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冬天,随着贵州省“文革”的一次大反复,“小太阳”李再含下了台,蓝亦农、张荣森二位军长奉命率部队和大批军代表来贵州接管省革委大权。到了1970年的冬天,省革委决定,从省级“五七干校”中选调800人充实工业战线。这算是“文革”开始以来,落实干部政策的第一个大举措。名单宣布后,我们便离开“干校”由省革委政治部接收。在正式分配工作之前,先组织了一次“拉练”,目的大概是在我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前,再来一次强化教育吧。
“拉练”的日程是,第一阶段走40公里到平坝县的马场,停留一个星期,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二阶段,从马场再走大概40公里到省委党校停留一个星期左右,进行思想总结,然后正式分配工作。
800人的队伍于1970年的12月中旬浩浩荡荡地从贵阳出发了,一切按行军的规定。队伍从贵阳出发时“士气很高”,歌声阵阵,但走了不到一个钟头,便慢慢地听不到歌声了。掏手巾擦汗水,成了队伍中此起彼落的动作。走在连队后面的军代表见此情景,便下令休息。走走停停,夜幕降临时才到了预定的宿营地――清镇县(当时还是县)的偏坡村,行程不过25公里。第二天的行程不到20公里,也走了大半天。最后到达目的地马场,800人全部分散在场镇附近的农家居住,实行“三同”以接受“再教育”。
安营扎寨之后的生活便是上午“讲用”,下午劳动。“讲用”就是谈走了80里路的思想收获和体会。深刻而又精彩的“讲用”者大有人在,一位处长上台三句话:“抗日战争时是走路的兵;解放战争到了东北就骑上马,很少走路了;进城后更是以车代步,脚懒了,思想也……”似乎有些含混不清,羞羞答答,大概的意思是逐步变“修”了吧。接踵而上的发言者,虽远远不如这位处长那么精彩,却也是体会多多,当然也有个别发言者例外。
说到劳动,生产队并不要我们加入到他们的社员当中去,而是派一个或两个队的干部领着我们去挖水沟、除草皮等。这样一来就只能去体会劳动而不能如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在劳动中学习贫下中农的先进思想了。我联想到1957年至1958年在台江参加劳动的那一年,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三同”,不仅和社员一起劳动、在社员家吃饭,而且还要担任社里的一个职务,比这样所谓的“三同”踏实得多了。
第二阶段的“拉练”,目的地是位于花溪桐木岭的省委党校。从马场到党校没有大路,约80里。依然是两天走完,到达宿营地松柏山后,我和省委组织部的张、高、逯三位原来的处长被安排在松柏桥头的一户农家住宿。这是一幢宽敞的长三间新房,还有院坝和围墙。在那个年代能修建这样一幢新楼,可见主人乃非凡之辈。主人家用稻草给我们铺了床,送来了开水,然后便离开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要体现一下贫下中农的教育责任。
第二天下午,党校的军代表们敲锣打鼓地来迎接我们这支“凯旋”之师。如果说走完40公里路到马场时是小“讲用”,那走完80公里驻进党校后,便是大“讲用”了。800人在一起,挤满了那个并不宽敞的礼堂,着实热闹了几天。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某厅长的发言,他不是谈个人体会而是代表所在的连队发言,“有的同志说,虽然在劳动中感到腰酸背痛,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十多天的行军、劳动顾不上洗澡,身上脏了但思想更干净了”,“脚上起了水泡,手上起了血泡,但头脑更纯洁了”如此等等。用当时较为流行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这次“拉练”使人“脱胎换骨”,由“修”字号干部一变而成了崭新的革命干部。这样的“讲用”自然引来了不同意见,有人说也许是他刚出“牛棚”不久,尚处于晕头转向之际,只顾迎合时下那种虚浮之风,把应当掌握的分寸也忘记了;有人说因为他过去当厅长时照念别人起草的讲稿念惯了,这次也如法炮制,故而闹出笑话。总之,对他有所谅解就是了。
“拉练”以庆祝1971年元旦而圆满结束。除军代表集体到各连拜年,举办了自编自演的同乐晚会、元旦会餐等等之外,重头戏是以连队为单位出元旦专刊(墙报),要求每个人都用诗书画或文章写出自己的感想,当然免不了又是“百花齐放”。我自己也写了一首诗,原文是:“廿载是非凭谁道?疾风最能知劲草。革命原非为功利,褒贬无须去计较。回首行程道非坦,指顾征途路尚遥。莫谓流年暗中换,丹心向阳志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