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深圳阳光正好。 南科大校园内，蒋明穿过两栋楼间的花田，从食堂赶往教学楼，准备上国学课。 食堂内，吊顶电扇嗡嗡作响，电视上正放《锵锵三人行》。十余个学生看得聚精会神。过往的风波，仿佛并未波及到这些学生。在经历了老师退校、学生退学、拒绝高考之后，风暴中的南科大仍显平静。
这些带着理想来到南科大的孩子们，眼前的任务只有期末考试。其他种种，似乎与他们无关。
戒备的南科大
“请各位媒体高抬贵手吧！几个月来媒体的报道给学校已经造成很大的压力了！”南科大负责宣传的老师蓝海，直接挂了电话，语气焦躁。
与学生的从容不同，南科大早已如临大敌。持续的媒体关注，接连的“负面新闻”，让这所试图实现开放、包容的新型高校，变得封闭。
学校大门口，站岗保安把所有校外人员拒之门外，称学校是半封闭式管理。即便是访校家长，也必须提前预约，由老师亲自带领才能入校。
而学校办公室的老师则称，所有媒体入校采访都须预约。即便是家长，也要说明具体来意。如果只是慕名来参观学校的人，那么只能在门外远观和电话咨询。
几经辗转，本刊记者终于进入校园内，并在图书馆的阶梯教室，采访到了学生蒋明。
蒋明说，此前学校并未管得这么严。只是学校最近总有媒体采访，老师同学的话经常被“断章取义”，所以对媒体也都敬而远之了。
媒体来势汹涌的“骚扰”，第一波缘起“拒绝高考”事件。本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南科大的孩子，在临近高考10天的时候突然被通知还要考试。
“那段是最艰难的时间。”蒋明说，“关于高考，学校内部意见不统一，但学生和家长的意见统一，我们不愿参加考试，觉得违背了初衷。”
因为“高考风波”南科大一度停课，这让蒋明无法接受，“后来恢复了，好在教授还是和我们一个战线。”
高考风波，让南科大内部产生了纷争。和蒋明观点类似的还有他的班主任郑丽丽：“那段时间，20天，确实元气大伤，把老师和学生间的信任都毁灭了。学校里存在不同立场的团队。”
高考风波未平，港大教授退出、王秦州退学之波又起。一切都让南科大不堪重负。这所高校变得戒心更强，谨慎地对待外界的声音。
家长也感受到同样的压力，学生张彤的妈妈说：“女儿读南科大，一件事接一件事折腾我们的心脏，乐观归乐观，但压力也很大。一有事来，心理没压力也是假的。”
她坦言，家长们现在已经“疲了”，“之前还有不冷静，现在不会了。最起码认为学校不会有不好”。
风波正在逐渐过去，蒋明说，他和同学们对学校风波、外界报道，都有了免疫力，认为“这都没什么，很正常”。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面对学业和考试的压力。
风波中的学业
除却离校的王秦州，南科大首届新生现余44名。他们已在南科大度过了4个多月的学习生活。
17岁的蒋明，高中就读于北京一所名校，没了解南科大时准备去清华。“高中我一个学期不学，一个星期可以补回来，现在一两天不学都可能跟不上进度，有一次代数课因为睡过了没上，后来就跟不上了。”
南科大课程安排得很紧，“这学期课程安排了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社会学、国学、英语和现代化理论，最多的是周四，要上十节课，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
和蒋明一样，这些新生都是高中时的尖子生，到了南科大，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学业压力。
来自浙江的陆瑶当时如果参加高考，是要用浙江大学保底的。但在南科大，她几次考试是中等水平，并称“如果旷课就会跟不上进度”。
学生张彤说：“每天学习很紧张，高三时没超过12点睡觉，但大学几乎都在12点后睡觉，一次为完成计算机作业学到凌晨三点多。宿舍每天晚上11点熄大灯，但每人都有小台灯，也有其他专门自习的地方。”
很多家长也表示，孩子在南科大常常学到深夜。“要说意见的话，孩子觉得个别科目讲得太难了些。”蒋明也告诉记者：“有些课程稍微不符合以前的思维，部分同学觉得适应困难，上来就讲一些抽象的课程，这需要适应。”
孩子们的班主任郑丽丽介绍说：“计算机课可能是学生们接受起来比较难的，每个模块请一些教授讲不同的观点，用不同观点激荡你，当然不会是些基础知识。有些学生说课听不懂，我觉得如果课都听懂了反而没意义了，没有让你继续研究和探索的了。”
“这四个月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有同学得了100分，最后几名学生会很难过，他们在高中很不错，可能在上课时没有很好地重视，没做好转换，成绩一下子就落下了。”
除却学业繁重，同学“稀少”，这里似乎和别的高校并无两样。“平常如果不在学校学习，会到校门口的村子转转，那里可以买到所有生活用品。”说到深圳的好去处，蒋明细细介绍，“一定要去海滩，去蛇口、世界之窗、欢乐谷，要是逛街可以去东门……”
放牛娃的个性
南科大开学时，曾组织新生集体观看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放牛娃”，被打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些天才也被外界评价为“个性强，不易管理”。
然而在郑丽丽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孩子，“这些孩子很多都14、15岁，有的13岁。刚离开家肯定不适应。有东北的孩子第一次来深圳，水土不服，会生病，我带着他去医院。”
她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他们什么都跟我聊。有个14岁的孩子，英语课上打瞌睡被老师说哭了，觉得缺乏温暖，觉得老师对他太冷了。这些高中时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很多人关注和给予温暖。我听了确实很难过。还有买不到车票，感冒发烧了，什么事都会告诉我。”
南科大的课余生活很丰富。学生自主成立了很多社团。吉他社、化学社、篮球社、配音社，戏剧社等等。五四那天的晚会，全部节目都是学生自己编排的。
班主任郑丽丽回忆：“有次戏剧社还闹出个事，排练的时候表演两个女同学被绑架，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要赶快交钱。当时被保安遇到了，还给我打电话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蒋明参加了化学社，一群喜欢化学的同学组建的小组，同时也参加了戏剧社，因为一直太忙，准备放假第一天再活动。其他吉他社的同学这学期组织了很多活动。社团活动都是在课余时间和周末进行的，还有组织看电影，在学校健身馆打乒乓球、篮球等等。
“孩子会跟我讲，国学课讲得好、英语课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太帅了、物理课上课时的情况、哪门课从听不明白到适应了。”宋静的妈妈对孩子的情况十分满意，“她跟我说学校军训有很多拓展内容，比如激光枪的模拟野战。业余生活听交响乐的安排也很好，女儿后来还自费和几个同学去听交响乐演奏。”
不过，郑丽丽也说，这些学生的确有个性，“比如那天两个学生说要换宿舍，因为有同学一点多还在复习，也不睡觉，他不睡觉也影响我们睡觉。这些矛盾肯定会有，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
在高考风波最艰难的日子里，个性的学生和老师发生冲突。学校的老师分为两个阵营，“非改革派”的老师希望学生们参加高考，而“改革派”的老师则坚决反对。
那段日子，一个“非改革派”的老师负责两个学生，天天谈话。学生则郁闷地整天玩电脑游戏。“有学生跑到领导门前敲门，门牌号是胶水粘上去的，一敲就斜下来了，想扶正时整个就掉下来了，孩子干脆就把它拿走了。第二天他们发现了，就让去查下监控录像，到底是哪些孩子，查出来揍他们一顿。”郑丽丽气哭了，她无法理解部分老师的做法。
郑丽丽说，“非改革派”的老师呼吁成立党组织、团组织，要形成体制，并在老师的qq群中冷嘲热讽，“他们有时候会嘲讽说，南科大就是这些孩子的明星梦工厂，还上什么课，做什么作业啊！”郑丽丽说她被气得全身冰冷，“真的不能靠行政手段去管理约束这些孩子。”
南科大的未来
《京华周刊》记者到访南科大这一天的上午，朱清时校长专门给学生及家长开了一个会，介绍学校工作目前的推进情况，学生的上课状况，以及对媒体报道的解释等。
会开在周三，很多家长都请假参加，甚至还有学生父母专程从东北赶来深圳的。
班主任说：“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学校会像南科大一样，家长和学校有这么一个关系。”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世面，南科大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这44位学生家长在交流的QQ群内改编的歌词。
“媒体上关于南科大的负面报道一波又一波，我们学生家长就是靠这些豪迈的话互相鼓励的。”
记者采访的7名家长，都是教育工作者。郑丽丽说：“家长很多都是学校老师，他们对中国的教育有自己的想法和反思。”
张彤妈妈告诉记者：“家长观点都差不多，进来就想到有风险，不担心文凭问题。万一有问题，花一年时间参加自学考试肯定能过。”
“对于未来，我女儿想法很多，以前她说想做记者，后来又喜欢心理学，之后又想搞能源研究，最近一次她跟我说想做大学教授。我对她的要求不高，就是努力学习，多学点东西，哪怕自己以后开个店，也可以啊。”
宋静的爸爸说：“我相信4年后社会会认可南科大文凭。即便不认可，孩子完全可以深造，我希望她成为有独立思想、容易相处、具有创新意识的科研人员或者创业者，最重要的是有获取幸福和快乐生活的能力。”
班主任郑丽丽透露说：“很多孩子的目标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国外的顶级大学。”
“四年后拿着南科大学位的学生在社会上都能得到尊重和欢迎，那才是南科大的成功。”
对于蒋明来说，未来好像太远，“没想好，觉得没必要对未来职业发展太多限制，也可以去西藏支教。多尝试几个职业。南科大教给我们的是能力，对于那一纸文凭，我反正并不太看重。”
这些都还太遥远。眼前的事，是这学期南科大学生要参加世界大运会志愿者的培训。目前，放牛班的孩子们正在积极复习迎接期末考试，等考试结束，就要集体去做义工。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