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集聚经济在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通过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个互补性机制带动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金融外部性通过产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利用价格机制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技术外部性则利用劳动力共享、交流、学习获得的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着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基于城市层级数据的经验检验表明：金融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之间存在“U”型关系，技术外部性和劳动力流动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型”非线性关系，在“集聚-户籍”两种力量博弈中，城市集聚经济主导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因此，进一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发挥集聚经济机制作用依然是中国城市化目标实现的基础。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集聚经济;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3-0152-10
收稿日期：2017-11-20
作者简介：周光霞（1978-），女，山东平原人，安徽科技学院财经学院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林乐芬（1959-），女，山东烟台人，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城市化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14D49;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gxyqZD20162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6年城市化率达到57.35%①，这是集聚经济力量和户籍制度改革形成的城市化动力积极推动的成果。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对优质资源的争夺和追逐，是集聚经济力量配置资源的表现，而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影响颇深的户籍制度，阻碍或者延缓了这种资源配置。虽然近年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然而有证据表明户籍制度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消除。根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2016年10月刚刚出台的推动1亿非农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中国到2020年要实现60%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45%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目标，依然有15%的城市常住人口缺乏城市戶籍，成为“城市过客”。中国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形态一直是“集聚-户籍”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经济集聚增强和户籍改革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逐年扩大，1990年、2000年、2010年的跨省流动规模分别为11065万人、42419万人和85876万人，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空间集聚特征（余吉祥和沈坤荣，2013）。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统计，东部地区②吸引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7973%;约61%的农村劳动力以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带作为迁入地;常住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吸引了3562%的农村劳动力，其中约1993%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常住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作为迁入地。可见，在“集聚-户籍”这两种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不可忽视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化实质为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不断在城市空间集聚的进程，是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带、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自我加强”的过程，呈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特征。那么，在集聚力量和户籍改革博弈过程中，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空间流动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累积效应？如何更好地处理“集聚-户籍”两种力量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城市化动力？该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两个特征，一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研究视角，近期逐步向集聚经济视角转变，二是以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新古典经济学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作为外生变量，发现经济因素在流动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构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因，并且与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关（李实，1999;蔡昉等，2002）。然而伴随着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就业机会增长内生于城市集聚经济中，在要素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会激励企业选址在集聚经济较大的地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要素价格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吸引农村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的力量（余吉祥等，2013;王永培等，2013;陆铭等，2012）。
集聚经济的系统论述最早来自于1890年马歇尔的外部经济，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Viner按照外部性是否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外部性分为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集聚经济是金融外部性和技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在解释集聚经济机制方面具有互补性。马歇尔指出集聚经济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实质上强调的是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于集聚的共同影响（梁琦和钱学锋，2007）。然而，从集聚经济视角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文献，或者笼统研究集聚经济和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不区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余吉祥等，2013;Puga，1998;Moretti，2010，2011;Topel，1986;Bound et al，2000）;或者侧重于集聚经济的单一机制，没有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同时纳入方程（王永培等，2013;陆铭等，2012;Crozet，2004）。虽然杜旻和刘长全（2014）在集聚效应框架下，构建包括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模型，研究城市人口增长率和集聚经济的相关性，但是并没有考虑户籍因素。因此在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经济社会中，集聚经济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性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同时缺乏同时考虑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的经验研究。而且研究对象大多以省级/地区为主，没有在城市层面上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