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与对外宣传】 日内瓦会议

  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中,新中国试图积极开辟“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来源于1946年毛泽东接受斯特朗采访时的论述: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页),争取西欧、日本和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通过一系列对外宣传活动,新中国向“中间地带”国家表达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与态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国际封锁,也稀释了中国对于苏联的过度依赖。
  
  黄华:中方的新闻稿被一抢而光
  
  1954年4月,新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与英美法苏等国共同商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跃上国际舞台。新中国抓住这次绝佳的对外宣传机遇,促进了与西方各国的联系和交往。
  长达3个多月的日内瓦会议,被新中国看作是外交与外宣工作的一次大阅兵,实力强大的代表团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则包括外交部的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代表团下设7个小组,除了乔冠华领衔的朝鲜问题组、陈家康领衔的越南问题组以外,新闻宣传组的实力非常强大――黄华担任组长,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龚澎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分别担任副组长,另有熊向晖等近20位成员。
  除了政府代表团,新中国还派出了单独的中国记者团,吴冷西兼任记者团团长。副团长吴文焘是新华社英文广播的创办者之一。此外,还有负责英语外宣的沈建图――他是新加坡归侨,也是日内瓦会议中唯一能用英文直接写稿并播发的中国记者;负责法语外宣的李风白――他长期在法国生活,夫人也是法国人;负责俄语外宣的苏河清――他是革命烈士苏兆征的儿子,从小在苏联长大,并曾就读于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场合进行直接外宣的“处女秀”,很多成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国际活动,难免表现得紧张和青涩。日内瓦会议吸引了近2000名各国记者,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代表团的衣食住行与言谈举止,都是了解与认识新中国的重要窗口。据时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代表团的第一次亮相差点闹出了国际玩笑:
  说来非常有意思,在考虑置装问题时,我认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要庄重、严肃,就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我们穿着这套服装出现在日内瓦大街上时,只见路人都恭敬地立定,向我们脱帽致敬。以后我们才知道,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很多人误认为我们是传教的牧师。这是件小事,却也说明我们初次走向国际,有多少东西要学。
  周恩来非常重视此次去日内瓦的对外宣传。在他的安排下,担任代表团发言人的黄华、龚澎和吴冷西,动身出国前还专门召开了内部的模拟记者招待会,由国内的同事们扮成外国记者,向发言人提出种种刁钻的问题。据参加模拟发布会的王炳南回忆,整个场面热气腾腾、令人感动。
  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现得极为傲慢,中美之间的政治较量成为各国记者瞩目的焦点。1954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300多名记者挤满了会议厅;而据新华社记者杨翊回忆,在附近房间举行的美国记者招待会,只有区区40名记者参加。据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回忆:
  在当晚8时举行的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评论。本来没有安排正式提问,但我刚讲完,记者们便纷纷拥上来提问。我有选择地做了回答。在这次招待会上我们还向记者们散发了周总理发言稿全文,带到会场去的五十多份发言稿被一抢而光,于是我们又向日内瓦的媒体中心“记者之家”咨询处补送去了几十份,后来听说还是不够,我们又送去了一批。
  
  周恩来:请你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电影亦是中国代表团对外宣传的有效工具。借助各国人士云集的机会,代表团接连组织了多场电影招待会。第一场放映的是彩色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到场的300多位记者无一提前退席。国外记者普遍反映良好,仅有个别怀有偏见的人提出,片中有国庆阅兵的镜头,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听到“军国主义”的议论后说:即便是个别看法,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看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于是,中国代表团向国外记者们发出了新的请柬,上面写有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据黄华回忆,这场电影征服了许多西方记者,不少女性记者甚至哭得稀里哗啦:
  由于场地不大,只发了250张请柬,结果剧场的座位全都坐满,晚来的只好站着,连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也前来观看。放映过程中,有的记者竟感动得频频拭泪。后来,我们驻瑞士使馆在日内瓦圣彼得广场剧院又放映了一场《梁祝》,招待日内瓦州的官员、名流和与我建交国的使馆人员,四百多个座位的剧场仍然爆满。
  一部故事片有时比一百段干枯的文字更有力量。据黄华回忆,看过《梁祝》后,一个美国记者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不久,《梁祝》的大名不胫而走,传到了旅居瑞士的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耳中。
  今天被人们渐渐熟悉的“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周恩来当年早已经运用自如。很快,他指示黄华,组织记者前去采访卓别林,并邀请卓别林夫妇到中国代表团做客。据当时安排晚宴的王炳南回忆:
  宴请卓别林时,大家谈得非常热闹,卓别林还为我们表演了一些独特、滑稽的走路动作,引得大家不断地哄堂大笑。他非常称赞中国菜,特别喜欢茅台酒,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临走时,总理特地送了他一瓶。
  
  李庄:组织对立的实力政策不得人心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无疑企图主导会议的进程和走向,据原新华社副总编辑杨翊回忆,当年他作为采编人员在日内瓦会议报到注册时,竞发现美国人将各国代表与记者的资料全部收走,以备“参考”:
  我在记者团的身份是记者兼秘书,别的记者已先办了,我因晚到,只得单独补办。当我去到万国宫会议秘书处时,年轻的办证小姐接待了我,检验证明后,向我索取四张照片。我问她为何要这许多?她率直地说,证件需要用两张,另两张送给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我感谢她的坦诚,也惊讶于美国人气焰的嚣张,居然把中国代表团与记者团人员的资料装入了他们的档案袋。
  美国意欲控制日内瓦会议,主导朝鲜与越南局势,这使其与英法两国产生分歧,也成为新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契机。代表团成员利用一切机会,与英国和法国的官员及记者结交朋友,周恩来亦经常在代表团驻地宴请各国宾朋。英国副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都曾是周恩来的座上宾。
  正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英国与中国正式达成了互派外交代办的协议,两国建立了“半建交”的外交关系;法国亦接受中国提议,在印度支那实现了军事停火。由此,日内瓦会议成功突破了美苏冷战格局中的军事对立氛围,诚如时任中国记者团副团长的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李庄所总结的:
  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问题协议,再一次证明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都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