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内166号，是指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坐落在这里的一幢灰色的五层办公楼，就是闻名遐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之地。虽然这幢楼已经很陈旧，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学者、翻译家以及编辑家心目中神圣的文学殿堂。
在这里，曾经聚集着一大批对中国文坛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冯雪峰、聂绀弩、韦君宜、严文井、巴人、孟超、牛汉、秦兆阳、舒芜、林辰、楼适夷……这些名字不仅深深嵌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而且也与朝内大街166号息息相关……
聂绀弩――
“我将狂笑我将哭”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刚刚受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还安排他担任了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
1903年1月28日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17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曾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入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精神氛围”（舒芜语），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
那时，北京东四头条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顾学颉回忆说，“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只见他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舒芜回忆说，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
在聂绀弩的主持下，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从1953年起，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古典白话小说以加注解的形式出版是由此开始的。
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沪、宁、杭等地做学术报告，多达50多场。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1958年7月，年过五旬的聂绀弩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动改造。种地，伐木，放牛，牧马，推磨，搓绳，挑水，清厕，什么活他都干过。
那些日子里，聂绀弩的手抄本诗集《北大荒吟草》，成了他和难友们的一部极为珍贵的“诗史”。平常的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在他的笔下，全都化作了诗，无不新意迭出、诗意盎然，诙谐而又有趣。他写给夫人周颖的《柬周婆》，以诗代信，向她报告自己的生活状况。
1960年冬，聂绀弩结束了劳改生涯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什么，他没回人文社，而是去了全国政协，做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这样一个闲职。
聂绀弩自号“牛四倌”，还起了个别号：“散宜生”，又号“半壁街人”。他请顾学颉刻了一枚章，是“垂老萧郎”四个字。
他练书法，临字帖，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工楷抄《杜陵集》。西直门半壁街家中的墙上，挂满了他书写的字幅。冯雪峰送他的一幅岳飞《满江红》词碑文拓片，高高挂在客厅里，两边是前人所书的对联：“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
他嗜烟，也嗜酒，好打牌，爱下棋，象棋、围棋都爱下，跳棋也下，常常下得神魂颠倒。不管时间多晚，他不下赢最后一盘棋，是决不肯罢休的。一天夜里，他去住在东城魏家胡同的朋友金满成家下棋，为了赢最后一盘棋，错过了末班车，只好徒步从东城走回西城的西直门半壁街。
他看书，闲聊，吃馆子，与友人吟诗，赠答酬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生活毫无规律，昼夜不分，有时啥也不干，整天呼呼大睡；有时深夜挑灯伏案，写到东方发白。
满腹经纶的聂绀弩，赋闲在家，毫无用武之地，胸中的郁积和酸楚只能在诗中排遣、倾吐出来。
1967年1月25日深夜，聂绀弩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林彪、江青”的罪名被逮捕，饱受十年铁窗之苦，直到1976年11月才回到北京。
1979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
他的才气纵横、独出机杼的旧体诗，在朋友和读者中广为流布，赢得一片惊叹与赞美。他的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亲友间流传，大受欢迎。喜欢的人，皆以能得到一册为幸。
对此，聂绀弩只是笑笑而已。他说：“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做做诗，不过因为已经做过几首了，随便做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哪里会好？”
当然，他也表示“希望得到赞赏”，自称油印成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他觉得“诗境自佳”与“最自喜的”，是什么典故都没用的那些联句。
聂绀弩的《自遣》诗有句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1981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赞赏。
在他去世前一年元宵节的前三天（1985年3月3日），郁风、黄苗子夫妇和吴祖光一同来探访他。郁风看到他虽整日卧病在床，但依然读写不废，就随手拿过一张纸，为他勾画了一幅像，遂吟道：“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马上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夫妇俩凑成了一联。
聂绀弩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笑了。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他拒绝住院，最后，连吃药也拒绝了。11月10日，在纸上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
诗人艾青说，聂绀弩的死，是仙逝。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冯雪峰说他有“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远去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严文井――
“我的心是柔和的”
“如果我父亲严奇安，我母亲朱芷馨当年对各自配偶的选择稍稍有一点变化，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么一个人。”在《未完成的畸形小传》中，严文井以他所特有的幽默这样写道。
严文井1915年10月15日生于武昌。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阅读《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上初一时，又读了鲁迅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高中时代他接触了安徒生的童话，被其中强烈、优美的诗意所感动。高二时，他以“青蔓”为笔名，将一组短文寄给《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
没过几天文章就发表了，编者还专门登了一则启事：“欢迎‘青蔓先生’源源赐稿”。接着，他向《武汉日报》以及其他报纸不断地投稿，不到半年就俨然成了一个“青年作者”。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写作上，学习成绩因而下降了。1934年夏天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几个大学都没考上。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堂兄，帮他在馆里找了一份月薪25元的职业，1935年春天，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北平。
在北平他没有朋友，业余时间也没什么活动，甚至连有名的颐和园都没去过，只是沉湎于自己的文学梦之中，一门心思读外国文学名著。不久，他又写起了散文，寄了几篇给他钦佩的《大公报》“文艺”周刊的主编沈从文。沈没有采用他的稿子，但也没退稿，而是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批评他写得太多太快，劝他文章写好后，要多修改几遍，不要急于寄出。
“多修改几遍，”从此就成了他终身遵守的写作准则。后来，他总是说，自己是沈从文的学生。
这些署名“严文井”的文章，先后在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出来。之后，萧乾又把他的文章介绍给主编《文季月刊》的靳以。靳以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主编的一套散文丛书中，收入了严文井的《山寺暮》，于1937年春出版。
由于萧乾的介绍，他成了京派作家群中的新人，每一两个月就参加一次沈从文在北海或中山公园，邀约年轻作者们参加的聚会，和大家一起喝茶交谈。后来，他干脆辞去了北平图书馆的工作，想从事“专业写作”。可是没过几个月，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来了，他的“职业作家”的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1937年7月，严文井从北平回到武汉，他改变了原来“对政治冷淡”的态度，11月初秘密离家，和一群武汉大学生一起前往延安。第二年5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小组从事创作，年底调入鲁艺文学系任教。
严文井是从延安那片黄色圣土走进新中国红色大门的作家，但他和一般的解放区作家似乎又有所不同。曾经追求华丽文风的他，在桥儿沟鲁艺的东山窑洞里，开始写起了童话和寓言，从1940年到1941年，一口气写了好几篇。这些作品里有讽刺，也有朦胧的幻想和热烈的情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严文井参加了“东北文艺工作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亲历了东北地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革。他在广阔的松辽平原的黑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那是他青春年华的一个美好的部分。
1951年春他奉命调到北京，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由于他不擅长起草红头文件，从1952年底就调去筹建作协。他先后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1961年又以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文社社长、总编辑职务。
虽然长期置身于作协的权力中心，严文井并不是那种在权力中心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人。他从不趋炎附势，主动整人。做表态性批判发言时，也从未疾言厉色。在一次批斗丁玲的会上，别人的发言都言辞激烈，火药味很浓。轮到他发言了，却突然冒出一句“陈明配不上丁玲”来，引来哄堂大笑。
“文革”中他成了“走资派”，接连登台示众，挂了黑牌，罚跪粗沙子和玻璃碴，被强制低头弯腰认罪。他却说：“长时间的低头弯腰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之后，他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驾辕拉大车，拉粮拉煤，干重体力活。
严文井在文章里这样自省和自我剖析：“我这个人又柔弱又刚强，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严文井自剖》，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复印了好多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这幅自画像意味深长，嘴和脸都扭曲了。
自省之外，他的作品里还多了几分自嘲：“我这个人太世故，很笨，也不太风雅……有点像《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他还说自己“胆小，老怕说错话”，是“一只又干又皱的小小的苹果”。
只有睿智的人，才敢于这样自嘲，敢于这样反思。
1973年，严文井从干校返回北京，担任人文社临时党委书记。他和韦君宜率领全社员工，克服重重阻力很快恢复了编辑出版业务。一年以后，人文社的出书品种，便从27个迅速增加到123个。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和新的创作手法。当时，对于一些受到欧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有人茫然，有人忧虑，有人反对，严文井却持宽容、欢迎态度。他爱读王蒙的小说，也爱读残雪的小说，觉得无论手法、结构还是语言，他都能接受。
对“朦胧诗”，他认为不能一概否定。“意识流”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赞成作家写人物的内心独白。为此，他写了《美，在变动中》一文，为文学尝试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进行辩护。
严文井对文学创新的热情与期待，吸引了很多在文坛、诗坛十分活跃的年轻作家和诗人汇集在他的身边。他在东总布胡同的家，成了青年作家经常光顾的“沙龙”。在他们眼里，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的严文井，是一个慈和而智慧的“文学保姆”。
他喜爱音乐，既爱听京剧，又爱独自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他和老友萧乾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不是国事，不是文学，而是音乐。萧乾谈贝多芬、德彪西，他谈“老柴”和莫索尔斯基。他看到过沈从文听音乐的时候泪流满面，他说：“真正喜爱音乐，打心里欣赏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他还喜欢猫，养过各种各样的猫，猫“丁”兴旺的时候，大小猫共达七口之多。他给爱猫开鱼罐头，自己却泡方便面。
经了风雨之后，严文井对人性、对人生认识得更深刻、更透彻了。他似乎获得了一种心智的澄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
柔和，是他最爱用的一个词。“我的心是柔和的”，这个从小就爱幻想，爱美，爱琢磨，喜欢观察，喜欢编故事，富有好奇心的童话、散文作家，对人，对小动物，对这个世界，在内心里充满了柔和、温存、细腻、浪漫的美好情感。
（摘自《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王培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