专业，名副其实。
有一天，上山开荒，一位教师得了急腹症，送到汉中医院检查，是胃穿孔，当即进行了胃切除手术。术后需流食，在当时供应的条件下，这是很难办到的。
不久，周培源老师来汉中看望我们了。他这次来的目的是了解和座谈关于力学专业如何办好，但没有忘记顺便给那位生病教师带来所需的几罐炼乳。如何办专业，教员们已有好几年没考虑了，大家都在等着瞧。但那几罐炼乳倒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这些日夜守护病人的教师和病人都从心底里感谢他。
在一次教学改革座谈会上，周先生和大家见面了。会开得颇热闹，你一言我一语，不过都说的是当时允许说的时髦话，为改造力学专业献计献策。有的说，汉中近农村，应当办个小型拖拉机厂；
有的说应当去修水利；
还有的说要造小飞机，不少人说干脆合并到工学院算了，反正理科不好办。
可不是吗，当时知识无用，理论无用，理科无用颇为流行。尤其是理科，由于姚文元的大块文章，造成了理科在社会上臭不可闻，在这种压力下，简直是谈“理”色变。即使有个把人主张继续办理科专业，也只能旁边听听，没有插嘴的余地。
最后，周老发言了，他力排众议，主张把力学专业办好。他说：“你们说得我头都大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还是要理科的。难道只要知道飞机怎么造，培养几个懂举力怎么来的人才就算多余了吗？”“我们的问题是改，而不是取消。理科取消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周老的发言在教师中激起了小小的波浪。会后议论纷纷。有的说：“周老说的话太迂了，不合时宜。”有的说；
“这话是周老说的，要是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说，还不成批判典型。”还有的悄悄说：“周老说的是大实话，但更大的人物说的和他不一样，所以现在不能说。”在当时“四人帮”肆虐的条件下，这次座谈会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是意料中的事。但力学专业到底如何办，周老的那些话却引起不少人的认真思考。
后来，王大钧和几位肯动脑筋的老兄了解到分校边上有一个褒河大坝正在施工。他们申请去那里劳动以便接受再教育，果然被批准了。劳动之余又结识了那里的几位工程师，得知设计中遇到了困难，便斗胆承担了大坝强度分析的课题。他们白天劳动晚上计算，后来干脆白天也算，还派人到西安用电子计算机算。经过一段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工程局的工程师们对计算结果评价颇高。
这件事传到了在北京的周老耳朵里，他悄来话说；
“褒河小分队干得不错，说明我们力学还是大有作为的。”话虽简单，很平淡，但这在当时却不一般。它是当时我们所能直接听到的珍惜知识的唯一的声音。它是一位用毕生精力追求知识的老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褒河小分队的成功对教师们无疑具有鼓舞和壮胆的作用。之后，冷却塔小组、喷锚支护小组等将生产与力学结合的课题组一个个成立起来，也都相继取得了成功。
1970年，系里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迎新会热闹了一阵子后，教师们又陷入了更深的苦闷之中。没有学生时，教员之间彼此彼此；
一旦有了“上、管、改”的新主人，教员们说话就得格外小心了。上课的教员难免在课堂上说个把句不合时宜的话，便有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说是“放毒”、“出土文物”、“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资产阶级知识。教员只要开口讲一个抽象概念，就得遭几个“有什么用”的提问。课堂教学很难组织。在教师尊严一丝也没有的当时，还要时不时掀起狠批师道尊严的运动。“教授教授，教人难受”，“教授教授，超教越瘦”，是当时教员心态的真实写照。
姚文元是颇有几分“才气”的，他将知识分子的这种苦闷描绘为“如丧考妣”。勿庸讳言，“老九”们的苦闷比丧考妣还要深百倍。人过中年，丧父丧母带来的悲痛大约也只留存几天和数周。而现在，人人都觉得有劲不知如何用。人人心里在问：国家还需要我们吗？数十年辛勤钻研积累的知识就这样变成臭狗屎了吗？报效祖国真的无门了吗？为了打发光阴，他们开始学打扑克、下象棋。教师宿舍一时间成了棋牌俱乐部。短短一年多，颇培养了不少名象棋“里手”和桥牌行家。这是一种沉闷中的娱乐，或者娱乐中的沉闷。
沉闷了两年，1972年，人们终于看到了曙光。周总理抓理论了。传来了周总理跟周老说的几句话：“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教师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时我们才弄清，周老不孤立，周老不迂。党和周总理是支持他的。
不久，又传来了周老关于发展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另外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听到了他在教育部举行的理科座谈会上发言的片断。为了说明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微积分，“当时并不是直接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之后的今天看，生产中无处不在应用。”另一个是“由于有了二三十年代核物理的研究，才有四五十年代核工程的应用。”这些历史事实是多么具有说服力啊。
力学系的教师们，对周培源老师有着特别的感情。1952年，是周培源教授领导的几位教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力学专业。不少教师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50年代，每当节假日，周先生总参加教员们的座谈会或联欢会，嘻戏与共。即使在北京校园里碰见他也不免拉几句家常，谈几句教学上的情况。现在虽然远隔几千里，但周老的一言一行仍然牵动着许多教师的心。
力学系的教师们对周老是了解的。他是一位学者，但他的爱国之心、为国家奉献之情对教师们有着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这样，文化革命初期，一些人想搬倒他，把他弄成“反动权威”，而力学系就没什么人响应。
周培源早年是主攻理论物理的，他的专长是相对论、宇宙论。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他觉得这些方面虽然也需要，但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需要发展和工业更为紧密的研究领域。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流体力学和湍流。希望为国家的航空、航海、水利事业培养基础性人才。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这些梦想只能变成泡影。于是将希望寄托在新中国。1949年他抱着由衷的喜悦迎接共和国的诞生，他代表清华大学去迎接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进北京。
解放后，他的许多夙愿得以实现。为了发展湍流研究，在国家经济并不富裕的条件下，1956年国家科技规划中，决定在北大建设二元低湍流风洞。但当他得知我国航空工业还没有一座够精度的实验风洞时，便毅然将建造这个风洞的顺序改为先建三元风洞，使之更符合飞机型号实验的要求。这个风洞 1958年建成后，数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也为我国航空工业的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又是周老的一贯主张。他本人的大半精力是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他在教学中也总是谆谆教导学生把基本规律掌握透彻。由于基础理论扎实，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做出卓越贡献成为世界知名人物的，有的学生即使转向工程技术，也得益于雄厚的基础，其中不少有重要的发明创造。
文化革命中遇到的情况，对理科教育是非常严峻的。它已不再是当前科研课题是否联系实际的问题，也不是理论和应用适当比例关系的问题，用周老的话说，它是“在旧中国本来就非常薄弱的科学基础”允许不允许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当时，就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逐渐意识到，在这场斗争中，一开始周老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他是我国知识分子在逆境中敢于公开坚持重视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的中流低柱。力学系大多数教师虽然从心底是站在周老一边的，但没有条件表达他们的声音。当他们得知党中央和周总理是支持周老的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时，多年被遏制了的热情一下子进发了出来。一时间，教师们又挤在图书馆查资料，加紧学习，以弥补失去了数年的黄金岁月。搬家时卖掉了书的几位，也不断托人从北京买书回来。知识分子的书架上又摆满了书。概率统计讨论班、有限元讨论班等一个个举办了起来。每星期总还有几次学术报告。这时课堂教学也正常了，教师敢于严格要求学生了。教师宿舍里的象棋扑克也自然消声匿迹了。
然而好景不长，上海一本杂志上公开批判“300年后用得上”，一篇篇来头颇大的文章影射着周老。1973年“反回潮”了。没多久，事情发展到更荒唐可笑的地步，批相对论、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章纷纷亮相。
那时，我一次回北京办事顺便拜访了周老，问他外边为什么批相对论。他说：“这些人胸无点墨。”“说光速有限不对，光速只不过是一个物理常数，光速要批，水的沸点、绝对零度要不要批，要批的还多着呢。”回到汉中后，这些话当然跟谁也不能谈。但内心却对这位老人坚持真理的凛然骨气升起了由衷的敬意。
报上大块文章一出，各单位都得紧跟。汉中分校也不例外，一片反回潮的声势。讨论班、跑图书馆被认为是回潮的迹象。于是宿舍里又是一片打扑克下象棋的繁忙景象。
“老九”的通病，他们对当时肉定量减少、生活困难、体力劳动的脏累似乎并不在乎，而总有些人在议论国家大事，议论理科命运。周老挨批，更使不少人担忧。联想到当时批周荣鑫、批邓，心眼快的人立刻为敬爱的周总理担心了。周老是周总理支持过的，周荣鑫、邓小平更是周总理支持的。这些虽是猜测，但大量大块文章又是一种现实。
人们的沉闷加上了忧伤。可不是吗，总理让周老消除障碍，拔除钉子。还刚起步，周老和总理眼看也要被人当钉子拔掉了。此时人们沉闷已不只由于个人无用武之地，而是在忧国忧民，他们为周老、为周总理、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忧心忡忡。外系有一位党员，写信给他们的总支书记，信中大意说：国家被几个人糟塌得不像样子，老干部被斗，党内民主受践踏，教育、生产、科技被破坏，他已不能忍受云云。信中最后还说，希望这位书记带领他去上山打游击。信写得痛快，一针见血。但却不幸落在了一位“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手中。信被私拆了，这位教员从此倒了大霉，隔离审查之外，吃饭上厕所都得有人“陪同”。那位书记也从此陷入被动境地。杀鸡吓猴，外系那位党员教员当了鸡，全分校的猴们的痛苦和忧伤只能埋在心灵深处。愁云密布了汉中分校。
1976年“四人帮”终于倒台了，“四人帮”借反周老以反周总理的阴谋也大白于天下。教师们的愉快之情胜过第二次解放。
回到北京后，我又去拜访周先生。从他侃侃而谈当中，感觉得到他的愉快比我们更强烈更浓重。他说：“让我们也写点文字谈谈我们的观点吧。”“‘四人帮’使我们的基础理论，教学整整耽搁了十年，让我们加把劲，把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
本文刊登于祝贺周培源先生90寿辰而出版的文集《科学巨匠，师表流芳》，该文集由国际流体力学与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