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中，新中国试图积极开辟“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来源于1946年毛泽东接受斯特朗采访时的论述：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页)，争取西欧、日本和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通过一系列对外宣传活动，新中国向“中间地带”国家表达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与态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国际封锁，也稀释了中国对于苏联的过度依赖。
黄华：中方的新闻稿被一抢而光
1954年4月，新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与英美法苏等国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跃上国际舞台。新中国抓住这次绝佳的对外宣传机遇，促进了与西方各国的联系和交往。
长达3个多月的日内瓦会议，被新中国看作是外交与外宣工作的一次大阅兵，实力强大的代表团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则包括外交部的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代表团下设7个小组，除了乔冠华领衔的朝鲜问题组、陈家康领衔的越南问题组以外，新闻宣传组的实力非常强大――黄华担任组长，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龚澎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分别担任副组长，另有熊向晖等近20位成员。
除了政府代表团，新中国还派出了单独的中国记者团，吴冷西兼任记者团团长。副团长吴文焘是新华社英文广播的创办者之一。此外，还有负责英语外宣的沈建图――他是新加坡归侨，也是日内瓦会议中唯一能用英文直接写稿并播发的中国记者；负责法语外宣的李风白――他长期在法国生活，夫人也是法国人；负责俄语外宣的苏河清――他是革命烈士苏兆征的儿子，从小在苏联长大，并曾就读于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场合进行直接外宣的“处女秀”，很多成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国际活动，难免表现得紧张和青涩。日内瓦会议吸引了近2000名各国记者，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代表团的衣食住行与言谈举止，都是了解与认识新中国的重要窗口。据时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代表团的第一次亮相差点闹出了国际玩笑：
说来非常有意思，在考虑置装问题时，我认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要庄重、严肃，就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我们穿着这套服装出现在日内瓦大街上时，只见路人都恭敬地立定，向我们脱帽致敬。以后我们才知道，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很多人误认为我们是传教的牧师。这是件小事，却也说明我们初次走向国际，有多少东西要学。
周恩来非常重视此次去日内瓦的对外宣传。在他的安排下，担任代表团发言人的黄华、龚澎和吴冷西，动身出国前还专门召开了内部的模拟记者招待会，由国内的同事们扮成外国记者，向发言人提出种种刁钻的问题。据参加模拟发布会的王炳南回忆，整个场面热气腾腾、令人感动。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现得极为傲慢，中美之间的政治较量成为各国记者瞩目的焦点。1954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300多名记者挤满了会议厅；而据新华社记者杨翊回忆，在附近房间举行的美国记者招待会，只有区区40名记者参加。据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回忆：
在当晚8时举行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本来没有安排正式提问，但我刚讲完，记者们便纷纷拥上来提问。我有选择地做了回答。在这次招待会上我们还向记者们散发了周总理发言稿全文，带到会场去的五十多份发言稿被一抢而光，于是我们又向日内瓦的媒体中心“记者之家”咨询处补送去了几十份，后来听说还是不够，我们又送去了一批。
周恩来：请你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电影亦是中国代表团对外宣传的有效工具。借助各国人士云集的机会，代表团接连组织了多场电影招待会。第一场放映的是彩色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到场的300多位记者无一提前退席。国外记者普遍反映良好，仅有个别怀有偏见的人提出，片中有国庆阅兵的镜头，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听到“军国主义”的议论后说：即便是个别看法，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看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于是，中国代表团向国外记者们发出了新的请柬，上面写有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据黄华回忆，这场电影征服了许多西方记者，不少女性记者甚至哭得稀里哗啦：
由于场地不大，只发了250张请柬，结果剧场的座位全都坐满，晚来的只好站着，连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也前来观看。放映过程中，有的记者竟感动得频频拭泪。后来，我们驻瑞士使馆在日内瓦圣彼得广场剧院又放映了一场《梁祝》，招待日内瓦州的官员、名流和与我建交国的使馆人员，四百多个座位的剧场仍然爆满。
一部故事片有时比一百段干枯的文字更有力量。据黄华回忆，看过《梁祝》后，一个美国记者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不久，《梁祝》的大名不胫而走，传到了旅居瑞士的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耳中。
今天被人们渐渐熟悉的“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周恩来当年早已经运用自如。很快，他指示黄华，组织记者前去采访卓别林，并邀请卓别林夫妇到中国代表团做客。据当时安排晚宴的王炳南回忆：
宴请卓别林时，大家谈得非常热闹，卓别林还为我们表演了一些独特、滑稽的走路动作，引得大家不断地哄堂大笑。他非常称赞中国菜，特别喜欢茅台酒，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临走时，总理特地送了他一瓶。
李庄：组织对立的实力政策不得人心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无疑企图主导会议的进程和走向，据原新华社副总编辑杨翊回忆，当年他作为采编人员在日内瓦会议报到注册时，竞发现美国人将各国代表与记者的资料全部收走，以备“参考”：
我在记者团的身份是记者兼秘书，别的记者已先办了，我因晚到，只得单独补办。当我去到万国宫会议秘书处时，年轻的办证小姐接待了我，检验证明后，向我索取四张照片。我问她为何要这许多?她率直地说，证件需要用两张，另两张送给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我感谢她的坦诚，也惊讶于美国人气焰的嚣张，居然把中国代表团与记者团人员的资料装入了他们的档案袋。
美国意欲控制日内瓦会议，主导朝鲜与越南局势，这使其与英法两国产生分歧，也成为新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契机。代表团成员利用一切机会，与英国和法国的官员及记者结交朋友，周恩来亦经常在代表团驻地宴请各国宾朋。英国副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都曾是周恩来的座上宾。
正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英国与中国正式达成了互派外交代办的协议，两国建立了“半建交”的外交关系；法国亦接受中国提议，在印度支那实现了军事停火。由此，日内瓦会议成功突破了美苏冷战格局中的军事对立氛围，诚如时任中国记者团副团长的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李庄所总结的：
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问题协议，再一次证明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都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