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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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那会儿,我最喜欢的时间段是上午第二节课与第三节课的课间,因為那个课间比其他课间要多出足足10分钟,也就是所谓的“大课间”。这意味着我可以潇洒地挽着同桌的胳膊出校门溜达一圈。
我每次都是竖着耳朵等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的,总感觉它的声音能穿透灵魂,陪我探寻更恣意盎然的人生。
也的确如此。
因为就是在这多出来的10分钟里,我做了一件对于我来说很有趣的事情。我和同桌尚文一起去校外的书店,租借有关校园爱情故事的书刊来看,比如当时传阅度很高的《花火》和《男生女生》,费用是两毛钱一天。
要知道,学校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我们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考一所好大学,其他任何与考试不沾边的事都被画上了鲜红的大叉叉,被排挤在生活之外。
被特别禁止的就是校园爱情之风,也就是早恋,它在影响学习的危害因素排行榜里位列榜首。
当然,那些以爱情为主题的课外读物,就变成班主任眼中的“动乱分子”,班主任看见一本就碎尸一本。
正因为被严查,所以我们才更铆足了劲与班主任周旋,甚至喜欢上偷偷摸摸把杂志藏在教科书里翻阅的感觉,像是在用力完成一个由上帝交付的使命一般,我把这种心态归为青春期的一种叛逆。
同桌尚文是一个典型的“森系”文艺女孩,喜欢棉布碎花裙,光脚穿一双白球鞋。我曾戏称她就是安妮宝贝故事里的女主角,虽然外表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但骨子里有着让人难以捉摸的不同寻常。
她的家境优渥,在小镇上是数一数二的,据说她的高中入学资格也是花钱买来的。她跟穷乡僻壤里出来的我,气质完全不一样。
她的父母从来不关心她的成绩,总是无法平衡赚钱与教育二者之间的轻重关系。尚文说她理解父母,摆出一副懂事又轻松的样子告诉我:“只要有钱就好了啊!”这让当时的我又羡慕又嫉妒,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少年时候的友情,都带有一点认同感。我就特别喜欢她的豁达以及早早散发的理性思维。
她说:“又不是只有上学这一条路。”
我听得瞠目结舌。
因为寒门子弟,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要么是“知识改变命运”,要么是“去广州等沿海城市打工,做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圈子被死死固定,一想起流水线上机械的工作,我就感到要命似的痛苦,所以在那时,我更信奉前者。
尽管如此,信念在神奇又力量强大的青春期叛逆面前还是甘拜下风,仿佛一瞬间,我就缴械投降了。
我开始一本又一本地看言情小说,从最初的杂志连载到书籍专著。那个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下课后的10分钟,可以让我从校外琳琅满目的书里寻求心灵慰藉。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印有精美封面的杂志,心也跟着上面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飘走了,我甚至产生了自己动手写一部小说的想法——但马上就自动隐藏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自不量力。
跟我们不同的是另一波看课外书的人,他们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看的都是名著,比如,语文试卷里会涉及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外国文学,比如《安娜·卡列妮娜》《简·爱》《茶花女》等。我对他们有一定的偏见,觉得他们在刻意地伪装,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很高级,让我有点羡慕,让我也有点执拗地认为像我这样的中学生,手捧一本世界名著,总显得有些滑稽。
那个时候,我的青春读物的基调多以伤痛悲凉为主,我至今都能想起,看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时,是怎么偷偷在课堂上哭起来的。
也是那一次哭,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
还没等我缓过神,一只发现战利品的手就伸了过来。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书甩到我头上,言辞尖锐:“你们这些不务正业的坏孩子,真是毁了咱们班的名声!”接着,她便开始搜同桌尚文的桌兜,很快就发现了几本新的“战利品”。
我愣在那里,“坏孩子”3个字像《大话西游》里唐僧念经一般萦绕在我的耳旁,折磨着我的心智。
什么时候,我被归于“坏孩子”的阵营了呢?
我依稀记得,初中时我还是老师眼中标准的“三好学生”,是父母嘴里“别人家的孩子”。有一次期末考试,校领导还亲自到我家发放奖学金,虽然只有100元,但在我们那个小村庄里已经是家家户户争相谈论的头号新闻了。
后来,我被单独拎出来谈话。班主任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原话我忘记了,大意就是:“你刚来班里时成绩在前10名,你忘记了?别跟着尚文学坏了,人家跟你不一样,知道吗?人家有钱,父母也交代过,她的成绩好坏不重要,只要不造成大的麻烦,不要三天两头地叫他们来就行。你呢,你父母是怎么说的?这个星期内把你的家长叫来谈一谈。”
听到要叫家长,我开始慌了。我站在那里,无声地哭泣,不回答班主任,就是哭。眼泪像倾盆大雨一样关不住闸,内心还在艰难地消化着终于被人指出来的“从好孩子到坏孩子”的转变,我早就知道了,只是自己不敢正视,接受不了。
我不想被拆穿。即便堕落,也想在隐形之中堕落。
那时的感觉,就像被戳到了难以启齿的痛处,也失去了拉紧我的最后一条救命线,在双重打击下,我的躯体开始下沉。
班主任看我特别伤心,放缓了语气说:“叫家长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你先回去上课。”
回到座位上,我趴在桌子上继续沉浸在悲伤里。尚文开始安慰我,我不听,直到她说:“嘿,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午我请你吃炸鸡。”
我一听就炸了,冲她吼道:“我才不要当坏孩子,我也没有你那资本去当坏孩子,有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尚文眼中闪现的难过与惊愕,但我故意不理会她。从那一吼开始,我跟尚文冷战了。两个星期后,她换了座位。
我好像又变回了通俗意义上的好学生,即便成绩提升很慢,但已经作为“改过自新”的例子被老师在班上表扬,但我并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