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两年以前的春夏之际，我应邀在台湾访问一个月，其间，乘火车南下，单身一人从台北到花莲、台东、台南、屏东、苗栗等地旅行了一周。每到一地，就会有一位当地朋友按预先的约定，到火车站接待我，带我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继续乘火车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应约在车站等候着我。于是新的一天旅程又开始了。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热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于是享受到一个漂泊者的旅行感受。我每天用手提电脑把当天的新鲜感受写下来，于是就有了以下这篇一万多字的台湾南行日记。
2006年底，我又第三次去台湾访问了一个月，台湾朋友说，大陆学者到台湾来过三次的并不多，他还说，而我每次都能单身一个人在一个月时间内，充分自由地在各处旅行，能这样做的大陆人就更少了。看来我是相当幸运的了。然而，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机会相比，大陆人到台湾旅行的机会仍然少得不成比例。有一位台湾学者告诉我，十年来，他至少到大陆二百多次。听了他的话，使我觉得我更有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这也许对于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的方方面面更有帮助。
第一天 晴 我所见到的一位前志愿军
今天早上从台北车站乘火车出发，十一点多钟，火车抵花莲， Z先生开车来接我。Z先生是花莲东华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花莲是台湾东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大约只二十万人口。虽然城市的整体风格更多地受北部台湾文化的影响。但明显地感觉到世外桃源般的恬静的小城镇之美。
下午参观了当地横贯公路的栈道工程。整个工程都是由当年大陆老兵靠人工在大理石山岩上开辟出来的，花了整整二十年，才使这一军用公路得以完工。这条公路被用来连接台湾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交通，整条公路都是在坚硬无比的大理石山间开凿出来的。其气势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风景之奇丽，令人叹为观止。许多洋人与我们一起来此参观，可见这一横贯公路在旅游上的吸引力。不知怎的，台湾的横贯公路的浩大工种使我想起了我们大陆的红旗渠。只要是中国人，这个民族的坚忍耐苦，勤奋都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
傍晚，我们驱车路过一个退役老兵聚居的大陈二村。说实在话，这才是我这样的大陆来客最感兴趣的地方。大陈二村是台湾各地都可见到的普通的眷村，在一张废弃在路边的旧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头，估计就是大陆来的老兵。我主动上去问好，老兵立刻就打开话盒子。老头看上去身体还很健朗，但思路已经不太清晰，说话不断重复，但大体上还是能听出他的意思。老头姓汪，是当年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山东济南附近某县人，据他说，1950年他们那个军的军长（作者按：估计是师长，可能是60军180师。）听错了电话，要他们后撤，这个军长却听成要他的军前进，于是孤军深入，到了一座山上扎营，被联合国军重重包围，连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美国军队用台湾人喊话，告诉他们如何投降。例如把枪举起来，向右边走出去，等等。后来这个志愿军部队就集体被俘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遣返回大陆，他说他根本不愿意回大陆，这使我颇为惊奇。他说，他参军前就不喜欢山东当地的新政府。他说了山东老解放区共产党如何不好的一些话，（我估计他可能是地主富农之类的出身，土改时家里受到很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他被俘以后坚决拒绝遣返。为了表示决心，在印度中立方人士问其志愿时，他及其他那些坚持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手上刻字，说明自己是铁定回不去了。我看到手臂上刻的是“杀X拔X，反X抵X，消灭共X”十二个字。还有一幅漫画也刻在皮肤上。后来他来台湾参加了国民党军，在澎湖服役，直到1969年才退伍——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他退伍后一直没能讨上老婆，直到大陆开放探亲，才从大陆娶来老婆。所以他的孩子至今才只有16岁。
不一会，一个小伙子从小巷子里骑车出来，从他身边经过，他指着说那就是他的儿子。我向这小伙子打招呼，他也点头示意，骑着自行车走了。这位退伍老兵至今还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他说是那里已经没有亲人，青年一辈的都不认识他。回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又过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路过时搭话，这就是他前些年从大陆娶过来的太太。她说从大陆嫁过来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位老兵每月有津贴一万三千元，合人民币三千多元。住的地方很简陋，像是普遍的简易房。这在台湾就是贫民窟了，但还比较干净。眷村有些人家门口还挂着一面已经褪了色的旧青天白日旗。他们是铁杆的深蓝支持者。临走时，我与这个老兵合了个影，祝他晚年过得顺心如意。此一带眷村特别多，原因是从1956年台湾当局修军用公路，从南部台湾一直修到花莲，工程队才解散，当局建造了荣民之家，来安置成不了家的老单身退伍军人，成了家的老兵则搬了出来，在附近盖了房子，于是就成了这样的眷村。一般而言，由退伍军人自己建造的这些眷村的房子质量要比台湾当局出资建造的“荣民之家”要差得多。
台湾人悲情与两岸张力
陪我在花莲旅游的这位东华大学研究生Z先生，说现在的台湾人，中间派占多数，但中间派中的渐独派比渐统派人数越来越占多数。这是民进党当政者不断宣传灌输的结果，久而久之，台湾国家意识就这样发酵起来。Z先生还说，台湾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大陆说得久了，他们已经麻木了，觉得有美国保护，不会有什么。他说，这正如当年伊拉克一样，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会攻伊拉克，就是伊拉克人不相信一样。他认为这是大陆方面狼来了喊得太多了有关。他觉得奇怪的是，当年新党就是提醒台湾人要警惕大陆打过来，结果反而票数少下去。
台湾问题发展到这一步，也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我们大陆人过去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们本来要解放你，现在不准备用武力来解放你们了，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你们应该满意了。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思维。然而，国民党则认为，他们是带着一个国的框架到台湾去的，久而久之，台湾人就有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他们不同意把他们认同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的安排。用他们对我说的话来说，“一国两制好是好，就是请问，在一国两制里，中华民国往哪里摆？”他们要求对等谈判，而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台湾太小了，没有资格享受东西德模式的对等地位。在我们看来，蜜蜂与大象没有资格要求对等。于是两岸统一的谈判就一直拖了下来，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七年在这关键的十多年里，主张统一的外省籍掌权的国民党老人们一个一个谢世，本省籍政治精英进入政治中心已经大势所趋，此前没有谈成统一，以后就越来越难办。九七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没有关系的新生代缺乏老一辈那种对大陆的亲情感受，他们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8年，那时在台湾的统派朋友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变化。此时并没有人能提醒我们要考虑反省对台战略，以适应这一新变化。直到邓小平逝世后，我们的思考并没有什么新意。我们担心改变原定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设想，会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大家仍然以不变应万变。直到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把国民党元老李焕、俞国华、郝伯村一个一个赶出政治舞台。统派即外省人政治影响力的式微于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台湾总统直选是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普选制民主化，这无疑极大地有利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取得比外省人更优势的政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统一，我们大陆采取以“飞弹促统一”的政策，这反而使他们产生台湾人的所谓“悲情”，台独政治家则十分聪明地利用这一点来强化他们的台独诉求，他们的话语在台湾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相反，外省人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陈水扁这样的台独派掌权后又进一步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来进一步推进“脱中国化”的政治与社会政策，这又进一步加强了本省人的“本土意识”，即台湾认同。两种因素相互激荡，最后形成现在这个结果。
用他们的话来说，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两岸关系走的是以下逻辑：大陆打压——激起台湾悲情——台独派推动以族群划界——形成强调台湾独立的民粹动员——台独派选战中轻易地获得多数——民进党上台——进一步刺激大陆——大陆再次打压”的恶性循环。其中，台湾本省籍占人口85%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实现了以族群划界，那么，台独派利用民主政治上台就是稳操胜券了。而要实现以“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划界”，最好的办法是让大陆打压台湾，于是台独分子不断刺激大陆，便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利器。他们说，“在选战前，就怕大陆不打压我们。而所幸的是，每一次大陆当政者总是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用他们的话来说，大陆的强硬政策是台独派的甘霖。这话说得很刺激，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这些话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主？用一位台湾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十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所作出的选择，胜过九个博士所作的选择。
我在东华大学的招待所里住下，校园有两个弱点，一是离花莲市区太远，有二十多公里，二是校园面积大而无当，以致校园内冷冷清清，没有人气，更谈不上文化气氛。这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我对此行的一点认识。台湾人文之美，在于它有像花莲这样的与世无争的小城市，这里有着一种战前日本的那种感觉。我在车站外等候接我的人的时候，注意到那些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初看起来，他们的服装及气质颇像三十年代日本相片里的乘务员。这里很安静。人也缺乏快节奏与竞争意识。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也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呢？这里的人们对大陆已经够陌生了。也许由于花莲在地理上处于大陆更远的东边，太平洋在其东边。大陆更像是山外山，天外天一样。与世无争加上与大陆文化的脱节，很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J先生与我相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谈到了许多有关大陆、台湾及相关的问题，他也完全能理解，也颇能对应，也谈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看法也给人启示，绝非没有感悟的人士，但总使人觉得他对大陆没有真正的兴趣与热情。这与台北人有很大的不同。包括这里的教师，这种兴趣上的隔阂与冷漠，可能比不理解更为致命。
入夜，我住在东华大学旅馆的一间很不错的房间里，台币六百元一天，合人民币一百五十元，相当便宜了。这个招待所没有服务生，整个楼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窗外就一片树林。有一种荒凉之感。好在我把电脑带在身边，现在可以尽情地在电脑上抒写自己的旅行感受。明天早上，我将离开了花莲这个小而美的城镇，这里的宁静之美，是大陆人很少能体味到的，也许我永远不再会来到这个地方，但却可以让它保存我的回忆之中。人生就是如此。
第二天 晴 车站上的南国文学青年
清晨，一部预先通过电话预约的出租车来东华大学招待所接我去车站。我就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无人管理的小招待所（这也真是一种很新奇的感受）。十分钟后就到了寿丰火车站。这是花莲县境内沿铁路的一个小镇。在车站月台上候车时，见到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是东华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他说他喜欢文学，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我问起诗人余光中与洛夫，他对前者略有所知，对后者完全不知道。
其实我对洛夫也知之甚少，洛夫是衡阳同乡，他是二哥萧牧（我的堂哥）半个世纪前最好的朋友，他们这两个文学青年在衡阳解放前，结伴乘轮船，来台湾求学，到了台湾才知道自己是被当作国军的壮丁从大陆骗过来的。二哥由于有一位在台湾的亲戚的资助，赶上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后一架从台湾飞往大陆飞机，抵达贵阳转回家乡，而把洛夫一个人留在了台湾。萧牧觉得自己对不起好朋友，为此内疚了多年。然而，人的命运竟然那么不可捉摸，二哥回大陆后，厄运不断，由于去过台湾，从此就开始了三十年的苦难的人生历程，（他把这一切都写到了自己的《风雨人生》的自传中），而这位洛夫却在台湾成为著名诗人，直到八十年代洛夫衣锦还乡，他在衡阳火车站的月台上，最想见到的是自己的老朋友，饱经风霜而显得特别苍老的二哥，默默地站在大批迎宾人群之最后面。相见时，这位台湾著名诗人已经无法辨认出自己当年的最好的朋友了。他们双双无言，感叹久之。他对二哥说的令二哥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年其实你比我更有文学才华呵。”
话归正传，我问这位月台上萍水相逢的青年大学生，你喜欢什么流派的诗歌，他说，他们有他们一代人的想法与思考，还说不出什么流派来。粗看起来，他似乎与南部农村来读书的青年差不多，仔细观察，在他身上还能依稀感觉到那么一点南国文学青年的气质。厚厚的眼镜下面，是一对有幻想力的单纯的眼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突然想到二十多年以前，当年我二十来岁，正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两万里，从风陵渡、敦煌、青海湖到桂林，到处留下我的足迹。那时的我，也许与他有些精神上的相近处。也许与他进一步深谈可以从他身上读到我当年的影子。然而，这一切只能是失之交臂。火车很快就来了，我祝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谢谢我。我们买的是不同车厢的票，分坐在不同的地方，直到下车，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正如天际偶然相遇的两颗流星，又匆匆消失在茫茫的天际。在大陆好像已经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文学青年，在台北这个现代化的世俗化的大都市，我好像也再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但在台湾中南部，仍然可以邂逅这样的青年人，真有意思。
在台湾坐火车旅行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与日本新干线一样的舒适的全封闭空调车厢里，乘客并不多，车厢里清洁而安静。这时我打开手提笔记本电脑，在电脑上尽情抒写自己一天来的感受，望着窗外那些绿野中的山峦，山上是浓密的森林，几乎看不到一块裸露的黄土。路边是芭蕉与棕榈树。农舍已经不再是传统式的，而大多是白墙红瓦。在列车上，你四周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这样也有好处，这是一种独特的孤独感，一种无意中从旅行的漂泊生活中获得的自由空间。你有充分的自由去观察你四周的一切。
上午三个小时在火车上也是在电脑键盘的打击中渡过的。我想起了高尔基在他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得拉》中的老牧人的那句话：“人生就是这样，到处走走，到处看看，看够了，就躺下来死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始终是一个人，对一切感到新奇，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此生中见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像是两颗流星在天际偶然相遇，又匆匆离别。然而却在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些淡淡的然而又美好的回忆。我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孤单中可以防止多人组团旅行形成的团体气氛封闭性。这种漂泊感会使你不得不融入到新环境中去，去感受周围的一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就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二万里，并沿途记下了七万字的日记。现在我又一次进入那种漂泊式的旅游的新鲜感受中了。
第三天 晴 一个投蓝营票的台东本省人
早上，从花莲寿丰站上车赴台东。到台东已经是十一点多钟，W小姐来接，她是我在台北C先生的学生的学生。我们在附近一家小餐馆简单用餐以后，她开车带我到她认为台东最好的海滨去处。那是一个相当优美的海湾，站在小咖啡馆的露台上，一眼望出去，雪白的海浪在蓝色的太平洋上翻滚。远方朦胧处是一个蓝色的小岛。四周的一切是如此安谧宁静。这一路上，热带的林木沿着公路展现在面前，使我想到了当年到过的美国南加州的风光。虽然，台东被认为是全台湾最偏远落后的地区，台北人也很少来这里，大陆来的人更少。但这里的旅游资源却相当丰富，公共设施也相当不错，实在感受不到落后的感觉。
W小姐是个热心人，一路上她讲到大陆时就十分钦佩，总是说大陆真大，大陆好玩的地方真多，台湾太小了，她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只是从当地去过大陆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上海，多次向我说起上海发展得真快。遗憾的是她由于是公职人员，不能去大陆，要退职以后十年才能去。她的祖父已经去过大陆三次，特别喜欢上海与杭州，也许她受到祖父耳濡目染的影响。
台湾人说上海好，这是我在台湾听到的最多的话，只要我对陌生的台湾人自报家门，说来自上海，就会从对方眼神里看出对上海的由衷的称赞。记得有一次，在台北街上遇到一位牵狗的青年，要把他的小狗卖给我，我说我回大陆无法带狗上机，他听说我来自上海，脱口说出的一句话就是，上海人比我们台北人有钱。我笑起来了。说那不见得，但却从他的话中体会到上海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印象。在电视上也常有主持人说，“到了上海才知道什么是钱少，到了台北才知道什么是吵闹”。
再回头说说这位W小姐，她是地道的本省人。她家三百年前从广东那边过来，原来住在彰化，后来全家迁到台东。她说她是四分之一的客家人，四分之三的闽南人。她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台湾青年，我偶然问起她投票给谁，她说投给连战（作者按：此时是2004年六月），原因是陈水扁四年来没有给公务员加薪，而物价却上涨了许多。但她并不认为连战就好，只是相对而言找不到更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不得己投票给连战。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而且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却对大陆来客如此热情友好，谈起大陆来总是由衷称赞，而且也投蓝营的票，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人们都容易产生简单化的概括思维。简化与概括固然是抽象思维的本质，但当人们这样做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丰富的现实生活简化为一些刻板的印象。其实，我想，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台独人士出于政治理念的需要，不断通过各种竞争性的民主制度的渠道，宣传台独理念，并不断炒作悲情意识，把本省人说成是受难者，外省人是“侵略者”，，这样做会把他们原来的排他性的地方主义激活。这确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人说，台南甚至形成这样一种话语，“那怕阿扁是强奸犯也要选阿扁，因为他代表本省人的利益。”这当然是选战时最极端的言说之一。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地方排他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南方本省人却在现实生活中，在十多年两岸经济互动过程中，在不断来往于两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在民间的存在，抵制着台独对大陆的妖魔化与意识形态化。
下午参观原住民博物馆。三点多以后我返回原住民旅馆（房费每天900元），是一个很干净的榻榻米，设备齐全，一觉睡下去，睡到七点天黑才醒来。
一个当过日本兵的国民党老兵
傍晚时分，从宾馆出来，走到一条小街上的小面馆用餐，然后漫步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去买明天早上用的盒装牛奶。与小杂货店的老板闲聊。一谈起来，就听出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可能是位大陆过来的退役老兵。因为他说的是一口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
他的经历十分丰富奇特。他原先是冯玉祥的国民党军士兵，十九岁时在洛阳会战中被日本军队俘虏，于是就参加了日本军队。后来到了台湾，成为驻台湾的中国籍日本兵，以后又随日军驻菲律宾、印尼、还驻到日本本土。到了抗战胜利，又从日本返回大陆，居然又第二次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又于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随国民党军来到台湾，五十年代后期退伍，退下来后在台东气象站工作到退休。至今还拿一万元退伍军人费，他顺手把一份气象局的过年慰问信递给我看。这样算下来，气象局四十多年如一日地逢年过节给他寄发慰问信，至今还没有中断过。
对于一位大陆人来说，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自己这样一段从军的经历如何解读。从与他的谈话看来，他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识来看待这一段经历。他说当兵就是为了吃饭，那里有饭吃，就在那里当兵。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放大到十寸的穿日本军装的相片给我看，那是他二十一岁时照的，这肯定是他最得意的一张相片。否则他不会留到现在，并放在手中可以随时拿到的地方。相片里的他长得有点胖，颇有点神气活现的样子，看来在日本军队里吃得很好。我问，你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再当国民党军，军队里有没有歧视你这个前日本军人？他说这时很自然，国民党军队里过去也有日本士兵。
我问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与日本军队里当兵，有什么不同的体会，他说，中国人什么都知道，但知道了并不一定去做，什么都说得好好的，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他说的大概意思是言行不一。）而日本兵只知道服从上级军队，除此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说，当兵时新兵最容易死，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而老兵则很喜欢打仗。我问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平时有军纪要求，打仗前就放任军队自行其是，这就出现了烧杀抢事件，也没有人管。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当年在日本军队。也不好再问。这位八十三岁的老头看上去身体相当健康，头脑清楚，与昨天见到的那位前志愿军战俘颇为不同。最使我奇怪的，他居然没有什么我们最敏感的政治是非观念。在他看来，他就是个可以为任何人当兵的职业士兵。
听到我是来自上海的，他又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情景，他八十年代初期回河南老家一次。此后再没有回去过，在台东已经渡过了半个世纪，也不再想家，毕竟这里已经习惯了。他的小店很凌乱，也不太干净。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西部工作，都是当警察的。我告辞时，他站起来送我到店外，并与我握手告别，说了一句，今天见到了家乡人了。
这件事的意义何在？我想，我体会到两岸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在台湾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的是非价值观念，相对而言比较弱化。在国民党当政时，官家对于士兵，只要是为台湾政权服役，以前的经历并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不予注意。一般民众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这位冯玉祥的士兵可以一变而为国民党军人，又一变而为日本士兵，日本战败后这位日本军队的士兵又回中国，居然还是可以参加国民党军，并在台湾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政治压力，他之所以能保留那张日本军人相片，并毫不介意地拿出来给一位来自大陆的陌生人看，说明在这里，此类事已经司空见惯。从来没有受到过政治上的追究。而在中国大陆，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对政治效忠的要求远要严格得多，“文革”时，那怕一位前国民党时期的小公务员参加过国民党，都成为严厉追究的对象。我们大陆有很强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如果这位老人在大陆，把这样穿日本军服的神气活现的照片拿出来示人，至今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随着时代变化，原来在历史上形成的的政治标准逐渐淡出也是自然趋势。记得八十年代有一句颇为流行的政治用语，叫做“爱国不分先后”。只要爱自己祖国，过去信仰什么主义已经并不那么重要，这正表明我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台湾与大陆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
第四天 晴 “你们大陆人不像我们心目中的唐山人”
早上八点半F先生来接我去火车站，九点正，列车从台东继续南行，向屏东前进，一路上我继续在手提电脑上写日记。每次旅行我都有这样的习惯，一定要把刚经历的事记下来，否则下次再记就会失去那种新鲜亲切的感受。
十一点四十分抵屏东。L先生穿着一双塑料拖鞋，开着一部很旧的轿车来车站接我。L先生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就是为人豁达开朗，在他面前你会毫无拘束。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台北某大学的国际关系的博士班学生，几年前，曾经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研究了一段时期。对大陆可以说相当了解。然而，他现在的正式职业却不是做学问，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台南普通的养猪个体户，他一家三口人，加上雇了一个帮手，经营着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养猪场，居然一共养了二千头猪，此外，还开了一家饲料厂。他自由地选择了养猪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他的角色跨度如此之大，并乐在其中，实在令人印象深刻。L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南部人，今后两天我可以无拘无束与他交谈，这是了解一位典型的南部草根知识分子兼农民企业家想法的好机会。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今天确实是台南之行以来收获最大的一天。
一路上，他边开车，边把话盒子打开了，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十分坦率。他说，你们大陆人变了，变得与台湾人原来想象中的唐山（这是台湾人传统对大陆人的称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几年前去过大陆，并在北京生活过两年。他很不客气地说，大陆人大概经过了革命，革命已经把人性改造了。你们不太懂得宽厚之道。你们总是咄咄逼人，总是像家长制那样以势压人，你们与人们心目中的唐山人的温良宽厚有很大的不同。他又举了那个我早就知道的关于沙祖康在电视里的那个著名例子。
早在台北时，就有台湾朋友对我说，在非典流行时期，一位台湾记者在国际场合曾追问当时的中国驻联合国卫生组织代表沙祖康：“什么时候联合国的卫生官员可以到台湾来指导防范沙斯的工作？”这位大陆官员居然把西装里子向外扬了一扬说，“谁管你们呵！”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就是这个镜头，成为比任何广告播放次数都多的经典镜头，每隔几分钟就会频繁地出现在台湾电视的各个频道上。它深深地印记在台湾人的头脑中。台湾妇孺几乎无人不知，台独分子大大地利用了它所具有的广告效应来鼓吹他们的“脱中国化”。我在台湾已经听到好些人议论起过这一件事。
这一次我仍然为我们的沙先生进行辩护。我还说，即使沙先生是如此，他也是个别人，这也不一定代表大陆人对台湾的态度。绝大多数大陆人决不会这样对待台湾同胞。我还举了一个台湾老人自己告诉我的例子，这位老台胞在几十年来第一次返乡刚过长江后，载他的汽车碰坏了某个村子里人家的一面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主人听说是台胞，就主动说不用赔了。
J先生却以沙先生的例子来证明大陆人的“人性已经被扭曲了。”大陆人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同情心。他说只有家长专制下的人，才会养成如此冷漠而近乎残酷的态度。他说的最重的一句话是，如果大陆与台湾统一后，让沙祖康这样的人来治理台湾将会意味着什么？你想我们怎么敢统一？看来这件事给台湾人印象太负面了。（作者附记：二年后的今天，胡温提出和谐社会，也同样适应于对广大台湾同胞，我们的官员包括沙先生也许在工作方法上会有所长进，不至于使仇者快亲者痛，“愤怒的诗人”角色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合适的，尤其是两岸充满不信任的气氛时。）
我们在一家乡村简易餐馆里坐了下来聊天。我很想知道台湾人对大陆看法的历史变化。J先生说，民国38年（即1949年）以前，台湾人并不排斥大陆人，中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台湾人是发自内心地欢迎国军来台湾的。甚至对国军的到来还有点浪漫的期待。但没有想到的是，国军纪律如此之差，穿得衣着不整，连鞋带都不系。他举例子说，那些国军来台湾时，明明有迎接他们的大轿车让他们坐，他们有车门开着却不从车门进，却偏偏要从窗口里进爬着进去！这样的纪律怎么让人看得下去？如果没有系鞋带，也可以理解，中国大陆那时穷，军队供给不好，但精神状态怎么与被战败的日本兵反了过来？战败的日本兵离台时反而像是凯旋归国，整齐地开步走，胜利的国军反而象兵败如山倒似的游兵散勇，毫无军纪可言。如何让台湾人对大陆政权产生认同感？
他说，大陆人，韩国人都恨日本人，这很正常，因为日本人做了许多坏事，然而相对而言，台湾人对日本人的确比较有好感，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在台湾实行的政策，是把台湾当作日本的“国土”来对待的，不同于它在其他殖民地的政策。另外，国民党当年表现得也实在太差劲了。引起了台湾人的反感。他说，其实，日本人应该感谢国民党，因为日本人把台湾人变成“二等公民”，而国民党却把台湾人变成“三等公民”。因此，处于“三等公民”的台湾人，于是反而会对把台湾人看作“二等公民”的日本人产生了好感。日本人守法意识强，台湾人也在日本统治时期学会了守法，但统治的国民党却不守法，腐败加上二二八事件，让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结下了仇。而你们现在大陆用飞弹来压我们，好像我们害怕了就会同意统一了。由于我们觉得大陆不讲理，于是我们就会把对当年国民党的仇恨又转移至大陆人身上来了。其实，从两岸关系刚开始解冻时，台湾人对大陆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不满。
我说，对国民党，你们要想到他们对台湾发展的贡献，不要只想到二二八，台湾贫富差距之小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其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来到台湾后就成功地搞了三七五减租。又搞了和平土改，使耕者有其田，佃农阶级从此不复存在，这些自耕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又大量地转化为中小企业家阶级与城市中产阶级，这是台湾现代化成功的最大秘密所在。
对此，J先生的看法是，台湾和平土改确实干净利落，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没有这样干？原因是大陆政权与台湾本土士绅之间没有深密的关系，他们是外来的，与本地地主关系很浅。而且可以趁势削弱自己的对手。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我说这也不尽然，汤恩伯的部队在1932年攻打皖西苏区时，也知道当地老百姓参加红军是地主剥削太重，他们在围剿红军以前就召集当地地主开会，强行命令地租不得超过25%。据说收效还不错，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有平均地权，问题是历史没有给国民党足够的机会与时间。在这方面共产党就成功得多。
我还说，其实台湾人对大陆有很多误解，我们的飞弹放在那里，主要是表示一种决心，而并不是对台湾老百姓。我们不得不申张我们的决心。我们是做给国际上的另外一些国家看的。不过我也承认，据我的观察，当年我们的飞弹警示效果并不理想。
他说，日本人对台湾的经营是费了一点苦心的，从日本从1895年日清战争结束后获得台湾，到1920年代以前，一直是每年把大批预算投入台湾，而没有从台湾获得收益。台湾变成了日本的一个沉重经济负担。以至于当年日本议会中，有人递交了一个提案，建议把台湾在国际市场上拍卖掉。直到1920年以后，日本才开始从台湾每年获得收益。台湾的教育程度，1923年已经达23%，而当时中国大陆的识字率要低得多。
“妈妈，我这次打酱油打了整整四十年！”
J先生对那些大陆来台湾的老兵还是充满同情的，他说起他们村的老刘的故事。他们那里有一个卖汤面的老头。老刘是从大陆来的老兵，始终没有成家，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年，整整写了四十年日记，这些日记本加起来有几十本之多，他死后，大家翻阅他写的日记，居然发现，其中几乎每一页都有被泪水染湿的痕印！他说，其实在台湾最悲惨的是那些老兵，他们大多还是被拉夫拉来的。我问J先生，那些日记哪里去了？如果能出版，那将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了解这些老兵心理与精神世界，对于了解国民党时期的军队生活与社会变化该多有价值！然而，J先生告诉我，当时这位老兵的朋友在这位老兵的葬礼结束后，把这些日记都烧掉了。他们的想法是，让这些日记随主人上西天去吧，他肯定在西天还要翻阅这些日记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些日记留下来，我叹息了好久。
他还告诉我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老兵的故事，这位老兵当年在大陆只有十七岁，妈妈让他出门买酱油。刚一上街就被抓壮丁抓走了，从此就再也回不来，到四十年以后，台湾终于开放大陆籍老兵回乡探亲，这位已经两鬓苍白的老兵终于回到家乡，见到了年迈的老母亲，他当时跪下来，只说了一句，妈妈，我上街打酱油，打了整整四十年！J先生说，这些老兵的悲剧在于，他们连选择回乡的权利也没有！
当然，台湾现在经济上发达了，台湾老兵还是在经济方面受到一些照顾，他们可以每月至少获得一万三千台币（合三千多元人民币）的津贴补助，如果是军官，津贴还要高许多。他们的遗孀也可以终生享受老兵生前所领取的原津贴的一半。（我此时想起了前些年报纸上曾披露过的一件事：一位抗越自卫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母亲由于家里穷，把牺牲了的儿子的烈士证书以二十元人民币卖给别人，以此来补贴家用。烈士每个月的抚恤金被当地不法官员侵吞的事时有发生。对比之下，台湾这样的做法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大陆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怃恤金，但对自己的军人在精神上的关心与感恩心却是不应该少的。
J先生还说，当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反攻大陆，预先告示，一旦反攻大陆成功，每个军人都可以回家乡授予良田，这些老兵还保留着“授田证”，这些“授田证”倒也并没有变成废纸，后来台湾当局以二十万至五十万的折价，把“授田证”折成现钱返回给老兵，算是没有违背当年的承诺。
台湾当局对农民的补贴照顾，也是给人印象颇深的，每个老农民六十五岁可以领取4000元生活补贴。山地土著居民从55岁起，则高到五千（国民党执政时对占人口约3%的高山族居民的这些德政，也使高山族在历次总统选举中成为铁杆的泛蓝支持者。）据J先生说，如果经济发展得好，再过几届政府，全台湾居民都可望获得每个月8000台币左右的生活养老金。（作者按：现在看来，台湾经济连续多年不景气，要实现这一愿景的难度可就大了。）J先生说，台湾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台湾农民根本不用交税。农民现在看病不用交费。一切由政府包下来。新竹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好，当地农民已经可以每月获得额外的3000元，合计达每个农民每月可得7000元退休养老金了。
出门后，我说我想顺路参观一下附近的“荣民之家”。
所谓的荣民之家，就是台湾当局专门为安置退休老兵而建的养老院。L先生说，凡是一个城镇最好的地方，肯定就是荣民之家。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大门坊，我们的小车在这个“荣民之家”的大院里绕了一圈。这所养老院环境确实相当优美，园中绿树成荫，有湖有山，设施也很齐全，与公园差不多。可以看到老人在其中或散步，或坐着下棋聊天。然而，我却油然产生一种怜悯之情。此情此景，总令人感到有一种辛酸之感。他们的表情是麻木的，总好像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隔世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感受。他们与常人看上去似乎总有什么不同。虽然，他们吃住全部免费，每月一万三千元至数万元的津贴只是他们的零用钱。
小车开出了荣民之家后，L先生指着那些看上去像小旅馆的房子说，那里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妓院。门口坐着一些穿着入时的女子，她们很注意地望着我们，那种眼神如同做生意的人注意顾客一样。其中一位冲着我们说，“里面有年轻的”。我们一听都笑起来了。台湾当局虽然禁止娼妓，但对于开设在老兵居住区附近的妓院还是张一只眼闭一只眼。嫖妓费大约五百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25元。
这些对荣民的优抚举措大多是李登辉当“总统”时定下来的。考虑到这些老兵对台湾的贡献，考虑到他们多年从军，已经失去经济上谋生的技能与知识能力，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就肯定会闹事，而且会闹得不可开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弱势群体之所以没有成为流离失所绝望阶级，应该与当局的未雨绸缪的主动行动有关。当然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也是做不成此事的。
穿行在台南荒野的墓地里
参观了老兵的荣民之家以后，J先生考虑了一下说，“尽管天色已晚，我还是要带你去看山地的原住民村落。如果不带你去，我就没有尽地主之谊。你们大陆来的人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于是，他驾驶着那辆破旧轿车，一路颠簸着，向屏东郊野的山区开去，直奔我们大陆人所说的高山族生活区。
此时夜色渐渐降临。车子在小路上蛇行，两旁长满一公尺高的野草。我们借着微弱的白光，看到路两边有一些荒坟。他说这里安葬的大多数是当地的大陆老兵。我特地请他把车停下来，让我这个大陆人下车看一下。他在车上等我。我借着微弱的白光，首先见到的是一位河南籍的老兵墓碑，墓碑顶端嵌着的那张瓷质的墓主相片，在夜色中已经无法辨认清楚了。这时我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悲凉之感。我想在夜色中拍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时J先生在车上突然高喊起来：“萧教授，别拍了！快上车吧。”话中似乎带了些许命令的口气，我不明情由，勉强上了车，他在车上才对我解释说，我们这里的人很相信死人是有灵魂的，你拍了照，会很不吉利的。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就有过这样的事，有人拍了坟墓的照片，梦里会有许多老兵来找你，要你带信回家，白天还会出一些你想也想不到的事。那么多孤魂不能回家，他们的灵魂会让家乡来的人把他的消息带回家去。你会有许多不明不白的怪事缠身。”
我虽然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者，但在这个黑夜里的荒山野地的环境里，那一米多高的野草中穿行的小车里，却平增了一种神秘感。使人不禁半信半疑起来。
一路上我们还在另一处当地人的墓地停了下来。台南农村的殡葬传统的保留，远比大陆要完整得多。那些荒野中的墓碑特别有意思，横写的大字是祖籍，如“武威李氏”，“陇西张氏”，“兰陵萧氏”，等等，“考”，“妣”，“显”，一大堆只有在古文中见到的用辞在小小的墓碑上刻得一应皆全。充满一种古味。我突然想到了一周以前在台北时，老朋友高华对我说的话，他说，有位台湾老教授告诉他，你要找南宋以后中国风俗文化的遗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台南农村里去，那里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非常古老的东西。老高还给我讲了一个好笑的事：南台湾的农民十分质朴，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大陆来客。八十年代中期，当他们第一次在台南家中迎来了来自大陆的客人，就会对邻居说，“我们家来了一个共匪，这个共匪可好呢。”这实在是因为，在台湾当时的语境里，他们真不知道除“共匪”外，大陆人还有什么其他称呼。
说真的，坐在汽车里，在屏东的农村野外荒草间穿行，而你刚才见到的除了充满古意的墓碑。那无意中钻入头脑中的“显考”，你会突然产生一种时光倒错之感，那真是有了回到南宋时代的感觉。台湾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甲午战争以后，这里就是日本人的殖民地，日本自己的文化都是来自唐宋以后的中国，所以，在日据时期，或我们说的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人对于中国传统倒是没有什么不敬。于是这种古风就自然保留下来了。到了国民党政权迁移到了台湾，台湾当局对于保持国粹也颇为积极，再加上台湾进行的是和平土改，没有把地主斩尽杀绝，当地的传统士绅文化与民俗都没有受到“现代性”的冲击。有人说，“台南比中国大陆还要像中国”。这话看来说得也不无道理。
开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开到山上，这里，天已经完全黑了。那山坡小路的两侧一排一排的均是小平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那就是当地排湾族原住民家。小平房里透出电灯光，可以看到房间里的居民，以及路上的行人的穿着，已与汉人无异，这里的人看上去神情特别悠闲自在。排湾族是高山族的一种，这一民族被荷兰人从山里赶到平原定居，后来又回到了山地，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们确实享受到台湾当局很优厚的津贴，包括考大学加分，每月的少数民族生活津贴比汉族退休农民的津贴还要高，还拥有大批的山林土地。正因为如此，占台湾人口不过百分之三的原住民，对国民党是颇有好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选总统时，一般都是把票投给国民党，也许是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当年国民党当政的一种回报，一番谢意。但他们人数只占3%，在选战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的外省籍人士及其后代，约12%，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才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这是国民党在选战中的软肋所在。
排湾族大都信基督教长老会。我们信步走进一家小型教堂，那教堂就像一个大教室那么大。教堂里面灯光通明，却没有一个人。J先生指给我看那讲经台上的一本厚厚的书。其中没有一个字能看得懂。原来，那是一部用罗马字母拼写的排湾语的《圣经》。排湾族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山地民族，西方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为了传布福音的需要，把大部的《圣经》翻译成排湾语，并用拉丁字母把排湾语的圣经拼写出来，于是就成为这样一本我们谁也读不懂的天书。当天主教传教士们这样做时，他们却无意中完成了一件文化上的丰功伟绩：正是依靠这种罗马文字记录，排湾语却有幸保留至今，避免了死亡的命运。众所周知，文字的死亡则意味着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消失。
J先生说，其实台湾南部文化更多的是继承了大陆楚蛮文化的传统。信神祀鬼的风气特别浓重。这里的人很信这些东西。包括J先生，在上山以前，他还热情地带我去见屏东当地一位扶乩师，说那个大师对你的过去与未来，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会告诉你自己小时候发生的事，能准确地说出你的家庭情况，让你不得不服。可惜那位大师去邻县还没有返回，使我失去了体验与领教台南神秘文化的一次难得机会。
南部台湾人在文化上与儒家的信鬼神而远之的观念相距甚远，不过，台湾所有的神祗都是来自大陆，大陆文化的所有一切都深深地渗透于台湾文化与精神生活之中，这一点正好说明台独人士要脱中国化是多么地令人不可理解。
第五天 晴 台南的农村的中产阶级如何发展起来的
从高山族居地返回的晚上，我就睡在J先生家里，今天早上，参观J先生自己的养猪场，J先生家养了那么多的猪，却只有连他本人在内的三个人，养猪场全部自动化。黑色的猪个个壮实无比。特别令人称奇的是，二千头猪集中于此，却并没有什么臭味扑鼻而来。J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一位好友在临终前告诉他一个中草药秘方，猪吃了后就不会有什么臭味了。
第二天上午。J先生继续带我参观他们村的几户人家，先是去农会理事G先生家。那里还有几位农民等着我们。据他们告诉我，台湾的养猪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可惜他们到大陆却大多亏本而归。我对此颇感吃惊。再三问他们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说，台湾中小企业在大陆投资办厂，成功者只有十分之一二，等待机会的十之三，其余的都属于失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信息不灵通，不会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除了生产环节与管理技术方面，台湾人比较内行，然而，在销售、流通、经营等环节，在大陆经营养猪业的台胞却并没有优势。我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到大陆去投资呢？他们说，台南人从祖宗那里就遗传来了冒险性格，既然如此，如果情况属实，这中间的原因，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这种情况之造成有多种原因，一是台湾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容易被仿效而形成本地的竞争对手，而对方却有诸多优势，如当地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网，等等，一旦学到技术就成为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在台湾学日本时也出现过。二是我们大陆的法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官员先是千方百计让你投资，一旦你开始赚钱，就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使你进退两难，投诉无门。官员们常常是贪得无厌。据此地农民告诉我，他们中好多人是血本无归。如果法制能真正健全起来，两岸真正在经济上不可分离，使台湾南方农民真正尝到与大陆合作的好处，那对于两岸统一才是大好事。
下午二点后访问水果专业户曾先生，曾家是典型的从传统农户而发家致富者。他们三代以前很穷，父亲当学徒，八个月就自立，正好农业发展，农民需要小家具，他就制造小家具发了点小财，然后又购地种水果。几个子女后来都读了大学，其中还有两个MBA，他们已经购了奔驰轿车，出门后，我还由他的女儿曾教授陪着去附近的宗族祠堂去看看，深感到台湾对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保留，达到大陆难以想象的地步，朱家是该村的小姓，后来发达了，族里各家出资建造了大祠堂。这成为该姓凝聚的中心。
南部台湾如何从小农社会发展起来？今天访问的两家人家可以具体地告诉我有关情况。
台湾大多数中小企业是小农艰苦创业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子女耳濡目染，从而使家风得以流传下来，他们做事都十分谨慎小心，从小绝不乱用钱，做任何事都精打细算。我从上午参观的螺丝厂老板李先生的儿子身上看到这一点。他大学毕业后回家帮助父亲继承家业，他们家生产的螺丝远销世界各地，日本、加拿大居多，所接的定单，根本吃不完。他们的螺丝技术含量很高。用了三十来个工人，机器全部自动化。厂房不大，但是全新的，效率极高。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大陆一些速成的暴发户企业主，由于是钱权交易而大发其财，来得容易，挥霍得又厉害。他们的第二代有的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无法从自己的先辈身上学到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第二代腐败堕落更严重，这样的对比实在是令人担心。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曾教授，台湾民主化实现以后，对于社会有什么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曾教授说得很简洁：民主化以前，台南的官僚作风很重，民主化以后，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好得多了，只要去政府办事，公务员就会很热情地沏茶倒水。做事也不敢拖拉。一有告诉（即投诉）就会很快处理。当官的为了争取本地老百姓的支持，可以说在待人接物，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尽了很大的力。但民主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政客在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中伤、拉拢，电视上造势，什么都使了出来，弄得社会沸沸扬扬。精力也大都放在如何对付竞争对手方面。真正的经济发展往往考虑不到。不过，过了竞选期，情况就会恢复相对正常状态。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