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秋季以来，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多省(区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旱灾，农作物大面积绝收，上千万居民面临饮水困难。 云南省荒田村，67岁的兰春发稍感慰藉的是，自家水窖里的水节省着点还够喝两个月。“要是没有‘母亲水窖’，今年的这种大旱天，不知道日子咋个过。”
面对大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云南、贵州不是传统的缺水区，旱情暴露出来的主要是‘小农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问题。”
分工合作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有水利部，但中国有!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水系复杂，防汛抗旱年年常态化，水的矛盾异常突出。”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副主任闫冠宇和水打了19年的交道。
在这19年里，中国人口的增长、用水活动的增加、地下水层下降等原因导致水变成越来越紧俏的资源。特别是在中国的西部，山高坡陡，降水稀少，现有水利工程还不能完全解决自然带来的矛盾。为了解决西部农村饮水困难，水利部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探索并推动一些小型水利工程，1995年甘肃开始实施“121”集雨水窖工程、1996年贵州实施“渴望工程”(集雨水窖)等。
针对西部农村缺水的特征，借鉴水利部门的有益探索，2000年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启动的“母亲水窖”专项基金，确定以修建集雨水窖或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来帮助贫困农户解决饮水困难。十年间，结合各地方水利部门的技术指导，“母亲水窖”做得风生水起。
“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发现，妇联的宣传、培训、教育、发动的能力实在是了得!”和“母亲水窖”打了多年交道，闫冠宇十分佩服非政府组织在软件建设上的优势。但水窖是准公共产品，如果没有政府大力推动，从深度上去操作可谓很难。
随着中国政府对水关注度的不断提升，解决用水问题成为政府的责任。在经过长期合作尝试后，2009年水利部正式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以“母亲水窖”为平台，由水利部投入资金和技术，根据地理环境，在西部建设水窖或水厂，妇基会从社会上所筹资金则主要用于宣传、教育、培训等软件建设。
中国政府与NGO合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被期待为优势互补的模式。2010年，北京市政府率先决定出资上亿元人民币，购买约300个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项目。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此举有利于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填补政府公共福利服务的不足。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吴国宝所说，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工建立在各自优势的基础上。
现阶段，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在向工程建设倾斜。相比下，工程的后期管理、运行、维护等显得人员缺乏、经费不足。以水利工程为例，许多工程最后都要交给村民自己管理。但无论是村集体还是用水户协会，村民的理念还跟不上。“这种社会公共认知问题的提高，最好靠NGO力量的介入。”闫冠宇认为。
可见，从节水理念、环保知识到卫生习惯的普及，“母亲水窖”下一步的扩展空间还很大。公益组织擅长产出精品，是政府所不及的。最终解决社会问题，包括水的问题需要靠方方面面出力。
“1+N”的走向
水利部伸出的橄榄枝无疑是基于“母亲水窖”品牌形成的社会效应。自1989年“希望工程”实施开始，打造公益品牌成为一种趋势。如何开发一个打动人心的公益产品，往往是一个公益产品在中国公益市场上获得认同和支持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短暂的现代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母亲”、“西部”、“妇女”“、饮水”、“贫困”、“儿童”、“疾病”、“教育”等词组一直是公益市场上的长盛不衰的关键词。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关注到公益产品对动员和发掘公益社会参与的意愿和能力的影响，在项目设计中融入投资少、成果具体、见效快三个因素，标志性的表现就是1000元一口水窖，水窖建成后对农户的影响立竿见影。
十年，一个公益项目帮助西部缺水地区修建了12万多口窖，打造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公益项目。下一个十年呢?
公益项目像经济生活中的其他产品一样，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多数会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的过程。
纵观国内外公益组织发展，对于公益文化和公民社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只有根据机构的竞争力和市场需求不断调整和创新产品，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2003年，“母亲水窖”根据水窖项目服务对象需求的变化，“母亲健康快车”、“五个一”扶贫项目、“整村推进”项目相继推出，形成了“1+N”的模式。即以一眼母亲水窖，带动建立一个太阳灶或沼气池、一处卫生厕所、一棚蔬菜瓜果、一圈家禽家畜、一个美化的庭院等。
“母亲水窖”的扶贫干预在社区层面改变了“你穷是因为你穷”的贫困恶性循环。重庆市万州区响水镇保合村的戴居平因此结束了十几年的背水史，养上了蚕，还喂了4头猪。“过去我们连喝上一口清水都不敢奢望，没想到我现在一年能挣上万元。”在这个过程中，公益组织和公益产品发挥着媒介和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吴国宝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有他现实的担忧：“现阶段国内公益品牌建设过程中主要是借鉴经济领域产品品牌建设的思路，机构品牌虽初见端倪，但并没有成为主流。”
在国际公益慈善市场上，公益品牌建设已不再是以社会关注的某一个问题为产品设计和开发的切入点，而是把机构品牌建设作为重点。“机构品牌建设避免了项目品牌因生命周期导致的开发精力的不断投入。”吴国宝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机构品牌建设是公益品牌建设的高级阶段，也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妇女赋权的NGO使命
不能忽视的是，1995年世妇会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将性别主流化作为其推动世界和区域发展的主要内容。印度学者谈到妇女赋权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时认为，NGO的活动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妇女赋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妇女解放是个老生常谈又不得不谈的话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的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西部农村妇女的地位受贫困制约仍然比较低下，且在某些层面还存在女性话语的缺失。比如农民开会时，大都是各家各户的户主(男性)参与，如果户主外出务工不在，才由妇女临时顶替。一般在参与讨论时，妇女都站在门口或者角落，并无话语权，真正讨论的男性村民则围坐于室内中间发言。
“经济没有独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就很难提高。”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滕堂伟说。
在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的当今社会，知识和智力是制约妇女经济地位提高的主要因素。 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当地妇女为获得燃料、水和饲料等家庭生活资料，必须付出更多时间。经济困难加之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的双重作用，限制了她们受教育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从家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对于中国现状来说，只有农村妇女、西部妇女和弱势群体妇女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才可能带动女性整体的发展。
“母亲水窖”进入乡村十年间，给西部妇女带来的是脱贫，是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提高。这是唤醒沉睡中的西部贫困妇女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外部人员进入封闭的村庄，妇女与外界交往急剧增多，有些还见识了在电视上才见过的“大人物”。妇女的思想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开始讲究着装和个人卫生，而且敢于“抛头露面”。相当多的妇女积极参加村里举办的各种活动，带着孩子出去赶集。如果遇到子女上学、家庭纠纷甚至外出打工等方面的困难，还会找妇联寻求帮助。
事实上，“母亲水窖”不但解放了西部妇女，妇联干部的形象在当地居民心目中也得到了改观和提升。“就说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借用车子吧，以前很困难!”陕西省吴堡县妇联的工作人员说，困难不在于他们不借，而在于别人首先会问借用车去干什么，“很难回答人家。说有重要事情吧，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人家不一定认为重要。”现在妇联干部向政府借车，不仅方便容易，而且完全能够理直气壮。因为有了“母亲水窖”，妇联组织有了从配角、陪衬及后台走向主角、主导及前台的机会。
链接：公益项目的法律进程
龚 楠
“母亲水窖”项目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其完备的法律化、规范化的运作流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任何一个项目，特别是公益项目，都需要严格、客观、科学、合法的程序，这样才能实现项目的透明、公正，才能使得爱心得到真正的保护和尊重。因此，法律对于“母亲水窖”项目最大的支持，就在于从程序上进行保护，让项目的运作程序既严谨、合法，又具备可操作性，从而提升项目运作的透明度，加强项目整体的公信力，使项目实现真正的壮大和发展。
“母亲水窖”项目的运作流程和体系非常规范，从善款的捐赠到最终水客项目的落实和运营，每一步都有对应的法律合同，每一份合同中均对各方权利义务给予明确规定，并制定了严格的违约条款，对违反约定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因此，任何一个参与方，均会受到这些合同和相关法律的制约，其行为也会受到规范，这就保证项目中每一笔资金都能够落实到位。不仅每一份合同都需要在律师进行审查之后，才能盖章签字，开始实施，而且对于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律师也会时时从法律专业的角度给予指导。因此，水窖项目的透明度得到极大提升，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由于水窖项目每一笔进入的资金数额都要对外公布，每一笔支出费用金额以及大致区域和内容也尽可能对外公布，因此极大地提升了捐赠及项目信息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