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网民改造了以正面歌颂为特征的传统媒体文化。就像报刊媒体的时评一样，网络时评的生存法则不知不觉中逐渐成形，那就是以批判性和理性（尽管现实中还有非理性和偏激的因素）的立场来关注和探讨公共事务。于是乎，积极昂扬的“喜鹊文化”让位于批判和反思性的网络文化。我们可以看看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每天集纳的大量评论佳作，来验证一下笔者的上述看法是否成立。
从本月初开始，一篇题为《为墨西哥疫区航班如期抵达上海喝彩》让其作者“亦菲”成为网络热点人物。有网友搜索后发现，除了这篇“喝彩”文章，“亦菲”曾先后发表了20篇以“为……喝彩”为标题的文章。网友还查到，他曾被评为2007年某中央网站“十大网评人”。部分网民认定他是只写“喝彩”文章的网评员。“亦菲”这个名字也被冠以带有嘲讽意味的“喝彩王”开始在网络中流行……（据《南方都市报》）
网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除了以上的表层原因之外，我们似乎还看到了一种与人本主义相关的东西，那就是古往今来人们对知识分子特质的假设和认定。中国古代圣贤孔孟都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并且大力鼓吹贵贱尊卑有序，但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不可忽略的民本思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尽管这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建言，告诫君主不可忽视民瘼，以免“覆舟”，但很显然，采取某种方式向统治者说一些逆耳之言，成为秉笔直言、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精神的思想源头之一。虽然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至少与阿谀奉承的马屁文化、“喜鹊”文化有了分野。到了现代，体现国人脊梁的鲁迅“匕首和投枪”精神为朝野所共赏。
再看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自启蒙运动以来，“人”被重新发现，文人骚客、逐步走出宫廷，摆脱君主和社稷的束缚，开始关怀社会，关注和被命运捉弄的平民大众和被权势压迫的弱者。由于欧洲文化的联通性，于是乎，一种倡导社会公平、反对压迫的批判文化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19世纪中期《费加罗报》创刊时所选取的口号是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名言：“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发展到19世纪末，终于产生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1898年1月，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就法军总参谋部以“间谍罪”迫害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人上尉军官，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名垂千古的檄文《我控诉！》。在今天的欧美，开展社会批判的文章才是有意义的文章，而一旦有作者歌颂权力，甚至不管歌颂谁，就会遭人耻笑。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成为潮流。像《国际歌》的歌词那样，“让思想冲破牢笼”，成为知识人公开表达的主流意见和所有社会精英的内心苛求。西风东渐，又让我们熟悉了域外的批判文化和反思文化。而今天的网民，既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网络科技，又充满质疑和批判精神。他们在网络时评实践中已经接受了孟子、鲁迅、博马舍、左拉的文风和精神气质，“喝彩王”受到喝倒彩就毫不足奇了。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东西方知识界还有尊重事实和宽容理性的传统。根据媒体的调查，把“亦菲”称为专业的权力马屁精也失之偏颇，因为在他所写的上千篇时评中，“喝彩”文章只占少数，大约为2%左右，在他的其他网络评论中，不乏直面问题的批评文章。此外，面对网民的喝倒彩，“亦菲”反应温和平静，而且表示要从善如流，不再写“喝彩”文章。
我们要建设公民社会，需要对公共事务和公权力的运作进行监督，对权力滥用进行无情的揭露批评，同时求实理性、符合法治精神的表达也至关重要。网络文化历史简短，但是确立了符合人文主义精神要求的批判和质疑基调，同时无可否认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声音，这是网络发展初级阶段中的正常而必须正视的现象，笔者认为，把网民普遍对“亦菲”质疑讽喻和“亦菲”本人的理性温和加以调和，恰恰是达至我们所追求目标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