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离去与归来: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2008年11月17日，浙江杭州半山安贤陵园，低沉的音乐响起，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据司徒雷登的遗愿，他最大心愿是葬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内)妻子的墓地旁。但在几经波折后，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之子、美籍华人傅履仁还是决定，在杭州落土为安。
　　没有提司徒雷登的大使身份，大抵是为了回避政治的敏感性。一甲子之前，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启程返美，为他在华数十年划上句点的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从此，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留在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记忆里。
　　另一种记忆也在慢慢复生。坐落在杭州市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3年前已对公众开放。时间再往前推，1985年，这里就被政府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已在中国日渐脱敏。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对记者说，在1980年代中期，因为毛泽东文章的缘故，大家还都不太敢触碰司徒雷登这个人，但敏感度已逐渐降低，她的一个学生即写了一篇比较肯定司徒雷登办学的论文。在此前后，吴青的母亲冰心与雷洁琼、黄华等人，也签署联名信，呼吁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燕园，但最终没有成功。“他非常好，非常爱中国。”吴青举例说，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对中外教员采用同等工资标准的高等学府。
　　教育家、大使和传教士，这是司徒雷登一生最重要的3个身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所所长邵玉铭教授所著司徒雷登传记，曾被哈佛大学出版社提名参加“费正清学术著作奖”，这本英文书的中译本，即以《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为题。历史尘埃落去，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的司徒雷登，如今正以日渐多元、清晰的面容重回中国。
　　
　　“挟起皮包走路”
　　
　　以1949年4月24日为界限，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开始在南京模糊了起来。最后一批国民党官员刚刚乘飞机离开，解放军在前一晚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时间大概刚过凌晨6点半，正在使馆内卧室里睡觉的司徒雷登，被房门打开的声音惊醒，睁开眼看见几名武装士兵走了进来。
　　在几年后出版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当时受到惊吓的司徒雷登说，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外交豁免权，他们被灌输了一些未经消化的概念，这可以从其中一名士兵对(使馆)一个佣人讲的话看出。大意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而且很快就会归还他们。”
　　面对新的胜利者，司徒雷登失去了自己正式的外交官身份。他也意识到在新的舆论宣传中，自己已从一个“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亲善的代表”，快速转变为“扶助和纵容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而绝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
　　他还记得1946年7月，在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时，虽然做好了被欢迎的准备，但舆论众口一词的拥护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如《大公报》社评即称他为“中国之良友”，认为“这样一个人物此时出任美国驻华使节，真是最适合理想的人选了”。
　　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向美国国务院的推荐电文中也可以看出，选择已经70岁的司徒雷登担任此一要职，是因为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司徒雷登本人也自认，从担任大使之日起，他的主要精力就应集中在和平谈判上。但事实证明，司徒雷登的作用是被过高估计了。美国参与其中的国共谈判充满曲折，内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台湾学者林立树在其所著的《司徒雷登调解国共冲突之理念与实践》一书中认为：司徒雷登对国共间冲突所持的基本理念在1948年前后有显著的不同。1948年以前，他支持蒋介石，推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改革，维持中国的安定。但1948年后，因中共军事上的胜利、蒋介石受周边保守主义人士的影响停滞了改革的步调，以及苏俄欲插手调停国共问题，司徒雷登改变了原先态度，转而倾向中共。
　　在南京解放之前，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去电，请求准许他与中共高级领导接触、会谈。“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他想回北平，并通过管道和毛泽东、周恩来联络，毛、周也同意和他见面。”台湾学者邵玉铭对记者说，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有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但杜鲁门总统不准他去北平，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不允许他们承认中共。
　　司徒雷登不得不做回国的打算。在经过几次推延之后，他终在1949年8月2日搭乘美国驻华使馆的飞机离开南京。虽然已不被承认大使身份，但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的礼遇：行李免检(这意味着他可以携带机密文件)和免于担保。美国政府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刻意选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后发表。这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慨，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里所谓的“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指的就是司徒雷登抛弃国民党，想与中共谋和。白宫的反对，更加固了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取向，而司徒雷登遂成为新中国发泄反美情绪的一个对象。
　　
　　遭冷遇、受批判、被遗忘
　　
　　蒋介石对司徒雷登1949年试图“开新店”亦耿耿于怀。“蒋介石和司徒雷登原是一生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两人见面是讲宁波话的，蒋介石的‘西安蒙难记’也是司徒雷登给写的序。”邵玉铭说，但在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司徒雷登知道美国白宫已对蒋介石没有任何期望，他认为属于蒋介石的时代结束了，于是转而支持李宗仁。后来蒋介石又发现司徒雷登想和中共建交，蒋介石对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与无神论的中共暗通款曲，一直无法原谅。
　　1950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获邀参加庆祝茶会的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请示蒋介石是否送束鲜花时，蒋的回答是不必了。司徒雷登的“大使”职务保留到1952年，不过，在“失去中国”的这3年间，他明显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冷遇。
　　邵玉铭认为，司徒雷登在大使任内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兼持自由派与民族主义派扩张主义的做法，他的美式自由主义使他疏离了国民党，而他的美式民族主义又激怒了中共，结果各方面都排斥他。邵玉铭对司徒雷登另两个身份的评价是：他是基督教宣教运动“社会福音派”的一个典型，也可算作该教派在华传教者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而他对20世纪中国最具体的影响，则是他在燕京大学从事的教育工作，“中美教育交流以来，贡献最大的就是司徒雷登。”
　　在中国大陆，司徒雷登的大使、传教士和教育家身份都受到了批判。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有关司徒雷登的文章无一是正面的。1951年1月28日，署名龚理嘉、卢念高的《美帝在燕大进行的文化侵略》一文，称“燕京大学托事部”每年花二十多万美金，“通过阴险狡诈的司徒雷登来作它在燕大实行文化侵略的主持人。”同年4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谢兴尧的《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内称：“前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在中国伪装宗教家、教育家多少年，表面上作出非常同情中国的样子，实际上他是美国侵略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特务，是集过去的伯驾、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之大成。后来索性揭开假面具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作美国驻华大使，执行侵略中国的任务。”
　　在政治运动中，与司徒雷登过从甚密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如罗隆基、叶笃义的罪状中，也牵涉到司徒雷登。这中间还包括曾在燕大教书的冰心，冰心的女儿吴青说，冰心当年被指控为“司徒雷登的干女儿”。
　　而在司徒雷登的祖国美国，他却是一个被过分忽视的人物。甚至于连他的《在华五十年》回忆录的出版，也是反响寥寥。以至于美国人雷和布鲁尔编辑的司徒雷登1946〜1949驻华报告，用的书名就是《被遗忘的大使》。
　　
　　返乡
　　
　　自中国返美后不久，司徒雷登即中风卧床。1955年8月1日，他立了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任何其他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
　　这里所说的“菲力傅”是他长期的助手傅泾波。在司徒雷登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去世之后，因中美尚未建交，故骨灰安葬的事只能悬置一边。1971年，中美因“乒乓外交”而启动交流，两年后，傅泾波访问北京，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的请求，未获答复。1984年他再次访问北京时，亦未获突破。
　　在傅泾波第二次去北京之前，1982年，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中译本已在北京出版社以“内部参考”方式出版，虽然内容经过一些删减，“译者的话”中也特别声明，司徒雷登这位“中国人民的瘟神”，“对中国事务的种种叙述几乎都是片面的、歪曲的，因而十分反动”，但还是基本清晰表达了他的各种观点。
　　待到1986年，转机出现。据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讲述，这一年的9月，傅泾波向他展示了一封北京大学的公函，大意是：兹奉有关上级指示，同意司徒雷登之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傅泾波原打算次年五四前往北京举行安葬仪式，未料节外生枝。
　　燕京大学毕业生、时在国家教委任职的国仲元曾看到中央领导同意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燕园的批示，但后来遭到一些燕京大学老校友的反对。“虽然他们未必位高权重，但写信给中央，也产生了影响。”国仲元对记者说，某中央领导人因此就要求将此事“暂缓”。1987年4月，借调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的国仲元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傅泾波。第二年，傅泾波离世。骨灰安葬的任务落在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身上。1999年时，骨灰回葬燕园的事曾再次出现希望，但旋因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而搁浅。
　　后来大家多次奔走，但仍没有实质进展。“傅履仁也74岁了。”国仲元说，“大家说，别等了，等我们这代人不在了，就没人办这事了。”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傅履仁与杭州方面达成了共识，作为一个次优选择，司徒雷登的遗愿还是在他生活了五十年的国度上落地了。
　　司徒雷登曾说，他是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他一个人的历史，是中美两国交流史的一个缩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