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关于“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的几篇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有的网站在短短一天内便有近5000条留言，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虽然这些留言很快销声匿迹，然而它丝毫不会改变人们对几十年来中国土地政策及其未来走向的关注与思考。
故纸堆里听惊雷。就在我梳理我的过往人生、乡村记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与时代命运相关的材料时，有一些细枝末节总会让我不得不停下来。那些因地理原因被遮蔽或者因时间原因被淹没的历史，竟然如此波澜壮阔，却又摧折贤良，令人疼惜不已！也正是这个缘故，我此前有关董时进与乡村的文章给了那些第一次知道他的存在的师友带来不少惊喜。
当然，我所梳理的并非只有董时进这样能够以笔作战的人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更要谈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本节即将谈到的李四喜。五六十年过去，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李四喜这个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纯朴的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他的观点也被时人称为“李四喜思想”大加讨伐。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长沙读者章正发的来信，信中称：我们乡里有一个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受了一辈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去年我们乡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别积极，又当选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专门回家生产，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开会，干部去劝他，他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该信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但不知《新湖南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希望给予答复。
时至今天，一些大权在握的乡镇干部一定不会理解李四喜辞官不做的行为。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在那个鼓吹“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将会引起怎样的重视。为此，《新湖南报》在“编者按”中着重指出：“章正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我们所知道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继续干下去，思想已经开始产生，甚至有个别区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提出了三个题目希望广大农民参与讨论：一、你对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样？你们那里的干部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二、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国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时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该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为题，号召广大群众参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
读者们踊跃地参加讨论。从7月21日起，《新湖南报》第2版专门开辟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并选编了各地群众的来信，推动这一讨论的展开。显而易见，建国之初，在极端年代到来之前，报纸上公开的反对声音并未销声匿迹。7月24日，《新湖南报》发表长沙读者柳石泉的来信。柳石泉认为，李四喜同志要脱离工作，回家生产，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来，既然平常工作同志总是宣传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劳动生产，那么李四喜回家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谈不上有什么过错。该信同时表明在当时有些乡村干部认为干革命工作是一种“负担”，应该“轮流干”。如柳石泉所说，“农村中的农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没有比别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做了几个月工作，为群众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
显然，这种观点很难为官方及媒体所接受。为引导农民深入讨论，《新湖南报》为读者来信加上了“编者按”———既能为讨论增加某种方向感，又能及时“医治”部分不合时宜的观点。为了让更多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到这场讨论，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社论，指出“讨论的规模还不够广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领导机关、本省各地报纸、农村干部或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来开展这个讨论。”在其后的编者按里又强调“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农村小生产者自私、落后意识的反映，没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继续展开深刻的批判和讨论”。
是继续革命，还是安心生产？很快，这场讨论被定格为政府与媒体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关于幸福生活的直觉开始让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说教。所谓李四喜思想被理解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松气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对于这种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25日，《新湖南报》发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翌日，《人民日报》又刊文将《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向全国介绍和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虚构了“潘晓”这个名字一样，“李四喜”同样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此人真实名字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之所以取了“李四喜”这个名字，是因为编辑部认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这个秘密直到1952年1月7日《新湖南报》刊发《过去是“李四喜”，现在是好干部》一文才为世人所知。此时朱中立已经成为从“李四喜思想”中被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并且入了党，开始在一些县市做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讲述他如何悬崖勒马，由“李四喜思想”代言人转变成为一位合格的新社会建设者。
透过“李四喜思想”大讨论，不难发现建国初期部分农民与乡村干部有着怎样的纯朴，以及在其后岁月里农民群体受到了怎样的挫折。几十年后，当历史合上过去政治全能、社会无能的一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领悟：让本国国民能够自由地生活与生产，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需要完成之革命。
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大地上来。显而易见，人们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与直觉，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生产、分田单干，同政治性生产或者命令型经济脱节，也正是基于农民对生活、对命运的直觉与体验。回顾建国初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更相信，只有李四喜们真正拥有自由耕作自己田地的权利，他们分得或者拥有土地这一事实才可能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