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一段文字，让贵州人背了两千多年“自大”的黑锅。明明不是夜郎王说的“汉孰与我大？”却被强按在夜郎王的头上，并被稍作润色，变成“夜郎自大”的成语流传下来，历千余年而不衰。
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等人出使西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这帮人的行程时说：“（汉使）至滇，滇王尝羌乃留……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大概这就是“夜郎自大”典故的出处。
然而，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
相比说来，滇比夜郎离汉王朝更遥远。唐蒙出使夜郎，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都未进入滇境，双方因缺乏交往而互不了解，闹不清“汉孰与我大”是有可能的。夜郎的情况就不同了。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即会见了夜郎侯，并“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这件事发生在王然于入滇之前13年。收了汉朝那么丰厚的礼物，辖境内设置了汉朝的郡县，儿子也当上了汉朝的官，忽然间变得不知道汉王朝与夜郎谁更大，这实在有些不合情理。
夜郎侯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主，很能见风使舵。纵观夜郎国前后200余年，自战国中期到西汉武帝，几乎没有关于夜郎主动启衅攻击他人的记载。对于来自外部的压力，夜郎侯倒像有些逆来顺受。
庄?率楚军入滇，在贵州境内与且兰国发生激战，却能与夜郎达成协议，兵不血刃地通过夜郎地区继续西进；秦始皇的郡县设到了夜郎四周和国境内，也没有发生双方兵戎相见的事；唐蒙出使夜郎，除了修路力不从心，在夜郎的事办得都很顺利。到汉武帝发兵攻打南越，且兰君抗命反叛，蜀西南的邛、笮等部起而附和，夜郎似乎也没有被蛊惑跟着反水。由此看来，尽力与周边政权保持相安无事，应该是夜郎统治者一贯的政策取向。
夜郎的求和求安心态并不是因为国贫势弱。《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中都有“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的记载。事实上，夜郎能在数十个西南夷部族政权中名列前茅，也绝非浪得虚名。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说明，2000余年前的夜郎古国的确存在一种繁荣景象。
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人都知道，春秋到西汉初期，中原一带出土的铁农具中铁犁的数量并不多，形制也比较原始。而贵州的夜郎考古不仅发现了大量青铜工具，清镇、平坝一带的汉墓，还出土了铁锸、铁锄、铁斧等铁制农具。足见地处崇山峻岭中的夜郎，虽然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秦汉之际同样跨进了农业社会的门槛，尽管就生产技术而言不免较中原落后，但差距却不致过于悬殊。
夜郎人的手工业并不比农业逊色，不仅掌握了纺线和编织麻布的技术，夜郎旁小邑制作的陶器造型别具一格，显眼部分还有刻画符号，隐然已有文字造型中“象形”、“指事”之类的特点。夜郎的青铜冶炼业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青铜器的分铸、合铸、焊接、鎏金等技术早已不在话下。
《史记》、《汉书》等文献都说夜郎有精兵10余万，这在人口并不太多的古代，实在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武装力量。汉武帝伐南越时，就曾“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江，咸会番禺”。
一国之君，如果拥有夜郎如此广阔的领地、众多的人口、繁盛的经济和强大的武装，萌生出某种自满与傲慢，恐怕也是情理中事。滇王尝羌便因陷入这种心态，才会向汉使提出“汉孰与我大”的荒谬问题。秉承求安宗旨的夜郎王是不会提这种问题的。正因为他的自知之明，才解除了汉武帝对夜郎的防范之心。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王的那枚印似乎把握得不怎么牢。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作为一方政权的滇国从此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西汉政府设置的益州郡。
与滇国的情况相比，夜郎受到的待遇要宽厚得多。滇亡之后，夜郎国又延续了80余年才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在相继灭掉南越和滇以后，竟然容忍夜郎作为一个方国继续存在，个中原因正是夜郎王有自大的本钱而决不自大。(作者单位:贵州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