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学十四讲》连载之七_交流学讲章

　　编者按：“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其中部分章节，以飨广大读者。本期刊载的是书中李蓓芬撰写的篇章。
　　
　　根据人际交往的互需互酬的规律，
　　寓宣传于提供服务之中
　　
　　在人际交往中，如交际的双方互有需求，才会产生互相交往的意向、愿望、动机，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一般来说，记者的需求是信息，一是较新的信息，二是较深入的信息。我们的需求是使媒体尽可能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中国。西方人，尤其是记者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当然会怀有戒心。因此，与他们打交道，必须在形式和方法上注意淡化政治和宣传色彩。通过向他们提供新闻线索、提供采访机会、提供服务等方式达到做工作的目的。我在驻法国使馆当新闻参赞期间，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充分利用过往法国的代表团，为记者提供采访机会。西方媒体很重视第一手资料和信息源。但记者赴我国国内采访不仅费用昂贵，且很难见到权威人士，所以他们有时就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而每年到法国访问的从地方到中央的代表团很多，他们是很好的外宣资源，所以我就尽量做牵线搭桥的工作。根据舆论关心的问题，选择一些代表团，事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向他们提供背景材料、记者问题单等，作充分的准备。记者对这种不用费钱和精力就能得到第一手材料的采访渠道非常欢迎，效果也很好。如，西方在西藏问题上舆论一边倒，偏见很深。我就利用访法的一个藏学家代表团与从事对华报道的“亚洲记者协会”的记者座谈。藏族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专业，有的介绍藏医的发展情况，有的介绍中央政府拨巨款收集、整理流散在民间的史诗“格萨尔王”的情况，有的介绍西藏修复寺庙和自己宗教活动情况。实际上他们间接批驳了所谓西藏文化被践踏、无宗教自由等谬论。一位记者事后对我说，当这些专家说他们生在西藏、长在西藏，现在还在西藏工作时，我就觉得他们的话是可信的。我还以信息平衡的观点说服一个记者朋友（法一家电台的副总编）采访了我代表团团长。他冲破阻力予以播出，使法国听众听到了不同声音。西方人对我国人大的作用不了解，称其是橡皮图章。当我把何鲁丽副委员长将率团访法的消息告诉一些记者后，他们非常高兴，后来通过早餐会的形式采访了何副委员长。何副委员长通过介绍三峡工程等具体案例在人大讨论时引起争论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大在参政议政中的作用。傅铁山主教和圣辉法师来法国向记者揭露“法轮功”的本质，使法舆论认可“法轮功”确实不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我国关于中西部发展战略的提出，引起西方媒体和企业界很大兴趣。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这个大市场，但对西部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不清楚，迫切希望接触来自中西部省份的负责人。后来我们利用陕西省和甘肃省代表团访法的机会，组织记者采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记者反映，我国的西部发展战略在他们脑海中具体化了，让他们看到了商机。后来，记者经常主动与我联系，寻求采访机会。
　　积极推动记者访华，帮助他们解决采访中遇到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西方公众要求全面了解中国的愿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关于中国的电视片卖点很好，记者赴华采访的人数也逐年增多。但有时他们很难找到国内的接待单位，特别是他们的一些采访方案（如跟踪采访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等）国内很难接受。临时访华的记者一般报道较客观，是可借助的一股积极力量。因此我对申请访华的记者积极引导，从可行性的角度出发，请他们适当调整采访方案，同时积极与国内接待单位沟通，使他们基本上都能成行。有一个电视台的朋友，提出要到中国拍一部关于中国现代舞舞蹈家金星（沈阳部队的一个舞蹈演员，经手术由男性变为女性）的电视片，以反映中国的开放和现代艺术。当时国内有关单位不同意其采访计划，认为这是西方人猎奇。后经一再与接待单位沟通，解释记者的意图、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等，最后摄制组终于成行。后来片子播出后，反响非常好。有的朋友看后对我讲，一个人从男性变为女性，家长能理解，领导能认可（记者采访了金星所在部队的领导），社会能容忍，怎么能说中国没有个人自由呢。常言道，患难之处见真情，经常帮人排忧解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记者主动找上门和你一起策划采访计划，征求你的意见。因为他们觉得你对他们有用，效率高。就这样，朋友越交越多，越交越深，我也就在提供帮助中达到积极引导做工作的目的。
　　积极与媒体配合，借助外力，在重大问题上及时发出我们的声音。在重大双边活动期间，或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时（特别是与我国有关的），舆论都非常想了解我国的立场和观点。要求采访的新闻单位往往很多，时间又很急。我们在使馆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基本是来者不拒，积极配合。因为人家越关注你的时候，也是越有人愿意倾听你的时候。大使有时一天要接受六七场采访。有一次一家电台临时要求就西藏问题采访我，从提出要求到现场录音一共只有不到一小时的准备时间，我欣然接受。交流和帮助都是双向的。由于我们的积极配合，很多媒体也向我们表示，你们有话说的时候打个招呼就行了，这给了我们借台唱戏的机会。有时我们就一些造谣诬蔑的报道投书报刊或运用辩护权，记者朋友就会帮助我们出主意，告诉我们其内部的操作情况及有效途径。我们关于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风波的电视片也是通过朋友关系才得以在法国电视台播出。
　　
　　树立良好的个人交际形象
　　
　　加强学习，提高自身在交际中的内在魅力。从交际学的角度看，人的交际魅力离不开谈吐、仪表、气质、才华和学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后者，一个人的专业和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内在魅力。与西方媒体打交道、交朋友，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学习很重要。
　　学习政治，坚定自己的立场。新闻、外宣工作政治性很强。而与记者交谈经常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如果自己对一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了主心骨，反而会受一些片面或不正确的东西影响。自己没想通的问题怎么去说服别人呢？另外，与记者交谈时，脑子里一定要有根弦，你所讲的东西很可能以某种方式报道出去。
　　学习时事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与记者交谈不能有太多的随意性，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态度鲜明，但又不是背口径。所以要在吃透政策精神的情况下，把问题讲清、讲通。
　　学习、了解国情。与媒体打交道，不但要外知世界，更要内知国情。记者想了解的和我们要做工作的内容主要涉及国内问题。我们不处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但必须通过自己的报纸、电视等各种渠道跟踪国内的形势，了解国情，才能准备有说服力的外宣材料。
　　学习各类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记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群，自己学识浅薄就很难与他们交朋友。法国是个文化大国，出过很多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文学奖后，97名获奖者中，法国就占了13名），在交谈中经常会涉及，所以在这方面必须要有基本的知识修养。
　　学好外语。这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工具。工具的好坏直接影响交流的效果，特别是口语，不但要流利，而且要争取地道。有的人心里很明白，思维也很有逻辑，但就是说不清楚，沟通不到位。这怎么深交朋友啊？
　　以上这些都是与外国人打交道必备的素质，也是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前提条件。
　　注意交际的行为规范。与西方人打交道除仪表外，形体语言等都要得体，另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守时。西方人的时间概念极强，特别是上别人家做客，不能提前上门。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个法国杂志社社长家吃午饭，因怕找不到门，我早早出门，提前10分钟到他家。他出来开门看了一下表说，你早到了十分钟，请再稍等一下，说着就把门关上了。10分钟后他开门笑容可掬地把我迎进去，谈得非常高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这可能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吧。另外，多熟的朋友要见面，一定要事先约定，不能失约。有突发事不能赴约，一定要打招呼，表示抱歉。自己请客要提前到，给客人领座位。约会要注意效率，外国人一般不喜欢“侃大山”、闲聊。
　　不要过分谦虚。东方人把谦虚看成一种美德，言必称“我水平不行，做得不好”。满桌佳肴，还说菜不好。西方人就会当真，以为你真不行或没诚意，因为他们崇尚直率、自我尊重。
　　不要打听别人隐私。中国人之间熟了，往往会问人家家庭住址、家里电话，关心人家的婚恋情况、收入等。到人家家里做客会主动参观房间。西方人把这些都看成是私人领域的东西。他们常常会把是否尊重个人隐私看作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有没有修养、是不是尊重他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好客”有度。中国人喜欢送礼，好像礼越重越有诚意。其实不然。特别是对记者，他们会觉得你是在“收买”他们，只能报道好的，不能批评。2003年我带外国驻北京记者团去三峡采访，涪陵外办给每个人送了装有各种榨菜的礼包。有的西方记者就通过我退回，说他们有纪律，不能搞有偿新闻。所以我们一般不提倡对记者的采访采取免费招待的方法，不要搞宴请。记者需要的是新闻线索以及内容翔实、数据扎实的好的文字材料。
　　
　　后记
　　
　　本刊从2005年第9期开始选载《交流学十四讲》，到此，该选载将告一段落。在这10个月里，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关于《交流学十四讲》的反馈，书中的部分观点甚至引起了读者的广泛讨论。
　　在此，我们对该书的主编，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表示感谢，同时也希望读者继续关注本刊“读书时间”栏目，并向栏目推荐好书。
　　
　　责编：张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