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一、门户地区的含义与特征
1．门户地区的含义
门户地区一般泛指具有门户区位的地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同地区往往形成具有“块状”特征的经济体［1］，通常表现为以各级城镇为核心、规模各异的经济体。由于各个经济体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梯度差异，生产要素总是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流动，如劳动力总是流向高工资的经济体、资本总是流向获利高的经济体。本文研究的门户地区，指的就是这种生产要素流从其他经济体进入本经济体首先且必须经过的地方。由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生产要素流是推动门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如何发挥门户区位优势，就成为了门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
2．民和县门户地区特征分析
本文的研究对象民和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属海东地区辖管。县域东北与甘肃省永登县、兰州市红古区相连，东与甘肃省永靖县接壤，南与甘肃省积石山县相对。该县古为青海东部重镇，“丝绸辅道”和“唐蕃古道”通过县境，今有兰青铁路、甘青公路(109 国道)和兰西高速公
路三大交通大动脉横贯境北，享堂铁路大桥和公路大桥扼青海与内地交通要道，故而自古便有“青海门户”之称。
民和县所处的兰州—西宁经济区［2］经济空间特征更能表现出民和县的门户地区特征(见图 1)。第一，与经济区内的核心地域存在着较高的梯度差。以 2007 年人均 GDP 作为表达各地理单元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处于第一梯度的区域只有兰州市区、西宁市区和白银市区 3 个地理单元，它们是经济区内的核心地域;第四梯度区域内的地理单元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属于边缘地域，民和县则是青海省唯一处于第四梯度区域的地理单元。第二，处于核心城市联系的主要经济走廊上。研究表明，兰州—西宁经济区内，与兰州联系最密切的城市是西宁，与西宁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则是兰州［3］［4］。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更推动了兰州和西宁两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生产要素流在兰青铁路、109 国道和兰西高速公路支撑起来的经济廊道内流动更加频繁。得益于此，民和县商贸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近 5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高达 18．9%。第三，位于省域边界。民和虽属青海省辖，但其受兰州经济辐射的影响却更为显著［5］，实际上是青海行政辖区和兰州经济辐射区的交错带。兰州市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扩散出去的生产要素在流入青海省的过程中，首先而且必须经过民和县。综上，民和县在现代区域空间结构中仍具有显著的“青海门户”区位特征。
二、门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优化地域空间结构
根据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变［6］，而这种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流的空间转移来实现。由于生产要素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沿着主要经济走廊以渐进方式进行转移的，因此，位于两个经济体之间主要发展轴线上的城镇将优先获得核心地域转移出来的人才、资本和信息等经济发展要素，从而成长为两个核心地域之间的次核心地域，推动地域空间结构的优化。民和县经济发展水平目前虽处于兰州—西宁经济区的第四梯度，但与第三梯度区域差异较小。在兰州—西宁的一体化过程中，得益于“青海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民和将成为兰州市生产要素沿兰西交通走廊向外扩散的首选地，从而优先崛起为兰州、西宁两个省会城市之间重要的中心城镇，在强化兰西发展主轴线的同时，通过高速公路、省道和县乡道路等不同等级公路设施，辐射带动其他城镇发展，最终实现兰州—西宁经济区地域空间结构优化。
2．对周边地域发展具有窗口示范作用
门户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作为周边地域发展的“窗口”，从而对更广大区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深
圳市和江苏省昆山市的发展就是这种作用的两个典型。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特区作为祖国大陆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利用毗邻港澳的门户区位优势，在特区境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迅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超千万的巨城市。在特区探索取得经验之后，我国又不断增加了沿海开放城市的数量。江苏省昆山市则借助毗邻上海的“江苏门户”区位优势，在 1992 年浦东开发、上海产业结构转型之际，利用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力，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为上海制造业转移构建了“成本洼地”［7］，迅速与上海形成了分工合作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市的卫星城。诸如此类城市的崛起路径已经成为其他门户地区城镇发展的参考基准。
三、民和县经济发展战略
1．发展目标
根据民和县所处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特征以及县域资源和产业结构现状，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可定为:充分发挥门户区位优势，争取“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政策，积极对接兰州市产业发展，努力成为兰州市的产业配套基地、菜篮子和后花园;以兰州—西宁经济走廊和县域各级城镇为依托，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建设多样化的投资和产业载体，将民和建成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中心城镇功能互补和开放的新型县域经济体。
2．发展路径
县域经济发展是一种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可以用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1955)的“增长极”模型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其中，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是形成产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子，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交通枢纽附近通常会发展成为产业集聚的城镇，集聚的内在机制为乘数效应。新经济地理学则将产业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总结为产业份额、地区消费需求和市场开放度等因子，集聚的机制则是规模收益递增［8］。然而，不论是哪些因子，实际上都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形成产业集聚，因此门户地区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应从发挥门户区位优势出发，不断增强对外部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据此，可以确定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为:“以制度创新吸引外部生产要素流入，以园区建设构筑产业成长空间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