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开始写作的今天，2007年8月8日，《纽约时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 博林格尔（Lee C. Bollinger）所写的题为“制裁以色列大学？那也制裁我们吧！”的抗议信。有美国约300所大学校长在这封抗议信上签了字，为的是抗议英国一家工会组织UCU所发出的抵制以色列的大学进行国际交流的倡议。
那么，UCU是个什么组织？它具体提出了什么倡议？缘何提出这样的倡议？美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立场空前一致地站在英国学术界的对立面？两个有着历史渊源、学术渊源的西方大国的学术界，为何对峙交锋？
UCU是个什么组织？
UCU的英文全称是：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直译为：大学与学院联合会，即：英国高校联合会。这个高校联合会是全英国最大的工会，也是全英国最大的职业组织，主要成员都是全英国的学者、大学教师、研究员以及在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界工作的人员等。据该联合会声称，它代表着全英国超过12万的学者和管理人员，是政府和雇主所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目的在于为教育者和教育事业提供服务。
该组织成立时间很短，最初形成是在2006年的6月1日，但它是由两个很大的组织合并而成的，这两个组织分别是：“大学教师学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简称AUT）和“高校讲师联合会”（the University & College Lecturers’ Union）合并而成。
UCU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原有的两个组织则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初，而且都是以维护教育者的雇佣权益、提高教育者的职业兴趣为宗旨，在英国乃至世界上都享有盛誉。
UCU倡议：对以色列的高校实施学术制裁
实际上，UCU的倡议早在今年的5月30日就发出了。当时，它们通过了一项决定，向UCU的成员提出，UCU禁止与以色列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目的是为了向以色列施压，敦促其改善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该决定将考虑在来年加以实施。
据UCU网站2007年5月30日报道说，该组织的代表以绝对的多数票（只有1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报告，报告建议要对以色列实施抵制，而这项建议最初来自于巴勒斯坦工会的呼吁，要求抵制以色列学术组织的活动。第二天，英国最大的公共事务员工工会也说，他们也要考虑抵制活动。
6月29日，CUC召开委员会，讨论下一步如何采取措施，让成员来讨论究竟是赞同还是反对抵制以色列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
那么，英国学术界为什么要提出学术制裁以色列呢？这与巴勒斯坦有关。巴以之间的关系和恩恩怨怨无需我在此赘言。英国学界的主要观点很简单：为了支持巴勒斯坦。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占领着巴勒斯坦，如果学术界对此听之认之，那就是与占领者合谋，共同欺压巴勒斯坦人。
因此，支持制裁者认为，应该对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实施全面制裁，以助推进中东和平进展一臂之力。当然，那些愿意谴责自己国家民族和殖民政策的以色列学者，则可以被免除制裁。
学术制裁倡议在美国引发轩然大波
应该说，在CUC发出抵制以色列的倡议后，在英国国内外就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收到了潮水般的抗议。
在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该项倡议带有浓厚的反犹太主义色彩，因而遭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弹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实际上，美国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很简单：学术制裁破坏了学术观点的自由交流，或者简言之，就是干涉了学术自由。有学者将制裁斥之为“麦卡锡式的反知识分子主义”。有学者认为，UCU的这种制裁纯粹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 博林格尔在6月12日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如果英国的CUC坚持其非常错误的政策，那么，它应该把哥伦比亚大学也列在所要抵制的名单当中，因为我们并不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宗旨和你们要寻求惩罚的大学办学宗旨之间寻求差异。抵制我们吧，因为我们愉快地站在来自英国、美国和以色列大学的同仁一边，坚决反对此类在智性上突显拙劣、政治上存在偏见的企图，它要扼杀的是高等教育的中心宗旨。”
纽约市的耶西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校长理查德•M•乔（Richard M. Joel）在书面声明中说，“我愿自豪地把我们的大学加在被制裁的大学名单之列，我们拒绝参加任何将以色列学者排除在外的任何活动。”
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John E. Sexton）也发表声明说，坚决拒绝学术制裁的观点，虽然他没有像前两所大学校长那样要求把自己的大学也加在制裁之列，但他强调说，纽约大学正在推进一项与以色列特拉维大学合作办学的新举措。
到2007年8月初，美国已经有大约300所大学校长在抗议英国UCU倡议书上签了字。博林格尔在抗议信中说，“（这样的制裁）是要隔离以色列的大学和学者，但它威胁的是所有以学术和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大学，而这种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则导向启蒙、共鸣和各种思想的国际大市场。”抗议信还说，如果UCU真的实施制裁，那么，它应该把所有在抗议信上署了名的大学全部列入制裁的名单，因为我们与被制裁者并无区别。
作为签名者之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校长马克•艾默特（Mark A. Emmert）说，“UCU的立场与我们华盛顿大学所持有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全球学术化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限制与那些来自我们可能赞同也可能不赞同其政策国度的学者进行交流，无疑将会缩小我们的学术界。无论它的政治观点如何，UCU传递出的都是错误的信息。”
除了大学校长之外，大约有8,400名个人针对制裁提出，他们同意被称为是“以色列学者，”同时拒绝参加任何把以色列学者排除在外的学术活动。
学术干预政治？孰是孰非？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历来纷繁复杂、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但这场争论并非始于今天。近年来，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总是能引起激烈的争论。
在当前的这场争论中，一家媒体使用了这样的标题，“英国学术界应不应该抵制以色列大学？”在我看来，在这里，不仅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要抵制的问题。一旦我们触及到“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问题可能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只是英美学界的问题。
一方面，英国学术界似乎是想通过这种制裁的方式，用学术干预政治，其蕴涵的理念在于，关心政治、关心现实、关心世界，应该是知识分子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功能之一，若对现实的残暴压迫听之认之，那不就是与施暴者同流合污乃至成为施暴者的合谋了吗？
另一方面，美国学术界则坚决反对这样的制裁，其坚定的信念是，不能使用学术制裁的方式来限制学者思想和学术交流的自由，无论你有多么高尚的动机和感人的理念都不行。
两种观点阐明了“学术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对于学术界而言，究竟是为了世界和平更多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功能而动用学术的“权力”呢，还是在学术中纯粹遵循学术自由、使学术游历于政治之外呢？当然，这两个方面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孰是孰非，很难定论。
以色列的大学在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方面有着很好的学术声望。若真的实施制裁，那么将对以色列的学者产生较大的影响。如，以色列的大学是被包括在欧盟研究基金管理当中的，如果实施制裁，英国学术界将会被要求不能再把以色列的大学包括在合作基金的范畴之内了。同时，英国学者不能参加在以色列的大学所举行的学术活动，英国大学也不能邀请以色列的学者到英国举行学术交流。甚至有些英国学者有可能会拒绝为以色列的学术刊物审读文章。
对事态的发展，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2007年8月8日星期三 22：58
至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2：50
于美国西雅图家中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