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女儿》意识形态简析

 《海的女儿》意识形态简析

 [摘要]《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之一,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它被当作是“美”与“善”的代表的教育读物。但在其背后,潜藏着的是等级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群体的接受特性与该作品的传播方式,对于其中等级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颠覆事实上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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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海的女儿》;意识形态;女性主义 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曾总结:“无论好剧还是坏剧,都包含着一幅世界的图景。……世上不存在对观众的立场与观点毫无影响的戏剧和演出。艺术从来都伴随着某种后果。”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不包含政治意识形态的文本,实然与应然的对应关系通过作者之手隐藏于文本中,并对接受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后果,且由于文本修辞手段与故事塑造将意识形态嵌入“陌生”图景,从而加剧了隐性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导。

 安徒生是 19 世纪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海的女儿》是安徒生的经典作品之一,一直是备受欢迎的儿童经典读物。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柔美”“隽永”“典雅”的童话世界中,意识形态也从未缺席。

 一、等级制度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而处于北欧边陲的丹麦却还是个君主立宪国家。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丹麦统治阶级利用英法矛盾,以中立地位大搞海上粮食贸易,引起英国不满,英国要求丹麦交出从事贸易的舰队和商船,成为英国的附庸国。丹麦拒绝这一要求,英军于 1807 年炮击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的舰队,丹麦便由中立倒向拿破仑一边,成为交战国。

 8 年后,拿破仑战败,丹麦也成为战败国而失去广大领土,耗尽了钱财,银行倒闭,农村萧条,刚刚兴起的小型工业也全部破产,丹麦最终成了英国的附庸国。丹麦人民身受本国封建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而封建统治阶级则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安徒生的作品中,已经存在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百姓贫苦生活图景的描绘与同情,但我想在其潜意识中,对于封建的等级制度仍然是认同多于批判的。小美人鱼是海底世界的公主,而她爱的对象则是陆上之国的王子,王子最后选择的联姻对象是邻国的公主。这篇故事中出场的主要角色,几乎都拥有崇高的身份,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可以说《海的女儿》的爱情故事几乎是完全建立在贵族身份之上的。小美人鱼从海底来到陆上,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其失去了尊贵的身份,因此她仅仅只能成为王子可爱的“小孤女”——一个可爱又可怜的玩物。王子最后选择的婚姻对象则是与其身份相当的邻国公主。小美人鱼追爱的失败与其说是王子误会邻国公主对他有救命之恩,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在小美人鱼放弃公主身份而甘愿成为王子身边的一个玩物的时候,这段爱恋就已经注定了要以悲剧收尾。那么如果小美人鱼没有放弃海底公主的身份,她的追爱之旅可能成功吗?我想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虽然小美人鱼曾经拥有海底公主的身份,处于海底等级层次的较高处,但是由于人鱼灵魂的缺失,实际上在安徒生眼里人鱼的地位显然是低于人类或者说与“禽兽”相当的。所以海底权力世界的高位必然低于陆上权力世界的高位,小美人鱼的“爱”仍然注定了要失败。

 二、男性中心主义视角 美貌,是安徒生的童话中从不缺席的主角。在《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是美的,她“皮肤又光又嫩,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湖水”。邻国公主也是美的,“她的皮肤是那么细嫩、洁白,在她的黑长的睫毛后面是一对微笑的、忠实的、深蓝的眼珠”。文本中出现的女性形象,除去邪恶的巫婆外,无一例外都是美丽的、鲜嫩的。在《海的女儿》的文本中,美貌与女性的美德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正相关,或者说,在安徒生所拥有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美貌本身就是女性的美德,甚至是存在价值之一。在巫婆提出要以小美人鱼的声音作为交换药剂的条件时,小美人鱼问:“如果您把我的声音拿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巫婆回答说:“你还有美丽的身材呀,你还有轻盈的脚步和富有表情的眼睛呀。有了这些东西,你很容易就能迷倒人的心了。”在巫婆的话语里隐藏的意识形态逻辑即美貌是女人最大的武器。而小美人鱼也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耸人听闻的价值倾向,并且与巫婆进行了交换。而在姐姐们向巫

 婆换取能够挽救小美人鱼的方法的时候,巫婆收取的报酬则是她们的头发。在安徒生的笔下,头发并不仅仅是具象的头发,它所代表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美麗,所以她们才会“像她自己(小美人鱼)一样苍白”。虽然在王子的表白中,他说“你是我最亲爱的人!因为你在一切人中拥有一颗最善良的心。”王子对小美人鱼的喜爱,看似来自她的崇高品德——善良,但是实际上,当小美人鱼获得了“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美丽的白白的小腿”之后,她赤身裸体坐在大理石阶梯上,“用长长的浓密的头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在这样的美丽的冲击下,王子才最终选择把她带回了宫殿。进入宫殿后,她与奴隶们“跟着美丽的音乐,跳起优雅的、轻飘飘的舞来了。小美人鱼举起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舞着——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舞过。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衬托出她的美丽。她的眼珠比奴隶们的歌声更能打动人心”。于是她成功迷住了王子,王子认为“她从今以后应该永远跟他在一起”。在安徒生的叙述中,对于美貌不厌其烦的描写占到了十分重要的比重,很显然的,美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男性心中女性最珍贵的宝藏。

 再说身份的获得。人鱼身份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价值的获得有关。祖母对小美人鱼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作比他的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的全部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你才会获得一份人类的快乐。”海底的人鱼世界除了一个刻意被弱化的男性国王外,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由女性构成的小社会,可以照应为现实世界中的女性群体。而岸上的世界,则是一个男性中心的、现世的世界,小美人鱼上岸的过程其实也是女性在社会中追寻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在《海的女儿》当中,有且只有一条实现的路径——获得男人的爱。这和波伏娃的描述何其相像:“对于女子而言,婚姻是唯一和社区融合的途径,如果没人娶她,从社会的立场看,她是被浪费了。”人鱼只有通过与人类的婚姻才能获得不灭的灵魂,融入岸上的世界,而女性,只有通过与男人结婚才能真正融入社会,获得作为社会资源的价值的实现。

 三、男性中心主义的爱的神话 坐拥两类不同的女性全身心奉献的爱,恐怕是每一个男性都曾经幻想过的“男频故事”的源头。王子大概是《海的女儿》一文中最大的“人生赢家”,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他穿着华服在大船上庆祝十六岁生日,他掉入水中顺理成章地被救,他从海边捡回了一个哑巴小奴隶,他坐着船去邻国迎娶美丽的未婚妻。如果说小美人鱼为了爱情牺牲了一切,那么王子又牺牲了什么呢?似乎什么也没有,王子没有为得到两位美丽的女士付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努力,他的雄性吸引力在日常的享受中轻松地彰显,成为两性地位中占据了绝对制高点的赢家。而女性能做什么呢?在《海的女儿》的文本语境下,女性能做的事只剩下了卑微地祈求被爱,甚至连嫉妒的权力都没有,在王子带回了他的未婚妻后,小美人鱼在作者安排下做出的反应是“小美人鱼迫切地想看着她的美貌。她不得不承认她的美了”的“我见犹怜”的心态。在安徒生生活的年代,正是女权主义的发展时期。

 1909 年,美国纺织女工斗争胜利;1910 年在丹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大会上,代表克拉拉·蔡特金倡议,以每年的 3 月 8 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规定每年的 3 月 8 日为国际妇女节,从此“三八”节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为争取和平、争取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伟大节日。可以说丹麦这个国家与女权主义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丹麦的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两个主要的时期:1870—1920 年和1970—1985 年,安徒生的出生以及成长与丹麦女权运动的第一个主要活动期是存在重合阶段的。但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的基督徒,安徒生的思想显然并没有受到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动摇,《海的女儿》仍是以男性视角构建出的“爽文”神话。

 四、逃离与反叛 2019 年 3 月,一位母亲在微博平台上发文吐槽《海的女儿》引发热议,将这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童话故事重新拉回了我们的视野。然而在与此相关的诸多讨论中,“那位批判《海的女儿》的母亲,你秀的不是智慧,而是浅薄”等引人眼球的发言层出不穷,浏览与此相关的评论与留言,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该母亲的做法属于“小题大做”,用大人污浊的价值观污染了孩子纯净的世界。《海的女儿》的传播以及接受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海的女儿》中两种主要的价值观的传递呈现不同的景象。其中关于基督教的献身以及爱的思想,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背景,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被本土化为“爱”“善良”等存在于我们固有的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观,而阶级的、男权的话语则与中国本土社会情况与权力构架耦合,于潜移默化中被吸收,这一过程太过于自然,甚至于人们倾向于“忽略”了这一价值取向。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到了群体对于某种道理或价值的接受情况,即“群体只知道简单和极端两种情绪;他们将所收到的观点、想法和信念暗示作为一个整体而接受或拒绝,而且会将它们看做绝对真理或绝对错误”。我认为《海的女儿》的传播与接受,就属于勒庞所说的情况,被本土化为善良的基督之爱,与其中狭隘的男权话语,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群体看作统一的整体。且需注意的是,大部分人对于《海的女儿》的接触形式,是通过家长或老师等权威力量所进行的传播,这一过程本身带有极强烈的暗示性,从而足以诱发出对于这一文本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即它是美的与善的。权威力量对于《海的女儿》的整体认知与评价,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善良献身美丽温顺的女孩,符合男性中心的权力结构对女性地位的规范与限制。而对于《海的女儿》的“美”“善”判断一经做出,并通过种种权威力量被灌注到意识形态中,就很难将其动摇甚至连根拔除。权威与狭隘是拥有明确观念的群体持有的两种极其常见的情绪,对强勢力量的“服从”被深深地刻在群体的灵魂上,群体对这一文本的接受方式使其更倾向于对其进行认同。也就是说,对于群体来说,相比于所谓的革命性,保守性才在我们的本能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保守本能就像所有一切的原始本能一样坚不可摧,群体“对于传统的信奉是绝对的”。勒庞认为民众们渴望改变的仅仅是一些对于事物的肤浅的认识,而非他们的种族遗传所决定的某种制度本身。这一说法虽然有缺陷,但对于人类本性中的无意识的懒惰与恐惧仍然是认识得十分到位的。这种懒惰与恐惧使我们本能地信服权威力量所灌注的一切,并且打从心底里厌恶一切颠覆与反抗,于是,我们对于一切“与我们不同”的都抱有莫大的敌意。在这样的语境下,对于《海的女儿》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基本失去了颠覆与反抗的可能。

 参考文献:

 [1][丹麦]安徒生.海的女儿[M].赵丽慧,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12. [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赵丽慧,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08. [3][英]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基督教神学导论[M].赵诚艺,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06. [4][法]约翰·加尔文.基督徒的生活[M].钱曜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 [5][德]马丁·路德.路德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03. 作者简介:刘张贺薇,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17 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