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的雪灾唤醒了我们的危机意识。如遭受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军事轰炸，将产生与这场雪灾类似的后果与灾难。我们的经济现在已经不能承受现代战争带来的长期、全面的轰炸所造成的后果。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因为他们对各种现代化设施的依赖性比我们更强。二战后历次大规模轰炸的情形表明，在21世纪，战争的胜负和战争结局的形式，与以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如果仍以是否消灭对方多少有生力量，自己还有多少军事力量尚未使用等标准来衡量战争的得失，就极有可能已经成为了对方的囊中之物还不自知。面对潜在的军事威胁，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准备。
关键词：雪灾；
现代战争；
大规模轰炸；
绝对制空权；
实力均衡
对中国人而言，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上首次由中华民族举办的奥运会即将开幕，而各种心怀叵测的敌对势力，也自认为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纷纷粉墨登场。于是，3月台湾“大选”前诡诈的风云，国际上藏独分子的频繁活动，奥运圣火在一些大国传递时遇到的种种阻碍，西方媒体众口一词的颠倒黑白，都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了一阵空前的寒意，而自然界一场罕见雪灾造成的严重后果，更迫使我们不得不将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一、雪灾与现代战争的异同
今年春节前夕，纷纷扬扬的雪花竟然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形成一场大范围、长时间、高强度的雪灾，造成大面积的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中断，灾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物价上涨，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这固然是一次自然灾害，是大自然喜怒无常的结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类似的气候变化不仅是我们在今后几年、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要始终面对的问题，更是我们今天早上醒来就要面对的问题。
然而，这场雪灾要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如何在发展中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唤醒了我们的危机意识。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假如不是雪灾而是战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事实上，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现代战争的物质手段和战争观念早已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引起我国民众的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是一种所有民众都无法回避的战争。因而，雪灾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使人们不得不关心这样一个与我们的生存相关联的重大问题。显然，和平发展了半个世纪，我们对战争的意识已经日渐淡漠了。
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假如是战争而不是雪灾，我们能否承受其带来的一切后果？换言之，我们能否承受敌对国家大规模的全面轰炸？因为只有这种轰炸，才能产生与雪灾类似的后果与灾难。于是，我们就转入了问题一：
二、我们能否承受大规模轰炸的后果？
按照军事专家的看法，现代战争的显著特征就是运用高科技手段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作战目标已经由以往那种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转向摧毁和瘫痪对方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军队战斗力构成的物质要素，如交通、通讯、水电等军事和民生所必需的设施。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就是十分显著的例子，科索沃战争中，虽然驻守在科索沃地区的5万南军并没有被北约强大的战略空袭所歼灭，但由于南联盟的战场信息系统等物质基础已经被完全破坏和瘫痪，支撑机械化部队行动的后勤保障、交通运输、作战基地等无法有效运转，最终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长达38天的战略空袭，也没有把主要作战目标对准伊拉克的110万大军，而是把11.2万吨的弹药大都用于轰炸和摧毁伊军的雷达站、情报大楼、通信枢纽、各种能源、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上，造成对手相当大的困难和民众的心理恐慌，并形成对抵抗信心的巨大压力。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也不是伊拉克，抵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决心和能力不容置疑，但是，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保证战时的军事和民用供需，战后及早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今年的雪灾固然严重，但毕竟不是战争，却仍然造成了那么严重的损失，连接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京广线几乎瘫痪，南方数省大面积的停水停电，曾经引以为豪的移动通信也不畅通了，广州火车站连续多日人满为患竟然无解，尤其是电力设施的损毁造成的被动：大雪压断电缆导致电网中断，电气化列车因此无法开行，又使电厂急需的煤炭无法运抵，人员、物资流通受阻，正常生活秩序陷入混乱。公路和机场的冰封，使铁路的困境更加凸显。因此有论者认为，社会运行大系统的脆弱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独有的，但却是应该引起我们特别警惕的。[1]最新一期加拿大多伦多出版的《汉和防务评论》也专文指出，中国当局的雪灾处理过程凸显中国严重缺乏处理重大自然灾害危机的经验，因而判断我军缺乏对台军事摊牌的应变能力。中国战略评论员、空军上校戴旭撰文指出，比起百倍残酷的战争，这场大雪要“温柔”得多，它提醒了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应更多地审视战争预防的角度，如城市布局、能源结构等。文章举例说，雪灾揭露了中国缺乏持久战所必要的石油储备，缺乏电力、煤炭等，而在后冷战时代几场军事冲突中，美军首先重点打击的就是电网、交通干线。一旦电网、交通要道、机场受到“节点”式破坏，兵员的投送能力将陷于瘫痪，持久战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中国自己的军事专家也意识到雪灾所暴露的体制问题。戴旭认为，这次雪灾的骨牌效应显示，交通依赖电力，电力又依赖能源，能源又依赖交通，而经济又依赖上述三者的循环。他说，电力是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总开关，没有了电，一切便迅速陷入全面瘫痪。这场雪灾的最大破坏力体现在对电力的中断上，这和现代战争的打击重心如出一辙。戴旭还说：“这次雪灾造成的损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已很难承受战争发生在自己本土，特别是发生在沿海地区。以往我们只是不能允许敌军人员踏上我国国土，未来我们也不能容忍敌人的炸弹落在我国的国土上。”［2］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现在已经不能承受现代战争带来的长期、全面的轰炸所造成的后果。于是，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转到问题二：
三、我们不能承受，发达国家难道就能承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实例可以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本土没有出现被敌方轰炸的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他的途径论证这一问题。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越发达，其承受现代战争打击的能力就越差，这是与其现代化程度成反比的。简单的如水、电、气等现代日常的生活必需设施，在传统社会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替代。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替代不仅十分困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只要轰炸切断了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链条，整个社会的运转就会陷入停顿。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国家同样不能承受大规模轰炸带来的后果，他们的生活对各种现代化设施的依赖性比我们更强。美国在二战后本土从未受到过类似的轰炸，但911的恐怖袭击，尽管才一次，就已经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如果类似的袭击不间断、大规模地发生，那么，它必将使美国社会陷入瘫痪状态。因此，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承受类似的战争轰炸。冷战期间，美苏两家由于在核战略方面确保相互摧毁的构想维持了核恐惧之下的和平，也使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相互轰炸。然而，大国之间没有相互轰炸，并不等于它们不对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战后半个多世纪，各种各样的轰炸每年都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些行动，大部分与西方国家有关。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也不否认其对战争的态度。英国人自己承认，他们是世上最好战的民族，这世上找不到他们没有打过的国家。特别是在１８－１９世纪帝国扩张期间，几乎每年他们都要打仗，似乎从未有过和平时期。而且，他们还以一种完全正面的立场来评价这些战争。1707年，哈韦斯汉姆勋爵在英国上院就公开宣称，英国的舰队与贸易是密不可分的，贸易养育了水手，水手支撑着舰队，而舰队保护着贸易的安全，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财富、力量、安全和英国的光荣。［3］65其他的西方大国，也都有类似的记录。我们熟知的八国联军，就是这种记录最鲜活的证明。当然，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停止了相互之间的战争，改为共同对付发展中国家或其他类型的落后国家。而扮演西方军事主角的美国，在二战后则代替了原来的英国，成为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在它采取的各种军事行动中，几乎每次都使用空军对敌方进行轰炸，并从未宣称要停止类似的军事行动。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二战后大规模的轰炸有什么特点？它具有怎样的军事含义？
四、掌握绝对制空权后的作战模式
制空权理论的提出者杜黑认为，“夺得制空权就是胜利；
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并接受敌人愿意强加的任何条件。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对我来说已成为一条公理，对于不怕麻烦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也将越来越清楚；
我希望能将这个问题完全阐述明白。……除非拥有一支在战争中能夺得制空权的空军。充分的国防不可能得到保证。”［4］22杜黑没有完全论及到的是，只有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和生产体系的国家，才可能拥有最先进的空中力量，也只有战略上具有最广大纵深的国家，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空中力量有效地生存。反过来，由于空中力量所要求的科技含量，它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水平，尤其是尖端技术方面的水平，显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在空军出现以后这样密切。
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再次跑在了前面。作为二战最大的战胜国，世界的头号军事与科技强国，以及据有许多海外军事基地的全球性大国，美国无论在总体的军事力量、战略空间还是单独的空军技术装备方面，都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一特点决定了二战后的轰炸者与轰炸对象，有着惊人的共性。那就是轰炸的发起者基本上是美国和它的盟友，被轰炸的对象则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均处于绝对弱势的小国或穷国。于是，我们发现轰炸照常进行，但战争已经不再如同一战和二战那样给全球的其他国家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了。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人们甚至还可以从电视中“欣赏”战争轰炸的直播画面。从军事角度分析这些轰炸，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南斯拉夫和海湾战争式的，即轰炸对被轰炸国家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经济灾难，该国最后不得不屈服于对手的军事压力，但其军事力量本身未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而对手的地面部队也未进入该国并实行军事占领。第二种是轰炸不仅消灭了对手的战术目标，完成了战略任务，也彻底摧毁了对手的军事力量，并派出地面部队进入对手的国土，如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第三种则是军事打击成功之后控制局势的轰炸行动，比如阿富汗和伊拉克被占领后美国空军的小规模、不间断的军事行动。十分有趣的是，伊拉克这样一个国家，几乎全面经历了上述三种类型的军事打击。第一是海湾战争时期，第二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期，第三是美军直到目前还未结束的控制伊拉克局势的时期。第一种轰炸我们已做了简要分析，第三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军事行动，由于其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缠绕在一起，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较为复杂。因此这里重点谈谈第二种情况，因为它在军事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掌握绝对制空权，并可从军事上随意打击对手的军事行动，在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精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握有绝对制空权以后如何进行作战的“经典范例”。2003年4月9日，当原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杜里在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时被记者包围，他的唯一一句话是“游戏已经结束”，作为对当时伊拉克局势的评论。
意味深长的是，他没有使用“战争”（war）而是用“游戏”（game）一词来形容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从2003年3月20日美军以“斩首行动”开始的军事行动，就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狩猎。双方军事上差距的悬殊，使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实际上未能发生。美军一而再地将清除萨达姆的行动命名为“斩首行动”，既是一种黑色幽默，也反映出其内心深处对这场战争的真实想法。既然是狩猎，那么，无论什么样的预测，都不会有真正重大的意义，因为差别只在于猎物什么时候被捕捉，猎手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而已。
从纯军事角度而言，关于这场“高技术”战争能否将人类的战争转变为猎人与猎物之间的“游戏”的争论，尽管有若干学者将其具体的军事技术特点归纳为信息化、数字化、远距离精确打击等等，但最本质的东西只有一点：就是美军通过技术的全面进步已经对军事冲突的整个过程实现了全方位的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种遥控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使美军的军事作战机器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军队。大略地看，这张遥控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军人遥控自己的武器，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远在千里之外发射，发射者只需在战场之外遥控其行动。精确制导炸弹等联合攻击弹药也是如此，都是可以远在对方视野和武器的距离之外，对敌手进行遥控打击。甚至可以利用无人飞机深入到危险地带，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还可实施突然的攻击，而其操纵者只需在电视屏幕上遥控操作。而一些传统的不便于遥控的火器，如火炮、装甲车、甚至坦克等装备，在战场上的作用已经大为减弱，凡便于遥控的装备，如巡航导弹、灵巧炸弹、空中火力等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美军目前还在训练遥控飞机的作战人员，而这些士兵的工作，已经十分类似于玩电脑游戏。可以说，美军在第一个层次上实现了总体火力打击的遥控。英军在这次战后开始减少对坦克、火炮乃至核潜艇方面订购的数量，而力图在先进的作战系统方面跟上美军，甚至直接派遣人员到美军的基地学习。最近英国的空军人员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中实习“遥控”阿富汗战场上的军事轰炸，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
第二是己方的每一个作战人员通过数字设备相互分享信息，即所谓的数字单兵，使己方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遥控网，实现了每一个单兵对整个作战局势的遥控。太空中24小时不停顿经过伊拉克上空的侦察卫星、高空预警机和低空无人侦察机，这些被媒体“忽略”掉的C3I（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不仅帮助远在后方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制定作战计划，让前线美军士兵更加了解周围的战场情况，更使美军战史上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部队的“协同作战”。任何一个作战人员甚至是非作战人员，只要发现了敌情，就可以立即呼叫武装直升机或是远程火力，上载数据，打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遥控使战场的作战人员与指挥人员的关系变得模糊，谁提供了打击目标和相应的数据，谁可能就是一次行动的实际指挥者。而具体发射弹药的人员，所起的只是一个程序员的作用而已。因此，第二个层次的遥控使美军成为了一只类似于利维坦的怪兽，它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对它的打击，只要未能破坏其遥控网的性能，即使消灭了一些单兵或是击落几架飞机，也只等于斩断了它几根触角，却无法夺回战场的主导权，不能根本扭转战场的局势。
第三层次则更为恶毒，即优势一方不仅完成了己方的遥控网，而且将这种遥控网延伸到了对方的腹地，实现了对弱势一方信息的全方位遥控。美军这次行动，一个与上次海湾战争不同的特点就是，对敌方信息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敌方的军事指挥系统的信息被完全掌握，敌方的重要人物的行踪、声音、乃至起居等生活方面的信息也完全被罩入“网中”。为了到达对对手信息的完全控制，美方不仅使用电磁炸弹等硬方式破坏对手的电力和通讯设备，还利用便携式电脑入侵对手的通讯系统，切断其决策机构的相互联系，并以最大的可能性将对手的举动控制起来。在这样的遥控状态下，萨达姆为了避免对手的打击，已经自动废除了电磁通讯的联系手段，将作战指挥的权力层层下放，结果使自己的军队成为真正的散兵游勇，不要说能够组织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就是组织其小规模的有效作战，也属一种奢望。而这种“自我约束”，也给美军分化伊拉克政权提供了契机。美军的两次“斩首行动”，都有内部人员给美军通风报信。现在已经查明，美军的确收买了伊拉克不少重要人物。但这种收买能够极为顺利地进行，超强的信息控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实际上，美军通过强大的信息技术的遥控能力，已经“解散”了对手的军事组织，对方已经变成了若干个点，只要是战区的任何一个地点有集结的人员和装备，就会立即成为遥控攻击的目标。所以，弱势一方的任何形式的有组织行为，都必须考虑信息的保密问题，不得不自觉地消除己方的信息，从而使军事机构在无形中趋于解体。更可怕的是，美军还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分析对手的具体情况，并可以按照对手是否具有强烈的作战意识而予以分别的处理：优先打击那些还有作战能力和士气的部队，形成对对手的“点菜式”打击。在这样的遥控状态下，原有的军事作战思想均已过时，所谓大规模决战等等，从军事获胜的角度看已经无关紧要。美军作战对是否要全歼敌军并不在意，瘫痪对方的指挥系统，瓦解对方的作战意志，使对方的军事机器不能有效运转就行了，甚至连收容俘虏也成为一种负担。所以从一种挑剔的眼光看，一些规模较大的作战行动已经具有了“表演”的性质，其做秀的意味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军事意义，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纳税人相信，他们的国防拨款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在这三种层次的遥控下，不仅战术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使战争的含义发生了改变。通过多少次战役来消灭对方的军队或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生力量，获取胜利，并最终与战败者签订条约，已经并不重要。战争就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使对手的军事系统无所作为，并使对方的国家政权要么解体，要么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就够了。换言之，战争的结局能够使战胜者直接或间接地遥控对方，战争的目的即已达到。也就是说，在21世纪，战争的胜负和战争结局的形式，与以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这一切，都还需要军事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否则，仍以是否消灭对方多少有生力量，自己还有多少军事力量尚未使用等标准来衡量战争的得失，就极有可能已经成为了对方的囊中之物还不自知。
这种数字化技能的遥控，使美军在战场上已经获得了绝对的优势。然而，第三种遥控的前景却是令人担忧的，因为，究竟谁能控制遥控者？如果这种技术手段同样用来遥控本国的民众，那么，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面预测的情景，可能就会真的出现了。如果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下，民主的含义就会在对外的军事胜利之后逐渐地发生改变，因为，这种遥控网络也可以以点菜式的方式，分别打击那些与遥控者意志不合的本社会个体。到那时，谁还能将遥控的权力重新交由“人民”掌握？
遗憾的是，如此残酷的，通过大规模、高技术的战争行动展现出来的血腥而可怕的前景，使人们短暂地感到吃惊后，竟然很快就将其淡忘了。似乎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对这样一种类型战争的原因、影响与后果的探讨，十分地不协调，十分地败兴，甚至坚持要对此进行深究的人，也会被人认为十分地另类，十分地战争狂热，似乎这样的声音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气氛，使国际友人不高兴了，使他们为“中国威胁论”又找到口实了。
但战争不是人们试图躲避就可以躲避的。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也并没有“招惹”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还是一次一次地被打了，不仅被西方列强打，很快还被自己以前的小邻居日本打了。结果是中国人只有被迫奋起抗争，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对手打，进行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战争，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换回了这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然而，人一吃饱就会忘事，怎么一代人的时间都不到，我们对这样的历史记忆就会淡漠起来了呢？
事实上，在二战后对各种国家进行轰炸的主要发起者美国，在军事方面从未停止过自己发展的步伐。相反，其军费开支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美国，却依然在大叫自己受到了“威胁”。无论是为了对付“流氓国家”、“失败国家”还是“无赖国家”，总之，美国都必须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不仅要超越自己的对手，而且也不允许自己的盟国与其并驾齐驱。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显然是要将所有的国家纳入自己“战争游戏”的范畴，使美军在发动新一轮的战争行动时，能使这样的战争成为一场狩猎的游戏。
当然，要使自己的战争行动成为狩猎，就必须使对手成为某种类型的猎物。而具有同样能给美军造成巨大损失的对手，尤其是世界上目前仅存的几个军事大国，显然还难以成为游戏对象。于是，我们就转入了下一个问题：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相互轰炸可能吗？
五、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国之间的大规模相互轰炸基本上还不可能。这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尽管有差距，但谁也不能保证能够获取绝对的制空权。只要没有这种绝对制空权的保证，谁也不能保证对手的炸弹不会落在自己头上。尤其是随着宇航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制空权已经发展成为了包括外层空间的“制太空权”和制信息权。因此，二战之后大国之间尽管相互试探，但最终都没有超越底线，本质上还是一个谁也未能具有绝对制空权的问题。而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也成为了大国之间相互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在这里，每一个尚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我们的科研和军事工程人员，正是他们的奉献，才使我们国家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具有了最起码的军事还击能力，并有效地保证了我们包括领空在内的国土安全。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会自然明朗了。
最后还想谈谈战争的目标问题。现代战争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著名军事家富勒所说，就是确立战争的目标。一般而言，人类所遭遇的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才能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第二种是不可能的。［5］3但是，现代武器和高技术的发展使富勒的论断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就是第一种战争在大国之间进行也会面临着无法界定其边界的问题。因为，人们在做出战争决策时，已经很难界定有限的政治目的。比如台湾问题，我们与美国有限的政治目的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可以精确界定。谁都希望战争是有限的，但谁也无法保证能将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于是，任何一种大国之间的敌对状况，都很可能逐步地演化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战争“游戏”。
尽管如此，美国从未放弃获取绝对制空权的努力，并且没有停止过将其他国家纳入打击范围的设想和计划。据美国aviationweek网站2008年3月4日报道：美国军方与其他国防官员公开讨论，将长期寻求的常规“快速全球打击”(PGS)能力作为一道屏障，对抗别国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反卫星武器(ASAT)措施。PGS计划的设想是一小时内将武器运送至全球，方案之一可能是安装常规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官员们称，该计划可能成为美国应对对手威胁美国卫星的方案之一，而卫星是美国军事、经济的支柱，卫星构成的网络确保了美国的太空优势。
同时，美国空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也在加强。据美国《空军时报》网站2008年2月15日报道，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执行轮换部署任务的4架B-2“幽灵”轰炸机将返回美国本土，随后，美军将派遣新的轰炸机部署关岛。据悉，这4架B-2轰炸机和280名空军机组和地勤人员来自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的第509轰炸机联队。在部署期间，这批B-2轰炸机多次在西太平洋地区海域执行飞行训练任务，以熟悉该地区天气与地形状况。自从2004年3月以来，美国空军的B-1、B-2和B-52战略轰炸机都曾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执行过轮换部署任务。美太平洋总部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安托万尼特·肯珀中校指出，“轰炸机的轮流部署将满足美国的安全需要，展示美国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承诺，并对潜在的对手形成威慑。”《空军时报》毫不掩饰地说，美军战略轰炸机在关岛地区的定期集结是为了应对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军不断轮换部署其现役轰炸机，主要是为了让战机保持较好的战备状态，特别是如果美军选择大规模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可以从本土起飞，在对中国沿海目标实施轰炸后，可以直接降落在关岛接受巡航导弹和油料的补充，从而确保美国战略轰炸机的快速打击能力。［6］
面对如此公开的威胁，我们做好了应付未来战争的准备了吗？尽管目前台湾选举的结果使台海局势有缓和的可能，但谁又能保证我们可以就此避免未来的战争风险？如果不能避免，那么，我们在物质的、精神的与军事战略方面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须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由一场雪灾联想到了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多少出乎我自己的预料，就此打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谈论战争，似乎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做秀，甚至坏了我们唱卡拉OK的心情；
但能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谈论战争，也是一种幸运。因为，当战争真正来临时，我们就不会有时间和心情来讨论这一问题了。
参考文献：
[1]崔彤.假如不是雪灾而是战争［EB/OL］http://www.cnr.cn/luntan/sytt/200802/t20080215_504706207.html.
[2]叶鹏飞.从雪灾处理看中国政府应付外部战争危机［N］.联合早报，2008-02-19.
[3]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4]朱利奥·杜黑.制空权［M］.北京：言实出版社，1986.
[5]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6]章名岂.美军露骨威胁:轰炸机定期集结就为演练轰炸中国［EB/OL］http://mil.huanqiu.com/world/2008-02/62649.html.
（原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