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先是昆明市，近有江西省，分别产出向社会公开领导干部电话号码的新闻。一时间，叫好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如果撇开舆论宣传上的轰动效应，仅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考量，这样一种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政治秀，实在是一块中看不中用的墙上画饼。
即使从最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公开号码的初衷，也无非是了解下情，加强对下级的监督。然而，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中，有信访部门专司来信来访的接待，如果认真做好了信访工作，大约就不需要省长、市长亲自接听电话。同时，有纪检监察部门专司监督检查，如果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能够有效实施，大约也就无需靠领导批示来解决问题了。遗憾的是，我们的常设机构成了摆设，被老百姓讥之为“稻草人”。而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不是着眼于体制上的改革，思谋怎样切实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却企图用个人的力量来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颇有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势头，勇则勇矣，实则是不自量力，成为笑谈。
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是中国官场的顽疾，久治不愈。究其根源，盖在于监督缺失。实践一再证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若是没有民众的参与，其成效微乎其微。所谓上级监督太远，一是时间人力有限，难以全面深入了解；
二是利益上的一致性带来监督动力的衰退。可见，由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监督，即使是铁面无私的包公，也难以监督到位。我们还记得，当年湖北省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经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发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呐喊。虽然幸运地得到了总理的亲笔批示，也派了工作组调查处理。然而，为民请命的李昌平还是在监利县难以存身，不得不辞去公职，南下深圳打工。由此可见体制的威力，连一国总理也无能为力，遑论下面的省长、市长。
那么，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这个顽疾，就真是无药可治了吗？不是，药方是有的，而且用了肯定见效，只是我们不愿用罢了。这个办法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是因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正如陈毅元帅所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当然，人民的监督，不是发发牢骚，更不是象“文革”时期一样上街贴大字报，而是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合法的武器，宽广的平台，充分发表批评意见。这当中，最为有效的就是加强新闻舆论监督。
1950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让记者编辑独立负责，放弃了过去的批评报道刊前预审制，确立了批评报道的刊后追惩制，给新闻批评提供了一个舆论空间和有利条件。正是由于建国初期的新闻批评开展得相对较好，因而当时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较为清正。可惜的是，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推翻了1950年中央《决定》所确立的批评报道事后追惩制，重新恢复批评报道刊前预审制。此后，批评报道就很难进行。现在，有的地方甚至提出“防火、防盗、防记者”，千方百计对批评报道进行打压，以致动用专政手段，捏造罪名，拘捕记者。鸦雀无声的结果，是某些领导人陶醉在太平盛世的梦幻之中，无视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一起又一起群体性事件。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放开舆论，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可以设想，有全国千千万万的记者编辑为民众代言，当政府耳目，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就会陷入民众监督的汪洋大海，风雨飘摇，不可终日。建议那些有心为民办实事的党政官员，不妨一试。
（2008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