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历史篇一：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札记
钱穆作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札记
文/历史141班 刘光炎
一
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钱穆的作品是不可不接触的。钱穆先生说台湾的学者，在思想上，并不像当代大陆的很多历史学家受到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我觉得他的观念相对于我们长期以来认识的历史要新颖且客观，读后获益良多。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是钱穆先生的数次讲演话语的合辑，分别重点讲述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其中也牵涉到其他时代的一些制度上的联系，而且在书中经常将各代的制度进行对比，不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但总能让读者能去联系地了解历史，优劣何尝又不是在读者心中呢？
书中又从政府的组织制度、考试和选举制度、赋税（经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叙述了五个朝代。回想我们所学过的历史，各朝各代的政治，无非也就是这些。
钱穆先生在前言中也叙述了认识历史的几点原则，在此摘述一下：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此“人事”非如今所说的“人事”，我个人理解为：人对政治和制度的操纵。）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
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有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这些，在当时也未必尽为人所知，一到后世，则更少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这七点可谓透彻，回想自己往昔读历史，是陷入了怎样的肤浅与误区？钱穆先生书中思想深刻而繁厚，我只写予我深刻感受的几方面。
二
钱穆先生在文中一直强调：“从秦到清，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这就与我们中小学阶段所了解的历史大相径庭了。
在高中时就知道不同学派对“封建时代”这一历史区间划定不同，但教科书一直说秦朝统一后是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而钱穆先生让我知道的，秦汉不仅不封建，而且也说不上是专制。
皇帝的存在和皇位世袭是历史的选择，而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可见汉代的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高中时，总是说皇帝要加强君主专制，当时在想，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了，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早就至高无上了吗？为什么一直加强集权几千年？一直说的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又是怎样的？
其实从一开始，皇权就是被相权所掣肘的。在明清之前，“我们纵有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个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明朝废除了宰相，在书中，我又得以解惑：内阁首辅不近乎于宰相吗？ 钱穆先生直接在书中评价了张居正——“权臣”，他的一篇关于讨论张居正的书信（《答徐君书》）也被附于书后。
?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
制度之后，又是多少人事的心酸呢？
三
读这本书的第二大感慨便是制度和时代的变迁。
在说到九品中正制时，钱穆先生说：“但到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不同了，而还是照样沿用，遂出了大毛病。”
说到汉代察举制：“但就汉代察举制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说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这不止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远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了解的多了，方知“腐朽”为何物。像西周分封制、汉刺史州牧制、北魏均田制、隋唐科举制府兵制——很多事情在创始之初初衷何尝不好呢？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治乱与分合与这一因素有莫大关联：很多统治者在制度创始之初确实能起中兴之效，然而中国古代总是有因循守旧和崇古之风，后代墨守成规、沿袭旧制，不思改变，终于腐朽被推下历史舞台——哪里又知时代在变，人事更在变！
这，或许就是当今时代改革的意义所在。
四
在讨论明代政治制度时，钱穆先生特地讲了“明清两代之胥吏”。
明清的胥吏，不为官员所重视，然而却将文书重任付之彼手，弊端则显露出来——一群被歧视的人却能触及制度及权力核心的东西，若他们居心不良，报复
社会，危害可想而知。
前面说了，制度必与人事所牵连。很多制度的弊端，最易在政治的低层曝露。如王安石变法，初衷很好的制度在下层弄得怨声载道，又如十多年前的计划生育的实施，“大力开展计划生育教育”变成了“干部进村捉猪赶羊”的恶行??我在高中时曾和一个挑水工闲谈，没多少文化的他轻叹一口气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基层的实施有问题??”
无论单看历史还是论及其他，我们都不应该忽视那些细节微末的人和事。自下而上去看事情，会发现很多自上而下看不到的地方。
五
钱穆先生在论述清代时，说到一个概念：“部族政权”。
“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
一个部族掌握一个政权，制度上霸道又自私，极端又专制。而中国其他的朝代，大多是“士人政权”，以士人也就是读书人为主体，其制度显得规范、理性。
文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一个阶层，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由他们穿针引线般，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地延续下来。
我可以认为，中国民族绵长的延续性也正是由于“士人政权”的构成和“文人政治”的存在。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参考书目：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2.2月第一版
2014年12月16日夜
钱穆历史篇二：钱穆先生开示(四)了解历史需要把握两个方面
了解历史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材料，二是历史智识。历史材料就是古代的历史事实，是前人记录下来的。仅知道这些还不够，还要有历史智识，见古而知今。要知道贯穿其中的历史精神。
三个派别各有所偏。传统派、科学派停留在历史材料层面，革新派是从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出发，不顾历史材料，把历史作为宣传自己主张的材料，没有客观基础。
对三家的批评，总得来说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的。第一要立足于历史材料，第二要了解历史材料中包含的精神即中国文化（历史智识），这是指导我们的基本观点。不要从自己主观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首先要了解历史材料，但也不能只停留于此，而是要想办法努力去了解历史中所包含的精神和意义，这样才能真正对历史和文化有真切的认识，才有可能形成温情和敬意。
按照革新派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评论历史，危害性比较大。
认为革新派很可恶，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种人本身不是真正研究历史的，纯粹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另一种人，也是多数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这和整个近代以来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在那个阶段，中国人，甚至是多数人，对自己的落后和所处的受列强侵略、瓜分、掠夺的现状，有急迫的改变愿望，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要寻找出路，因此将此种种归咎于历史。他们从出发点上还是想挽救中华于危亡，但是路子走错了。
上古的历史有很多，但因为材料不足，有这样一种臆想历史的思潮也不奇怪。还是从学术上的差别来看比较客观。
钱穆历史篇三：浅谈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在历史教学中的现实意义
浅谈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在历史教学中的现实意义
[摘要]当前初中历史学科教学的方法问题已经很完善了。教学手段的技术性、技巧性，体现出了当代深层教学的理念。但新课改标准下的历史教学是围绕“知识与技能层面的。这不由得让笔者想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写过的《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一文，其中很多观点在今天的教学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学历史 现实意义 钱穆
当前初中历史学科教学的方法问题已经很完善了。教学手段的技术性、技巧性，体现出了当代深层教学的理念。但新课改标准下的历史教学是围绕“知识与技能层面的。他强调的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不由得让笔者想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写过的《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一文，其中很多观点在今天的教学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下面是笔者在多年教学中，就此问题总结出的几点认识。
一、中国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
这个问题一直围绕着很多教授初级中学历史学科的老师。其实这正像钱穆先生所说的这只是一历史性的叙述，却能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两千年，只能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而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如果从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的明朝、清朝两代近六百年，尚有些君主专制的痕迹，可称不上是黑暗统治。这一点从当时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岂非一两个帝王能轻易动摇的。这样的政体，我们有什么理由断言人家是君主专制呢。
仔细分析便会明白，形成这种认识的主要缘由是清朝末年才有的。起源于18世纪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论断。他只知道或者说认为国体有君主但没有国会没有宪法，便认定是君主专制。他哪里知道中国的政体，有尚书吏部之科举与吏部，这就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需要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如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主要依照，极精密完整的政权分配。它使整个政府机关有所依循，不必依宪法政权自有限节。更何况在明代以前，宰相是行政领袖，皇帝的各种昭告命令，非经宰相副署是没有效用的。这一点很像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间的关系。
可问题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历史教育工作者仍然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自己持这种浅薄荒谬的见解也就罢了，还堂而皇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