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偏重于文化的价值，对制度文明的价值很少涉及，这不仅是不全面的，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比如，有人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它是一个以技术和经济为主体的文化，而普世性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范畴，决不是现代西方文化所能包揽的。”论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西方文化只有物质文明，少有精神文明，更没有制度文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讨论普世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向世界推广所谓的“东方价值”吗？
一、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
共产党人是信奉普世价值的。比如，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等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看作普世价值。这两者一个是思想文化，一个是社会制度。可见，制度文明是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新道路，但它本身并没有终结真理。同时，它也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类文明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社会文明亦即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尺度，一个是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标准、尺度，同时还有一个价值标准、尺度。前者是从社会发展的物化成果的角度加以评价，后者是从这种物化成果满足社会主体——人的需要是好是坏、是正是负及其程度的角度加以评价。这样的评价标准，同样适用于制度文明的评价。一种社会制度，既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就是一种好制度。如果这种制度不仅在一个国家内有效，而且在众多国家有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比如，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的通用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如果两者不相适应，就一定会发生矛盾冲突，化解之道，或者是渐进改革以求适应，或者是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当代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的方向，是逐步走向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科技，而且要有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社会政治制度。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各国有先有后，有的早一点，有的迟一点，但是，构成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各国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国家民族的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正在走向全球化，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到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国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一些基本要素也会是相差不大的。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游戏规则只能有一个，不论这个规则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后来者要参与进去，首先就得认同这个规则，然后才能谈得上参与规则的修改。比如，你要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你就得按照奥运会的通行规则行事，想以国内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在奥运会上是不被认可的。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世界，全球化、民主化的浪潮正在兴起。要离开这个潮流，搞闭关锁国，就不可能求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只有实行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世界大潮，才能在相互竞争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也许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开始时难免要呛几口水，但它又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关起门来称老大，幻想着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所谓“盛世”。唯一的出路，是虚心学习，不断改革创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二、制度比文化更为重要
在宽泛的意义上，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此处采用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人们历来认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制度的形成，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为指导，因此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和结晶。另一方面，制度形成以后，又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被制度所肯定的文化，即成为主流文化，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被制度所排斥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很难有立足之地。因此，就影响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制度比文化更为重要。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今天重温这段讲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制度建设和个人素质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是只重视个人素质，轻视制度建设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没有抓住要害。好比一个学生，在学校接受的都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可是一旦毕业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发现在学校所学的一套大多行不通。于是，绝大多数人在碰了许多钉子以后，不得不采取随大流的现实主义态度。借用台湾作家柏杨的比喻，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大酱缸”，素质再好的个人，天长日久，也难免遭受污染，失去本色。中国历来有“清官文化”，但是清官却是凤毛麟角，人们知道的也不过包拯、海瑞等少数几个人。原因就在于，以往的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淘汰清官的制度，只有敢于贪又善于贪的贪官才能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中国自古有“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旧时代的老百姓却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都是皇上说了算，长官说了算。根子也在于没有制度的保障。可见，没有制度支撑的文化，只能是思想史上的闪光，随后就成为资料碎片，很难入脑入心，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
制度本身也可以制造文化。比如，在中国，清代以前并没有男子剃发留辫子的“辫子文化”。但是，清代统治者为了使汉人归顺同化，通过立法强制汉人剃发留辫，敢于违抗者“杀无赦”。人们为了保住脑袋，不得不剃发留辫。这就是制度制造文化的一个例证。再比如，个人崇拜在现代中国曾是十分盛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主要原因也不在于封建意识的积淀，而是其背后的制度支撑。“文革”期间的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为“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以及持异见者的东西。在制度的强大压力下，人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必须每天“早请示，晚汇报”，高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家家建“宝书台”，人人跳“忠字舞”，上至国家总理，下到平民百姓，都要胸佩“领袖像”，手拿“语录本”。少数敢于独立思考，不愿盲目崇拜的如张志新等人，得到的是割断喉管，喋血刑场的结局。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所说：“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这里所说的“空气、环境”，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制度的保障。
三、制度文明的核心是制度理念而非制度模式
世界各国的制度文明，无不具有各自国家的本土特色。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英国采用的是君主立宪制，而法国则是共和制。德国、法国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既有总统，又有总理；
而美国则是总统制，只有总统，没有总理。尽管制度模式不同，但在制度设计上却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
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相对独立，相互制约；
议会采用两院制，两院之间形成相互制约；
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实行强有力的舆论监督；
以及军队国家化等等。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核心，是权由民授，权力制衡等制度理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具体的制度模式。因此，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是制度理念，而不是制度模式。作为制度理念，任何国家都可以学。而具体的制度模式，因为与民族、地域等特定的国情有关，则应当因地因时制宜。
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比资本主义制度程度更高的自由和民主，公平和正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坚持的。但是，具体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各个国家应当从本国实际出发，采用不同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作出的现实选择，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我们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样，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扩大公民自由和民主，保障公平和正义方面的有效制度，我们也应当学习借鉴，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
四、“拿来主义”不等于照搬照套
对于如何向外国学习，学什么，怎么学，鲁迅先生是提倡“拿来主义”的。他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原因何在呢？在于“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送来”是被动的接受，往往是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实际上是受制于人。而“拿来”则是主动的选择，拿什么，怎么拿，一切要看中国是否需要，是否对人民有好处，是否真正管用。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朝野上下围绕“拿什么，怎么拿”的问题，争论了160多年，至今仍然是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蛮夷、番邦，是不大看得起的，颇有当今超级大国的自大心态。不料在鸦片战争中，被小小的英吉利打得举手求饶，被迫开埠、赔款。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的天朝梦，不得不睁眼看世界。看来看去，发现英国人之所以厉害，主要是船坚炮利。于是乎着手拿来坚船利炮，同时兴起洋务运动，自办工厂，造船造炮。此时为了救国，不得不拿来西方的物质文明，但还没有认识到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就是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还是好的，是不能动摇的，只要拿来坚船利炮，自可强国御敌。然而好景不长，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被东邻小国日本打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直到此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认识到，没有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仅有坚船利炮仍然不足以救国图存。在此前后，以严复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新思想、新观念。在一片反思声中，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上层形成了一股变法思潮，最终导致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废科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兴学校，制宪法，创议会。然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仍坚持“中体西用”的陈腐观念，视变法为背离祖宗，动摇国本，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只是不准变法并不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灭亡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封建帝制的崩溃，清王朝很快就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彻底垮台。
辛亥革命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政权，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自有特殊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其理由就是国民素质低，不懂得如何行使民主权利。主张引进西方民主宪政的胡适等人，被指责为“全盘西化”的罪魁祸首，一再遭到批判。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按说实行民主宪政应当是水到渠成，然而，“群众落后论”的幽灵又一再出现。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宪政仍然是遥遥无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充分暴露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中国的改革仍然是阻力重重，不仅经济体制改革一波三折，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步履维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很快被束之高阁，其理由仍然是“全盘西化”，加上新发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中体西用”的主张又一次得以复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不仅要听官方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听老百姓的评价。引经据典的优越性，不如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优越性。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它好的一面，比如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但是，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制约监督等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其直接后果就是官员腐败的大面积发生，导致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使得社会矛盾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多年来，我们一直跳不出素质教育（亦即好人政治）的老套路，各种教育活动接二连三，然而成效却微乎其微。现在是到了制度改革不得不搞的时候了。
《诗经》中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磨刀石）的诗句，古人还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格言。后来人们用“攻错”比喻拿别人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短处。我们之所以要“拿来”，是因为自己没有，同时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好比医生治病，开出了对症的药方，本地却没有这种药，为了治病救人，只得到外地去求，本国如果没有，只能到外国去求。因此，不论东方西方，能够治好病的药就是良方。这就回到邓小平的经典语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曾经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因此，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只能从外国“拿来”民主政治制度设计的先进理念，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当然，这种“拿来”，不是生硬移植，而是取其精华，消化吸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益营养。
中共十七大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中央的决策一项一项落到实处。愚以为，今天谈论普世价值，当务之急不是忙于向世界推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太和、中庸、和为贵”等等儒家价值观，而是充分发掘世界上各种制度资源，结合中国实际，消化吸收其中有益的成份，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200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