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乔冠华作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从医院里把他接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其时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乔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章含之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 ，但毕竟历尽劫难，他们又在一起了。这时，章含之将主要精力扑在丈夫身上。这一年，他们院子的梨树“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他们的团聚。章含之那时心中不觉暗自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梨树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冠华的安危。怀着这种念头，每年春天，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绣，象征乔冠华这一年吉祥如意。此后，章含之记得，“1983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都不禁抽泣，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我无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伺倭着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无精打采地挂在零乱的树梢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来心里神秘的联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连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里积压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2～253页。）
1980年冬天，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的老友崔奇去看乔冠华，见他玻璃台板底下压着“新年开笔，大吉大利”八个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呀？”乔冠华说：“我现在已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 开笔’是指写回忆录，不过到今天一个字也未写成。还有一件事，就是把过去写的文章编集出书。”过了一些日子，崔奇接到乔冠华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因感冒又去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大前天星期日下午回来的，如有空，希近日来舍下小坐。”崔奇应约去了乔冠华府上。除了闲谈，乔冠华谈到编书和写回忆录的事，希望他协助。崔奇说：“编书很简单，我可以替你把过去的文章通读一遍，做一番校勘工作，文字上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同你商量一下就是了。”关于写回忆录，崔奇建议：“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宜伏案疾书，日试万言，最好你来口述，我可请一位新闻系研究生来采访和记录，整理出来你再加工修改。还有一个办法，你自己回忆起哪一件事，就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或请含之同志陪着你谈，旁边放着录音机，先记录下来再整理。”
乔冠华很赞成后一种办法，希望崔奇能抽空到他家去，同他对谈，并帮他回忆一些往事，崔奇欣然答允了。乔冠华在抓紧时间整理旧作的同时，已经在构思他的《外交回忆录》。他对崔奇说：“我写这部外交回忆录，不想靠档案，也不需要调档案，只想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而且，有些材料档案里也没有。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档案。再说，我的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个人宣传，也不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了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主要地是写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也就是要写出新中国外交的新风貌。为此，不仅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从而使这部外交回忆录能够为后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乔冠华具体介绍了如何写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的想法。最后，乔冠华概括说：“总之，要说明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一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
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回忆录》的录音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崔奇：《忆乔冠华二三事》，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 250页。）
1982年初，乔冠华肺部癌症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到6个月，医院也已发出病危通知。但是爱情创造了奇迹，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得到控制。月底，他便出院了。这年12月27日，他为自己的国际述评集写了一千多字的《自序》，交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这本集子直到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计得诗35首，自己留作纪念。他还口述了自传(部分)，由夫人章含之录音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章含之曾就这时的情形在《忆冠华》一文中追叙道：
记得是1982年2月，春节刚过。那天早晨冠华正兴高采烈地与两位来访的老友在书房里畅谈，我接到了北京医院门诊王大夫的电话。她告诉我冠华头一天所照的肺部X光片子中有癌症复发的迹象，要我立即送他住院。我猛地觉得周身血液冲进脑子，浑身突然一点力气没有了，耳朵里轰轰地响。挂上话筒，我扶着暖气架挣扎到长沙发前，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沙发里，腹部突发痉挛性剧痛，有好几分钟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冠华开书房门出来，见我脸色苍白，倒在沙发里，他吓坏了。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应当由我来承受一切痛苦。我勉强坐起来，不过有点头晕。冠华问谁来的电话？我尽量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说王大夫让他住院检查一下身体。一周的住院检查证实，病情极为严重。吴院长、钱主任以及其他会诊的专家找我去谈话，从病房到办公室不过十多米，我却感到那样步履艰难。吴院长和钱主任都是冠华的老朋友，他们心情沉重地向我如实介绍了冠华危险的病情――癌症同时在两处复发，颈部的肿块经穿刺化验证明是属原肺部癌细胞同一类型的癌病变，而左肺的肿块也明显是癌变。
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样挺过来的，只记得出了办公室我躲在走廊里不敢出声地大哭了一场。可是踏进病房时我还不仅要擦干泪水，还要强作笑容不让冠华察觉我哭过。陪冠华三次住院的前后两年中，这种谈话是我最大的痛苦。每当护士假说叫我听电话，出了病房告诉我是钱主任找我谈话时，我都会浑身一阵颤抖。我明知医生的警告都是科学的，但我却顽固地拒不相信冠华生命之火有一天会熄灭。记得我为此同钱主任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冲突”。那也是1982年初，老钱找我谈治疗方案，最后他好意地劝我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因为病势来得猛、发展快(冠华颈部的癌变已从咽喉部穿破，多次咯血)。突然间，不知是一股什么强大力量使我从心底里呼喊：“不，老乔不会死！”我竟不顾一切科学的诊断，对老钱说 ：“我不信老乔的病好不了！”我说如果医疗上认为没有什么办法，我相信我对他的感情可以拉住他的生命。老钱同情地摇头，可是我却滔滔不绝地对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我看过一个真实的记述：丈夫得了不治之症，医生们都已断言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妻子却拒不相信医生们的话。她赶走了所有的医生和护士，谢绝一切来访者，关起大门从早到晚陪伴丈夫，精心地护理他、照料他，用自己全部的感情抚爱着濒临死亡的丈夫。奇迹发生了！三个月后，丈夫竟重新站立起来。他们向所有的朋友发出邀请，朋友们都以为是来作最后诀别的，但使他们目瞪口呆的却是看到主人夫妇二人并肩站在门口迎客。讲完故事后，我对老钱说：“老乔和我也会创造奇迹的，‘作最坏的准备’只是一句话的后一半，前一半是‘希望最好的结果’，我无论如何不会让老乔死的。”钱主任无可奈何地耐心听完我的故事，安慰我说治一段再看看情况吧。从那天起，我决心用我全身心的爱去帮助冠华创造与癌症作斗争的奇迹。冠华是个极为乐观豁达的人，他从来都要求医生把实情告诉他，因此他心里很清楚病情的危险程度。然而他蔑视癌症的威胁，对我说他完全相信他会好的，他说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会死，他说他知道我们不可分离，为了我，他也要活下去！通常情况下，患癌症的病人和家属面对死亡的威胁，病房中的气氛总是十分压抑，但当时在北京医院北楼 115室却完全不同，这里没有眼泪和叹息，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悲感，这里充满了生的希望，也充满了爱的温暖。我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冠华身边。我从家里搬来他日常看的书，他常用的纸和笔，也搬来了冰箱、电视机、录音机……那本来宽敞的20多平方的病房一下子变成了摆得满满的我们临时的家。每天早上我在病房简单的煤气灶上为他做五六道不同的早餐。然后是医生查房、治疗。冠华接受的是放射治疗，每天都由我推车送他去治疗室。医生说室内总会有残存射线，我可以留在外面，由护士推他进去，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冠华多么希望我亲自推他进去，扶他在治疗床上躺下。一点残留的射线算得了什么？整整半年时间，每次治疗都由我送冠华进去，又推他回病房。下午除了会客外，我总陪他听音乐、说笑、看书，为他记录信件，为他准备下午的点心。晚饭后我推着车陪他在幽静的院子里散步，一圈又一圈。我们谈论到高兴处，冠华习惯地昂头哈哈大笑。谁也无法相信这是出自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欢笑！也许，死神在118病房门口窥探过，但终于被冠华的坚强毅力和我们深沉的爱征服了。
7个月后，小小的奇迹出现了！经过刘明远大夫的精心治疗，冠华颈部的癌变明显地缩小了，肺部的癌变也被基本控制住。9月底，他竟可以出院回家了。我真是欣喜若狂！出院前买了鲜花放在他书桌上。冠华回到阔别半年的家里，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我也禁不住哭了，我说：“我们胜利了！你又回家了！”他说：“我从未想到过死！我知道我会好的!”我心里想，这一切多么像我对钱主任讲的故事啊!爱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和科学的治疗结合起来，完全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出院时，我才知道当2月份冠华住进医院时，医生们曾担心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3～6个月。许多冠华的老友在他住院期间去探望他都带着诀别的哀伤，在听到他出院的消息时也都难以置信。为了庆祝冠华出院，1983年的元旦，我们在家里请冠华的一些最老的朋友吃饭。夏老(夏衍)来了,亦代、安娜来了，苗子、郁风来了,我们特别高兴的是行动不便的凤霞大姐也同祖光一起来了。那天老友相聚,冠华特别兴奋,我也破例让他喝了茅台,记得朋友们散去后,我正忙于收拾杯盘，冠华叫我坐在他身边对我说:“我知道这次住院好多人以为我活不成了,可是我偏要活!就是苦了你，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重于你自己的生命,医院里这七个多月你熬得多辛苦！白头发多了，也显老了。为了你，我也要活下去啊！”那个冬日的夜晚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夜深人静,我拉住他的手,眼泪止不住滴在他身上,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后来人们告诉我,在冠华心脏最终停止跳动之后，我伏在他身上嚎啕恸哭时反复呼喊的就是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啊！”(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339～343页。)
在此之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夫妇，会见时气氛十分亲切，谈了许多往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陈丕显还讲了自己受过的不公正对待，说道：“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 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
他们两位还征求乔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听了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然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
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乔冠华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聘为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1983年4月24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校友举行50周年联欢活动，乔冠华也收到了请柬，此时他卧病在床，只得写了封信，让章含之送交清华大学联欢活动主持人尚传道。
1983年夏天，乔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
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乔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乔氏夫妇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34天前的留影。只有夫人深知乔冠华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夫人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两人都显得轻松，显得乐观。章含之知道夫妇间在互相“欺骗”，他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他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乔冠华咳得厉害。夫人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夫人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夫人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
章含之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乔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当初和你结婚是否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
章含之后来回想，她和丈夫之间，一直到乔冠华临终，他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他们只想谈“ 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他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暂的清醒时，他也许想说点嘱咐的话，章含之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
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9月2日晚饭后，章含之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乔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视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见她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夫人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夫人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
过了一会儿，乔冠华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不让章含之看。但最后，他已无力遮掩，夫人接过杯子，杯中都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章含之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乔冠华反而安慰她说，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她知道不是，说马上要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
这一夜，乔冠华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夫人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头上，他一直握着她的手。她后来一直在想，9月2日那个晚上，自己真是慌乱极了，可是乔冠华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夫人相依相伴度过的。
自从乔冠华病重之后，夫人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他要夫人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乔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只住了20天，就再没有能够回家！在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的消息，纷纷赶来看他。9月21日下午，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探望乔冠华，章含之凑在丈夫耳边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说？”可乔冠华只是笑着对习仲勋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着章含之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
只有章含之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迟，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夫人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但也是凄凉的。章含之送走习仲勋，见夏衍急匆匆拄着拐杖走来，她赶紧请夏衍进病房。乔冠华见了夏衍， 脸上泛出一阵喜悦，他拉住夏衍的手，不等夏衍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指进牛棚)，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就是1976年的冤屈。
然而，不论这两次的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痴心不改，始终不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乔冠华的赤胆忠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历久而弥新……
这天晚上，是乔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白天，章含之请司机张凤午从北京饭店买来两块月饼，守候在乔冠华的身边。
半夜三点多,当章含之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她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她的头发。她猛醒过来,抬头看,乔冠华微微地睁开眼睛,张嘴想要说话,章含之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此时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示意章含之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她的手,只见嘴唇在动,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听不清说的什么。章含之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
乔冠华听懂了，他艰难地微微一笑。章含之把半块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 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示意让章含之吃。章含之咬了一口，却难以下咽。乔冠华用颤抖的手指指章含之，又指指自己，嘴唇不断在颤动，章含之把耳朵凑在他唇边，听到喉咙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 “你……，我……，10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乔冠华又用无力的手比画着，章含之明白了他的意思：“你和我，10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章含之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她用手巾为乔冠华擦汗，猛然发现他眼角滚动着两粒清莹的泪珠， 正悄悄地滴落枕上。乔冠华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夫妇10年的患难情意。夫人知道他有千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夫人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 我一切都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乔冠华宽慰地点点头，不久又陷入昏迷。
9月22日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上午9点多钟，乔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 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 微笑着轻轻对夫人说：“ 好！”夫人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章含之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了。
这时，何英夫妇进来看望乔冠华。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举起手打招呼，说：“谢谢你们！”他们走后，章含之说：“你累了吧!喝点白蛋白好吗?”他说：“好!”章含之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夫人手中喝蛋白水。夫人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章含之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殷马上来了。章含之急得声音发颤，问小殷这是怎么回事。小殷是乔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已经来临。后来的事情，章含之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记得自己趴在丈夫身上大哭，只记得自己被架出了病房。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李护士长及部分护士参加。终于抢救无效，于上午10时40分逝世，终年70岁。
乔冠华走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非常安详，也许这是对他好人的一种报应。人们没有让章含之送乔冠华去太平间。她悲痛得已不记得谁把她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她就意识到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1983年9月23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的次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电讯：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这短短40余字的讣告，没有关于乔冠华生平的介绍，也没有对他一生功过的评价。
（摘自《才情人生乔冠华》 罗银胜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