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今年第2期头条发表李陀等人有关电影《三峡好人》的长篇座谈记录，读罢一个疑问总在脑际：《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是他们谈得过了头，还是我的脑子跟不上？因为他们之所谈和我在影片中之所见出入太大。带着这个问题，我上街买碟重新再看，看罢我还是没法抹掉第一次看影片之所见。平心而论，相对于那些靠装神弄鬼且不惜出卖基本道德底线来获取票房的大片，《三峡好人》的确是够好了，至少它关注了现实民生，并守护了善，但遗憾的是这种关注被草率和肤浅断送了。在该座谈会上，导演贾樟柯本人非常诚实地谈到了该影片的急就性：“我去的时候是想拍记录片，但是最后改为故事片的时候我非常着急，给我剧本的时间并不长，┅┅。”以一种急就的方式完成一个“史诗性”的、“深描写实主义”（汪晖）的、“故里现实主义”（李陀）的、给人以“19世纪的感动”（西川）的、有“许多诗意”（欧阳江河）的作品吗？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影片给我的也离座谈者之所言相去太远。
诗人西川敏感到影片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故里的事情。“这个故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个噪音都是故里，每一句骂人的话都是故里。”的确，影片细致地展现了一个正在被拆迁的故里，它的被拆迁状态（废墟状态）触目惊心，但我总觉得这个被拆迁的故里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所谓故里即“某人在此出生并从小生活在此的地方”。影片中的这个地方即“三峡”，具体而言指奉节一带。影片中的故里缺少那在此出生并从小生活在此的“某人”。也许，你可以说，韩三明的妻子和那些本地船工、拆迁工就是这个“某人”，但他们与故里的关系，尤其是与正在被拆迁的故里的关系在影片中空缺（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是外乡人）。一个没有“故里人”在其中的“故里”乃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血肉、没有疼痛、没有历史、也没有现实的“风景”（影片中“故里”就不时向“风景”漂移），最多是一些没有切实所指的“空洞符号”（比如废墟）。作为“风景”与“空洞符号”的故里（三峡）乃是影片给我的故里，一个缺乏故里人之切身性的故里。至于西川谈到的故里则更像是诗人心里的故里，一个在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中虚构的、超历史的、类型化的、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也没有什么可以的故里。影片中的夔门、江水、云彩、噪音、骂人的话等等在诗人心中唤起的是这个故里，他又把这个故里安在了影片中的三峡。所谓“诗意”便由此而来。
汪晖认为影片的中心主题是“变化”，是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变迁。“各种各样的叙事要素围绕着变化而展开，故里正在消失，婚姻、邻里、亲朋的关系也在变异。”因其对社会变迁的展示和对这个世界变迁的思考，影片具有了“史诗的味道”。汪晖的分析与西川的说法一样有启示性，但也有些过头和失当。影片的确展示了变迁，但并没有揭示、暗示这种变迁的意义，即缺乏对特定的社会性变迁的独到理解与思考。汪晖就该影片所说的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变迁显然指的是“三峡移民事件”。此一事件的确给巨大的人群带来了摧毁性的变化，因此，就此一事件来叙述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社会性的变迁乃是影片获得史诗性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影片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一事件，换句话说，影片没有写这一事件中移民的命运，移民只是一个背景，影片的主人公在此事件之外。如果说影片的主题是变化，那也只是与三峡移民没有直接关系的变化，因此是没有多大社会历史性意义的变化，比如影片中夫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景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至于作为背景的拆迁废墟所暗示的变化因与移民之具体命运缺乏关联而成为空洞的符号。其实，正是由于缺乏对三峡移民事件给移民带来的变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这一现实事件之历史意义的独到思考，致使编剧者诚实地选择了“由外观看”而不是“由内揭示”的策略，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史诗性的可能。对此，编剧贾樟柯说得很清楚：“在做的时候我跟副导演一起商量，我说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我们不可能像生活在当地的真的经受剧变的人民了解这个地方，我们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
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写这个地区就注定了只能写这个地区表面的变化。三峡移民事件给移民带来的最为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呢？是移民与故里的彻底分离。那曾经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骤然之间就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摩托仔指着江面说自己的家就被淹没在水底；
旅店老板住进了桥洞；
色衰的暗娼弃家只身前往广州；
因公伤残的工人没有社会保障且只得服从大局迁往广东；
活蹦乱跳的小马哥转眼间成了埋在拆迁废墟中的手机铃声；
在拆迁中谋生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去远方找活路┅┅。这些白描式的镜头多少表达了底层民众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的彷徨、无助与无奈，但仅仅是“表皮的略过”，与三峡事件有关的现实深度也就停留于此，最后镜头又含混地指向了人生的荒诞与无常：一个划空而过的飞碟，一座纪念塔冲上云霄，一个人在空中走钢丝。“带着摄影机闯入这座即将消失的城市，看拆毁、爆炸、坍塌，在喧嚣的噪音和飞舞的尘土中”，作为一个外来的旁观者，编剧感觉到并刻意想表达的是“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这种诗性信念我们非常熟悉，但如果根本就没有深入“如此绝望的地方”，所谓生命“绽放灿烂的颜色”也只能是空洞的虚构，这就是《三峡好人》的故里诗意。
故里从来就被故里人相信是“自己的”地方，但在此移民事件中，故里断然成了“别人的”地方，故里人被命令放弃自己的地方。命令的不可抗拒性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故里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因为自己没有主宰、保护它的权利。故里只是一个暂时被恩赐又随时可以被收回的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才是故里人忘记了的生存真实与历史命运。所谓变化不就是这一不变命运的凸显与轮回吗？就此而言，那变化中的不变者才是变化的根源与命运，而对此命运的思考才具有史诗的力量。史诗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既是描绘社会历史性变化的“史”，更是启示人思考变化之根由的“诗”。《山峡好人》既没有深入描绘社会历史性变化，也没有启示人思考变化的根由，因此，谓之“史诗”就有些离谱了。
影片的现实主义品格是座谈者一致推崇的，对此，我基本赞同，但也有所保留。影片关注现实的意向与善的情怀非常珍贵，尤其是在“大片”逃离现实、背弃良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过，影片给出的现实还缺乏足够的艺术力量，因为它没有成为启示观众深入理解现实的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作品中的现实都是符号性的，它表达着作者对现实的理解，也开启着观众对现实的理解。那种用“复杂性”、“模糊性”、“暧昧性”等等说法来搪塞在现实理解上的无能是不可取的。任何严肃的艺术都是理解现实和解释现实的方式，这也是艺术存在的根由之一。现实是一团乱麻，艺术是揭示其内在秩序的方式而不是进一步扭麻花的游戏；
现实是一团浑水，艺术是将其澄明的方式而不是进一步搅浑水的把戏；
现实有多种意义，艺术要扑捉那揭示真相的意义而不是真假不分照单全收。因此，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尽管这种理解和解释暗藏在对特定现实的虚构与描述中。
在《三峡好人》中有两大现实：其一是与三峡移民事件有关的现实（拆迁地的背景，比如废墟），其二是与三峡移民事件无关的现实（两个外来人的故事）。崔卫平说“废墟”才是这部影片的主角，这种说法触及到影片的一种关注或崔卫平本人的愿望，想让废墟成为主角，想关注由之象征的重大现实事件，可惜的是编剧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废墟并未成为主角，只能退为背景，主角仍是外来人的故事。对此，贾樟柯本人是诚实的，“当时我也很矛盾，是以一个在当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感受这个故事，还是以外来人进入到这个现实里面展开讲，我后来觉得应该以一个诚实的视角进入，所以就采用了两个外来人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有很深入的介入，可能有表皮的略过。”贾樟柯在此说到的现实指就是与三峡移民事件有关的现实，即崔卫平说的“废墟”。那“在当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显然是与废墟切身相关的人。对当地人来说，废墟般的现实具有切身性，对影片的两个外来主角而言，废墟般的现实则只有旁观性。由于缺乏对处身现实（移民事件）中的当地人（移民）之命运的了解与思考，编剧就不可能以当地人的视角进入当地的现实，不可能对这种视角中呈现的现实进行反思性表达。对编剧来说，选择外来人（看客）的视角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遗憾，而非应当如此的选择。当然，进入现实的视角可以是多元的，但就重大现实事件之现实性的表达而言，“切身性视角”是最为“基本的视角”，因为重大现实事件的现实性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它所导致的人的现实命运。由于缺乏这一“基本视角”，影片所呈现的就只是有关“废墟”之外部观看的印象碎片，这种碎片能构成现实性和史诗性的要素吗？
“与三峡移民事件有关的现实”因背景化而虚掉了，“与三峡移民事件无关的现实”则因韩三明那朴素的善而落实（另一对夫妻的故事也只是一个陪衬）。这朴素的善是变化中的不变者，是小百姓生存现实的最后支撑，也是韩三明妻子未来的等待，这大概是影片中真正落实的现实与感人的要素。编剧所谓“有很深入的介入”的现实其实是他熟悉的后一种现实，那“可能有表皮的略过”的现实恰恰是他不熟悉的前一种现实。就后一种现实而言，它的确是“深描写实主义”，就前一种现实而言，它则是一种“表皮现实主义”了。座谈者谈论的恰恰是前一种现实，所以有些言过其实。
从这两大现实的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剧者的优长与限度。早在《小武》中贾樟柯便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天赋：对俗常人生的素朴之善及其现实状态的超常敏感，对视听叙事之细节要素的简要运用，这一天赋在《三峡好人》中也有绝妙的表现，那就是对三明故事的叙述以及对废墟场景与噪音的细描；
然而，当贾樟柯试图进入重大历史事件所导致的现实时，他的艺术限度就突出了。《三峡好人》之不如《小武》，就在于它把两种现实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尤其是把他不甚了解且缺乏深入理解的现实急就地拼接在他熟悉的现实上，使影片中的“现实”成了不伦不类的拼盘。
再看“好人”。影片给我的“好人”似乎没有座谈者说的那么玄妙，他就是韩三明那样的人，那种始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保有素朴之善的人。其实，三明之为“好人”在他所用的手机音乐“好人一路平安”中就有明确的暗示。写三明式的好人，以及这类好人的品质是贾樟柯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艺术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所在，甚至像“小武”那样坏在其外好在其中的人也是这类好人，至少是西川说的“不饱和的”好人。问题同样在于，将这样一个“好人”与“三峡”所象征的移民事件关联起来是否合适？三明式的好人是超然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之外的，换句话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社会时空中都可能见到这种好人，因此，他与三峡移民事件没有特殊的社会性关联。尽管三明式的好人有永恒的意义，就象最素朴的善具有永恒的价值一样，但那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内涵稀薄的好人。在特定的社会境遇中，尤其是在重大的社会性事件中，“好人”具有复杂的社会性内涵。面对离乡背井的命运“顾全大局”是“好人”；
面对移民纠纷“让一步”是“好人”；
邻里有难“援之以手”是“好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好人”；
循规蹈矩，“遵纪守法”是“好人”；
世态炎凉“重情守义”是“好人”。“好人”的社会性内涵会在重大的社会性事件中变得尖锐而充满悖论，因为你顾全的大局可能有问题，你在纠纷中让一步可能让不义进两步┅┅；
你的“好人”之好就得打个问号。还有，在重大事件中，“好人”之“好”也在经受考验，一个日常好人可能会在重大事件中面目全非，“好人一路平安“的日常信念也可能遭到彻底的颠覆。因此，重大社会事件给严肃艺术提供的是这样一个契机：“好人现象”会成为反思个人生存和社会关系的入口，而不是一个预定的出口，这才是高品质艺术世界中的好人！一个与问号关联在一起的好人！
从以上分析可见，《三峡好人》中既没有作为移民事件之象征的三峡，也没有在此事件中的好人，因此，它多少有些文不对题。其实，影片的英文片名Still Life（《静物》）更像编剧要写的东西。正如编剧自己所言，他在“一批又一批劳动者”那“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中”看出了“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深入这种现实，而是以外来者（两个主角）的眼光把这个现实处理成了旁观之背景。事实上，影片呈现的正是与这个背景没有必然关联的外来人的现实，而不是三峡的现实，更不是“静物”的现实。但编剧何以要“三峡”？而且还要《三峡好人》？我不知道答案。
也许，《小武》还是贾樟柯的一个高度，要超过它并不容易。当然，我更愿意将《三峡好人》看作超越《小武》的尝试，尽管它还不成功，但这种尝试很重要，因为它在向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更是在大片纷纷堕落的时刻持守艺术的基本责任与良知，因此，我非常认同座谈者的用心。不过，真要让贾樟柯的探索达到座谈者期许的高度，友情呵护固然重要，冷静的批评与苦口的良药也许更重要。当然，你可以说这不过是一次朋友间的座谈，有那么学术吗？的确，如果该座谈只保留在私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它出现在《读书》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平台上，并且座谈者都有较高的公共身份，它的是非就不是一群人私人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读书》上就一些严肃的话题来使行侠仗义之气和抒哥们兄弟之情是否合适？在如此之“气”与“情”的笼罩下就那些严肃的话题能谈出什么样的“理”？这种做法是否顾及到自己的公共责任？这是我要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