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我国逐步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洞察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型全球战略，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国家决策。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国际化起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赋予高等教育国际化以新使命，包括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结合;推动教育合作与交流，“招进来”与“走出去”协同推进;发挥智库引领作用，为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智力支持等。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使命，国家、高校、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必须发挥各自作用，协同合作，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合作与交流
伴隨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由信息技术推动的社会经济变革的迅猛发展，整个国际社会变得高度联系、相互依赖。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国。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作为主动承担国际义务、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开始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型全球战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经贸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推动中国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边缘走向中心的国家级顶层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也就成为历史与时代的必然。在这一世纪性的系统大工程中，探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该如何定位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中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型全球战略服务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急迫。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况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并上升为国家级顶层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秉承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旨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基础，以共同利益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区域合作和人文交流。[1]从地理位置来看，“一带一路”东临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途连通欧、亚、非三个大洲的65个国家，涉及国土总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公里左右，占世界的39%，[2]其突破了传统的点状和块状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型的跨国别、跨区域的带状发展模式。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目前总人口约46亿人，经济总量约23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2%和31%，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经济带。
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表1），根据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处于普及化教育阶段的国家有25个，占总数的38.5%，主要是欧洲和亚洲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发达经济体;处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有30个，占总数的46.1%，主要是亚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国家有10个，占总数的15.4%，主要是亚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总体来看，除中东欧外，沿线国家普遍处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大众化或精英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亟需大量的高等教育专业人才，通过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展国家、地区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实现人才培养的标准、质量与世界接轨，可以有效提高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与实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进而为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疑也为沿线国家推进自身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样，对于正处于深入实施“双一流”战略的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为其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因此，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度融合，切实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是一项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专题。
二、“一带一路”倡议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新使命
（一）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结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合作领域涉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因此必须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供给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侧”有效结合起来，大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各类专业人才。[3]目前来看，沿线国家的“需求侧”涉及的人才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跨国贸易、资本运作、技术创新、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具体来说，主要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与贸易、文化交流与合作（语言）等三类人才。[4]第一，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处于全球中下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报告①，2013年，沿线国的平均物流绩效指数仅为2.8分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9分）。[5]同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仅亚洲地区的国家就有上千个跨国/跨境的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项目需要建设，涉及到的资金总额接近8万亿美元。因此，沿线国家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项目设计、工程管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第二，沿线国家都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其平均GDP增长率高达3.9%左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与经济交流异常频繁，跨境贸易依赖程度非常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2年至2012年沿线国家外贸依存度由32.6%增长到34.5%，远高于同时期全球平均水平（24.3%）。因此，良好的经济贸易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懂得国际规则与资本运作、熟悉经济管理与国际贸易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语言有100余种，其中官方语言及国语总共约50多种，其中以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就有14个国家，但目前我国开设的小语种专业仅20多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的有效实现，都要以语言沟通为基础。因此，必须有效应对目前的“小语种危机”，培养大量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当地国情的小语种专业人才。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要求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加强各种类型、层次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在沿线国家的“需求侧”与我国人才培养的“供给侧”之间建立有效对接，要通过供给与需求适应、教育发展与国家需求同步、政府与高校结合协同推进，培养真正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