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时代”、“现代化建设”、“社会转型”这类历史性概念概括当代中国的基本性质当然是合适的，然而，在这类单一的判断和统一的表象之下，实际存在的多样性关系绝非严丝合缝地揉合在一起；
各种错综的利益需求、欲望想象和社会之力也很难简单地直接地整合进“中国大势”，我们所处的实在是一个“纷杂时代”，生活于其中的知识个体的思考也就不只是个体的，学者的关怀也就绝不只是学术的。姚新勇先生的新著《观察、批判与理性》中，让我们再次遭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丛结：五四启蒙、知青文学、西部电影、民间文化、少数民族、农村农民、公选、宪政、帝国批判、全球、文化认同、进主义、现代性、后现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文化身份、专制主义、道德与经济等等。对所有这些深刻困扰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群而又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姚新勇先生都在细致评论了知识界的相关言说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相关问题的讨论。通过这本书，我们清晰地一个“纷杂时代知识个体”的真实形象。
结合90年代知识界的分化来看，姚新勇先生的立场比较接近于所谓“新左派”。比如他对自由主义的严厉批评：“‘自由’，多么诱人、多么美丽的字眼，它比生命宝贵，比爱情价高。二十多年前饱受‘文革’之苦急欲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不会想到，今天为自由而战的鼓噪竟然会让人联想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
当今中国的西方‘自由’制度的无条件倡导者们恐怕也不会料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竟然有可能成为对美国的以自由的名义向恐怖分子宣战的恰当的对应性解释。这不是一个仇视自由者的没有心肝的无耻中伤，而可能是一个珍爱自由、民主与和平者的公正理性之言。”（第64-65页）姚先生自认是自由的“珍爱”者，所以他对“新左”的批评也很犀利，如他指出韩毓海、旷新年等人的批判“既失去了80年代思想解放先驱对传统极权一体化体制的批判，又远离了对现实问题的实质性关注，甚至含有了从体制的批判者滑向体制的卫道士的危险。”（第321—322页）严格地说，姚先生的思想立场是“对普遍盛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以便从整体性的社会中挖掘出社会构成及意识形态关系的隐在的多样性。这种超越是否可能、是否成功，我们还要期待姚先生以及同样怀有这种类抱负的学者们的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超越的前提一是脚踏实地，直面现实，求解问题。姚先生长于新疆，上世纪90年代曾在河南省农民减负办公室工作，进入高校工作后又喜爱在文学之外发表言论，这使得他在与当代社会的血肉关联方面比一般文学教授更细更强。无论是处理思想文化论题还是分析社会政治事态，姚先生都能很好地把人文学者的敏感和公众利益统一起来，把话语分析和社会评论统一起来，有理有节，有义有情。比如谈到公选，姚先生指出：“从制度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公选就不只是官员选拔制度的实验，而是以公选活动为中心，形成一种公众、权力机关、社会媒体相互作用的临时性关系。以乐观、理想的态度前瞻，我们至少寄希望于这种临时性的关系，一是能够逐渐培养起公众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热情与水平；
二是权力机关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逐渐完善公选并走向更大程度的政治的民主化；
三是逐渐使媒体从政治权力机构的过分控制下解脱出来，成为更为独立的公共媒体；
这三者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将临时性的公选活动，导向最终的国家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第71页）这种基于现实的低调和瞻望未来的高调，显然是比一些高蹈之论更为理性、客观，分析性和解释力也更强。超越的另一个前提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源自内在同情和关切。姚先生有很强的批评精神，对自己的处境也有高度的自觉：“我之所以能拿到远远高于贫穷农民和失业职工的工资，绝对与身处于社会分配链相应较优的位置有关。教育的必须和不断上涨的学费，保证了我的收入并使其能够不断地上涨，但为此那些本该得到社会救助的贫穷者和低收入者，却为要自己孩子的教育付出更多的难以支付的代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这些读书人也许不能只以市场供需、自由调节为理由，视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心安理得。”（第45页）我相信，如果进行社会评论的精英们都能有这种自省，则我们的言说会有更好的社会效果。从总体上看，姚先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要远远超过他对“主义”之争的兴趣，尽管他有时忍不住要跳出来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大板。
这使我联想到现代思想上著名的“主义与问题”之争。
胡适1919年就警告国人不要把激进主义提出的虚浮概说与抽象名词当作根本解决问题的建议：“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理由很简单，所有的主义当初都是针对特定时空之内的特殊问题提出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对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有用，是否能够从它们兴起的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并拿来解决另一历史时空中的特殊问题，我们是无法肯定的。“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不可遽然接受任何主义，需要做的是研究各项主义兴起的特殊背景，它们所要应对的特殊问题的性质。现代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或制度，但不能照搬。
胡适的这些言论并未被知识界普遍接受。1926年11月4日，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一文即这样描述：“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吃饭睡觉都离不开‘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
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国民。”只有在遭遇20世纪中国的严重挫折之后，知识界才对自己的“主义癖”有所警觉。显然，以中国社会之复杂、问题之多样，仅仅靠一些“主义”是走不出一条坦途的。当务之急是我们认真面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书呆子式的研究，或许可为中国现代事业有所贡献。所以，姚先生的大部分分析性研究，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又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一个社会文化的秩序基本稳定、政治上了轨道的环境中才比较可行，在大的方向没有分歧的条件下，才比较有效，现代中国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个基本秩序和社会重心。“中国向何处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弃旧迎新之际，国人迫切需要“主义”来确立方向、寄托理想、动员社会，可以说，要现代知识分子不谈主义几乎是不可能是的。因此在胡适的警告之后，“主义”言说依然在中国盛行不已，并直接落实为社会实践，因此造成现代中国的形形色色。问题必须研究，主义也不能不讲，对于知识个体来说，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观点更有吸引力：“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怀着对中国的热爱和关切，既讲主义，又研究问题，这才是“纷杂时代”知识个体的理想形象。关键是，如何吸取教训、正视现实，保持主义言说与问题研究的互动，使主义言说成为问题研究的启示而不是沦为异化的乌托邦；
使问题研究成为主义言说的现实依归而不是满足于自我设限。在这些方面，姚先生的新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我相信任何一个关心现代中国命运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
(姚新勇《观察、批判与理性——纷杂时代中一个知识个体的思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原载《随笔》2006年第1期)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