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厚重篇一：历史的厚重与沉重
历史的厚重与沉重
读陈冲的长篇小说《车到山前》
张占杰
《车到山前》是陈冲写于200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
陈冲今年66。他有着近乎传奇的经历：14岁参军去了朝鲜，19岁写小说，21岁时却成了右派，一当就是20年，再拿起笔时已是40多岁的人了。在成为专业作家的20年里，他写了著名
青春在《车到山前》这部小说中无处不在。作为公司最高领导的常萍，当她想作为一个年青人享受生活时，她的名字叫“朱莉”，她可以穿上牛仔装去蹦迪，而祁沂不再力图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时，他的名字叫“谢尔盖”，两个假名是小说的一个青春意象，它们代表的是活力，青春的生命在现代社会的挥洒，在他们身上，你会时刻感受到现代的节奏，现代的观念以及现代的色彩。
但深入小说 时，我们会发现快节奏的青春世界背后充满着一种厚重的历史韵味。小说有时采取常萍的视角，有时叙事者也参与其中。他们把眼前的一切纳入历史的范畴，常萍不但要看“厂史”，那部假的历史本身也是充满历史感的，他也从现实当中的一切人、事、物中追寻历史的影子。祁发奋，一个普通工人，普劳飞，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代表着工厂的过去；那个具有厂子个性叫法的“保全车间”作为历史的见证，宛如一座活化石，
面对它一下子就会使人触摸到沉甸甸的历史；那些与工厂连为一体的宿舍区、学校，是历史的产物。正由于常萍的外国生活背景，使她对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观念也充满历史感。比如，他所见到的女工们吃饭的情景，就是过去企业中人的观念的一种反映，它表现的是作为“主人”的工人在一个集体中的地位与价值的无足轻重。华清风在痛苦的反思中始终也没有弄清楚他悲剧的真正根源，他觉得自己在工厂里是一个铁腕，应当在厂史中留下重重的一笔，但不是以一个贪污犯的名义去书写这一笔。没有人怀疑他是有能力的，这种能力在一个计划体制下的企业中形成了只“管”不“理”的工作方式，他是乔光谱式的人物，他能成为英雄，但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管理者，他能成为一个救工厂于危机中的“神”，却难以使工厂真正步入现代经营轨道。华清风靠的是权力而不是“理念”来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这是他与常萍的本质区别。
陈冲解剖现实时，他的切入点是“体制”。《车到山前》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现实世界中，人的价值、人本身的能量因体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旧的体制中，董宜彪是“二楞子”，到处骂娘，耍横；普劳飞只能干粗活，以至于professer成了一个外号，而不再是崔蒙先的本职；裴秋声只是一个细致的秘书，她的思想没人理会；再看看常萍，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可能至今还当她的中学外语教师，讲她的“美国英语”，受着不尽的排挤——因为她不被领导欣赏。这一切都是体制的原因。常萍到了这个工厂，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冲击的是旧的体制，她是CEO，而不是“头”，她告诉人们，真正的“主人”是董事会，是全体股东。在一种新的理念，新的管理体制下，每个人都被激活了，身体内部的能量充分地展现出来：董宜彪不再是二楞子，他用自己的方式把上下关系理得很顺；崔蒙先真正成了“普劳飞”，参与到工厂的战略设计中来，即使是华清风，在他痛苦的外表中，我们也会隐隐的看到，常萍的理念给他的启发，使他
在困境中尚未失去挣扎自新的勇气，虽然完全的转变过程是漫长的，但这种要求本身提示给我们的东西比已实现的要多得多。
可以说陈冲先生以体制作为分界线，给我们展示了变革前后人的不同面貌，这一变化我们相信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说，陈冲先生是带着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给我们表现这些。然而陈冲先生的乐观主义只是他对现实观照的一方面，或者勿宁说是他的某种希望。我们也相信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不会轻易的流露这所谓的乐观。陈冲先生也正是如此，体制的改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但不一定很快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常萍离开的原因不是由于她的能力，而是“道德问题”，一个人的名声与这个人的事业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其它国家是如此，中国更是如些。常萍在一个非常时期改变了一个工厂的管理理念，但她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她虽然力求深入到这个工厂的历史中，在一种历史感中去理解过去的一切并试图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东西，但历史的惯性却很快把她抛开了，她只能在迪吧中叫朱莉，只要她是CEO，她只能叫常萍，叫常总。面对历史的水泥搅拌车，她真的就象自己的那辆灵猫跑车，漂亮，时新，但是脆弱，作者残酷地告诉我们她注定的结局，但依然乐观的安慰我们：等裴秋声回来再说，作为一个读者应注重这个故事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带给我们的新鲜东西。
陈冲先生是矛盾的。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有一千个理由乐观，也可以创作出许多个乐观的现实，但乐观的背后，他却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历史，要有历史感。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种历史感不只是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过去以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还有一层，即当人们乐观的时候，他能看到危机，看到观念的力量，他能以对历史的沉重体验告诉人们，事情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对于陈冲先生的创作方法，我更愿意称之为“这一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陈先生这一代人思想中，从来都是与社会连在
一起的，他们选择文学，在于要表达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信仰，对现实的真诚。社会是他们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是与他们的经历，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深厚影响，以及自身的知识背景相关的。谁也说不清，是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达到的契合，还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他们面对现实时产生的历史感相吻合，从而使他们把现实主义作为第一选择。阅历、经历所产生的历史感形成了这部小说的视点，同时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深度。
历史感给人带来的不只是厚重，也有沉重。
历史厚重篇二：厚重的历史工程
厚重的历史工程
受制于区域气候影响，我们那少有河流湖泊。不过对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来说，冲破自然的硬约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大井、甜水井、机井、蓄水池，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在村子周围分布着。听父辈们说，那些水利工程都是附近几个村的数以千计的村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日没夜，一筐筐土、一块块石头建成的。
大井--免费、随意
村子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五六个人工开凿的水井。这些露天水井直径一般约为10米，深度7-15米不等，内壁全部为石头垒砌。正常年份，这些井一般都是有水的。各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免费使用。如今，因为年久失修，井内壁逐渐塌陷，外加部分农户为了省事便把玉米小麦等庄稼秸秆丢到井里面，致使井里杂物堆积越来越多，逐渐失去了蓄水的功能，以至于现在被废弃，成为垃圾填埋场。现在仅有少数大井仍在使用，但井内水质污染严重，水面漂浮着各种生活垃圾。
甜水井--干净、方便
甜水井大多分布在村长内部的路边上。大部分的甜水井都是直径约为1-2米，深度10-15米不等。相比于大井，甜水井可谓是做工精良。无论是井台还是井内壁都是用光滑的石头砌成，看起来相当干净。而有的甜水井还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农村还没自来水之前，甜水井是农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通了自来水后，甜水井便成了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很多农家妇女就会在甜水井旁洗衣服。万一自来水供应不上，
甜水井也会充当保障性饮水供应源。如今，随着人们卫生意识的提高，很少再有人去用甜水井里的水去洗衣服了。另外，随着农村建设逐步加快，一些碍事的甜水井就被堵住了。现在，村子里的甜水井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被石头掩盖，很难再找得到了。
机井--花钱、稳定
机井，村子里有五个，四个生产队各一个，外加山上一个。机井相随比较神秘，也比较可怕。机井一般直径为0.5-1米，深度70-200米不等，上面一般都会建一座小房子。机井内壁是由厚度约为1厘米，直径约为30-50厘米，长度约为10米的铁质管子一节一节组成的。电闸一拉，冰冷刺骨、甘甜可口的地下水就会源源不断的冒上来。然而，多年来机井的管理权与收益权的归属一直很模糊。十多年来一直由一位退下来的村干部在负责。每逢天旱需要浇地时，村里人就会说那个村干部晚上躺在床上都挣着钱。因为那个村干部只要把电闸一拉，留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只手表用来记录每家浇地用的时间，剩下的他就不问了。一般来说，这一遍地浇完至少需要五六天时间，而且是日夜不停。关于所收取的灌溉费去了哪里，无人知晓。有人粗略估计，刨去几千元的电费，那个村干部浇一遍地至少能赚两万多。后来，由于钢铁价格飙升，那个村干部便私自在夜里将机井内壁的数十节铁管当做废铁给卖了。后来买了一个抽水机放下去，结果水量大不如从前，村民甚是抱怨。
蓄水池--靠天、有限
村子周围多丘陵，丘陵脚下的农田的灌溉主要靠蓄水池。村里现
有一座蓄水池，位于半山腰上。蓄水池直径约50米，深度为七八米。内壁同样是整齐的石头堆砌而成，且石头缝都抹有洋灰。多年来，未见蓄水池里储存过水。如今，蓄水池已面目全非。蓄水池成为了个别村干部的私有财产。村干部在蓄水池旁边搞了一个洗沙场，蓄水池成了粗存沙子的仓库了。
今天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够稳定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无疑是毛时代时以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投入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而建设的庞大的水利基础设施。如今，面对农村水利设施的逐渐破败，我们于情于理都应该保护好这些凝结着老一辈人辛勤汗水的伟大历史工程。
历史厚重篇三：重温那一段厚重的历史
重温那一段厚重的历史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长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墓旁松柏环绕，幽静肃穆。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他在弥留之际说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是什么震撼了斯诺，让一个外国人能如此深情地说“我热爱中国”，那就让我们到《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中去寻找答案。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共十二篇，约30万字，收集黑白照片70余张，生动介绍了斯诺所认识的共产党人当时在苏区的日常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本书被西方媒体评为“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真正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斯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他是当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对中国红区进行报道的记者。1936年是中国国内形势剧变的一年，当年6月初，陕西驻扎的是与红军关系良好的张学良少帅的军队，斯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进入“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的红区的机会，于是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重重封锁进入红区。四个月的红区之行没有让斯诺失望，他得到了当初那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的答案。
斯诺自己是这样说这本书的：“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是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所看到的、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为美国记者，做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人之见的报告。”斯诺又在序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上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本书的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
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中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斯诺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的进程。
斯诺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他把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及其未来局势的预测做了这样的总结“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这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不得不说，斯诺不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他对战争与政治的观察分析令人敬佩。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就在这本书出版八年之后，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十二年之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历史吧，珍惜今天所拥有的，跟一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一样深爱这片红色土地，或者说更爱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