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下的中国企业 市场条件下一个企业最大的危机就是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够像中国企业一样,备受艳羡又如履薄冰,总是颤颤巍巍行走在道德边缘。因为无奸不商的思想影响了多少代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商人被打上了为富不仁的标签,同样他们的企业也就成了黑心工厂。
    改革开放30年后,人们感受经济繁荣的同时,观念也得到了提升,无奸不商的观念看似得以改善。但是,一些无良企业的行为,总是更容易吸引眼球,被诉诸报端的黑心企业,成了点燃公众对企业厌恶的导火索。黑心企业成了放大镜,放大了企业为富不仁的一面,让人忽视了一个真正的企业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应该像人一样,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
  
    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一些企业的行为让公众改变了看法,虽然这是一种非常态下的捐赠,但是中国民众骨子里的那种意识就是:关键时刻才能见真情,企业也不例外。因此,那些不善于和中国民众打交道的外资企业上了铁公鸡排行榜,虽然这些“铁公鸡”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比大部分中国企业都积极。
    如果说2008年中的这场地震,让中国企业的形象得以翻身,那么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给了中国企业一个严峻的考验。而这次似乎不仅仅是捐钱那么简单,对于企业来说,真正的社会责任考验刚刚到来。
  
   中国东南角的冬天
  
  2008年10月,东莞合俊玩具厂的倒闭拉开了中国东南沿海企业入冬的大幕。
  就在东莞合俊玩具厂倒闭的第二天,该厂失业的数千工人茫然一片,他们聚集在合俊工厂的外面,期待着上层给一个合理的说法。然而,合俊企业高层纷纷“消失”,这个烂摊子没人愿意接手。一度被誉为玩具制造业航母的合俊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此事发生后,一些业内人士并没有过于悲观,更多人认为这是该企业经营不善,内部管理出了问题,主要责任还是企业,并不是外界环境的冲击。这种看法一度很被认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哲学观是来自马克思,这个德国人告诉我们:事物的内因起主导作用。一些人忽视了外因的作用。
  很快,随着深圳宝安百灵达等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的相继倒闭,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次“狼”真的来了。2008年11月,天涯网友“我叫梁山伯”发表的万言书《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戳到东莞痛处,这篇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网文,引发东莞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研讨对策以及民间智库热议“东莞如何过冬”的热潮。
  在大量工人失业撤出东莞的同时,另一批人却奔赴东莞,他们是媒体记者,他们用镜头和纸笔记录了这个世界工厂的衰变。《新周刊》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在樟木头的沿途,到处都能看到“清债”、“办证”、“厂房租售”、“商铺转让”的广告招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某某厂的倒掉,每年接近年关,东莞的工业区总会变得鸡飞狗跳,工厂倒闭,除了拖欠工人工资、甩给当地政府一颗烫手山芋外,通常还会拖垮产业链下端的一批小工厂以及一群供应商。
  实际上,不仅仅是东莞,深圳的企业也开始遭受严重挫折。王洪江是安徽省天长市兴龙电子公司驻深销售员,他的公司为深圳市恒强盛公司提供电子元件。2008年底,深圳市恒强盛公司倒闭,按照王洪江所在公司的规定,销售提成为3%,出现欠债个人须承担40%的责任,依此折算,王洪江一夜之间将负债80万元,他在深圳10年的血汗转瞬付之东流。王洪江试图“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社会的觉悟,把借金融危机之名恶意骗取货款的老板绳之以法”。但是这毫无意义。因为恒强盛老板孙国平在《致债权人的信》中这样解释工厂破产的原因,“在今年严酷的经济危机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迫于无奈选择不辞而别。原因有三:一是美金升值,订单下降,原本可以赚钱的出口产品变成了亏本的东西;二是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提高,将微薄的利润挤压为负;三是货款难收,到处求爷喊奶,像孙子一样收款,夜不能寐,急出一身冷汗。” 孙国平还说,“不少供应商都知道,我是一个癌症病人,为三四百人的生存操心实在太苦太累,如今金融风暴之际,生意特别难做,整天面对众多供应商追偿,原材料供应又不及时,生产时断时续,我只能选择放弃。”
  风暴的来临总是次第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的风暴,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后开始迅速向内陆进发。在北京的周边,河北省内的一些小工厂开始停工停产,虽然他们都处于低端,并不像沿海那些大企业一样,直接接受国外订单,但是利润的空间被越压越小,最终让这些人丧失了信心。
  在中西部地区,一些中小工厂开始寻求其他思路来应对危机。重庆林盛工贸有限公司正在考虑上马一条自动麻将机的生产线,这家公司制造摩托车部件已经有13年历史了。在温州,制鞋工人现在转为生产发光二极管。
  这些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正在面临一场艰巨的生存战。
  
   裁员的恐慌
  
  与东南部那些生产型企业一样,其他地区的大企业过得也并不轻松,虽然倒闭的风险并不大,但是人力成本飙升,利润空间压缩,让他们不得不另想办法。
  2009年1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区长程连元在新闻发布会上称,CBD已经有个别企业开始裁员,朝阳区正着手准备应对春节后可能到来的裁员高峰。朝阳区将建立重点企业裁员预警机制,区内国企近期不得裁员。对于CBD地区的国企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
  但几乎同时,媒体传来另外一件消息。1月8日,国内最大的PC厂商联想集团宣布全球裁员2500人,占联想集团员工11%,虽然联想集团公关部明确表示,此次裁员“不涉及中国区”,而且只是战略重组。但是在这个敏感的时间段内,人人草木皆兵,联想的动作,让更多企业员工心生寒意,似乎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
  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谣言最容易传播。据说目前CBD的写字楼内最忌讳的祝福语是:财源(裁员)滚滚。谣言的流行容易动摇社会的稳定性,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实质性的解答。
  2008年年底,中央政府拿出了4万亿用来拉动各地的经济,以期救活更多企业,保证经济的稳步发展及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这种软性投入之后,政府配以刚性要求,以约束企业裁员。朝阳区区长程连元透露的做法就是在政府大局政策下的一个缩影:“春节后可能迎来裁减高峰,朝阳区提出建立重点企业裁员预警机制,重点企业裁员前先向政府报告备案。”
  杭州市政府提出,当下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保就业,而政府最大的责任是保企业,包括24条“房地产新政”、21条“工商新政”、13条“出租车新政”、暂停征收15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出口退税、扶优扶强等政策措施都将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那些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似乎可以不受政府约束,但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他们学会了中国的处事方法。“一些外资企业的全球业务都在收缩,唯独在中国还没见到相关动作,但是亦庄地区的一些生产型企业已经变相裁员了。”在外企工作的赵先生感觉自己还算幸运。
  “对外资企业,我们号召其避免裁员,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适当调整工资,共渡难关。”北京市朝阳区区长程连元说。
  对于裁员与否,外资企业往往缄口不言。《麦肯锡季刊》给出的答案也许最符合这些外企心态:为了确保企业目前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竞争力,低迷时期的削减成本往往是必要的,但不是说企业要冻结所有的招聘和雇员发展计划,应利用这一时期作为人才升级和更好地使用现有员工的机会。
  
   企业的心理状态
  
  “经济形势并不一定有多坏,关键是人们的心理预期太差,人们面对经济没有信心了。”《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在一家投资公司的招待会上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其实与民众一样,企业的心态也影响着其市场走向,而这直接表现在企业家身上。
  2008年年底,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了“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改革热点的判断、评价和建议”调查报告,对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经营现状进行了分析评判。
  调查显示,认为未来企业经营状况将“好转”的企业经营者占29.2%,认为“不变”的占55.9%,认为会“恶化”的占14.9%,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14.3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比2007年低16.8个百分点,为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东部地区企业担忧程度更大;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对前景更为担忧。
  这背后的原因与这些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在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大部分企业从事对外出口工作,仅东莞一地就汇集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的主要订单来自海外,在国外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首先冲击到的必然是这些出口创汇的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没有沿海优势,这里的企业多从事能源生产,虽然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影响相对较轻。
  同时,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制造业中的医药订货情况令人鼓舞,认为未来订货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30个百分点以上。关于未来投资计划,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划投资增加的企业比减少的多40个百分点以上。
  冬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坚强的意志,也就没有了去寻求逃离困境的意思。浙江万向集团的做法并不一定适合其他企业,但是他们摆出了一个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态度。浙江万向2008年职工大会宣布的分配原则是:干部管理层少拿一点,一线员工和普通职工一分不能少,还要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这一直是中国人推崇的度过危机的方式。”40年前从一家打铁铺起家、现在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家鲁冠球如是说。
  
  链接:
  
  据西陆打工俱乐部2008年12月10日至12日对200家企业调查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近75%的受影响企业采取了应对措施:主要是裁员或将员工放长假、削减经营成本等;而选择降薪的比例最低,仅4.5%,25%企业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