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阻力。即使是在成为事实后，也一直被一些政敌和别有用心的人，用作诋毁他们的最好的突破口。他们说孙中山是在没有与卢慕贞办理离婚的情况下和宋庆龄结合的，以此诟病他们的人格。
孙中山逝世后，这种说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给宋庆龄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但是，孙、宋婚姻最重要的法律文书――结婚证书，却失踪了。
1915年10月25日举行婚礼之前，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履行法律手续。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证书上签字。宋庆龄的见证人是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朱慕菲：孙中山的见证人有和田瑞博士和夫人、头山满先生和夫人、梅屋庄吉先生和夫人。婚姻誓约书一式三份，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保存一份。
937年抗战爆发。当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23日宋庆龄撤离上海。据她自己讲：“我逃往香港时不能携带重要文件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日军占领孙中山、宋庆龄在莫里哀路的住宅后，打开了用来存放各种重要文件的保险柜，把其中所有东西都拿到日本去了。其中就包括这两张结婚证书。
宋庆龄很看重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所以，结婚证书的遗失，始终是宋庆龄的一桩心事。
一
1962年，一位来自山西的持有者找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他拿出一件文物，准备转让给历史博物馆。这正是孙、宋的结婚《誓约书》。誓约书原件纵11.25厘米，横17.25厘米；朱丝栏，全页24行，墨书日文22行；中缝有上鱼尾；拦外左下角印有篆体字“东京榛原制”，作腰圆戳记状。但这时人们看到的誓约书，已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幅长长的手卷。装裱者在卷尾留下很多空白，显然是留给观赏者题记用的。这位先生没有提供文物得来的线索。
《誓约书》原件为日文，译文如下：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在对《誓约书》进行鉴定时，有关同志提出了三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誓约书》上写的日期是“1915年10月26日”，而不是“25日”?第二，为什么宋庆龄的签名用的是“琳”，而不是“龄”?第三，在三个署名的人当中，为什么唯独宋庆龄没有用印?
1962年8月11日，历史博物馆将《誓约书》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请她鉴定真伪并解答这三个疑问。不久，宋庆龄即通过秘书室，向历史博物馆作了答复：
“宋副主席说：这份誓约书是真的，系孙中山和宋副主席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但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在抗日战争时，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先生和宋副主席的结婚誓约书二份，已为日本军阀掠去，可能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这次复信证明了《誓约书》是真品，并回答了日期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和第三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件失而复得的重要文件，使宋庆龄十分兴奋。此后，她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讲到这件《誓约书》。她期待着历史博物馆尽快展出这件文物，使公众能亲眼目睹这一铁证。但是两年多过去了，这份令宋庆龄魂牵梦萦的《誓约书》仍然没有出现。通常，宋庆龄是很沉得住气的。但这次是个例外。
1965年2月26日，宋庆龄请秘书致函历史博物馆，询问为什么还没有公开陈列《誓约书》。3月5日，历史博物馆复函称：“关于我馆收藏的宋副主席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结婚的誓约书，将拟于明年组织举办孙中山先生诞生百周年展览时陈列，在未陈列期间，予作为珍品保藏，如有欲看者可经过联系，前来阅览。”
收到回函的第二天，宋庆龄便兴冲；中地致信老朋友黎照寰：“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博物馆在你的朋友去参观时并没有展出我的结婚证书了。从今以后谁想去看原件，向我们申请一张卡片(就像博物馆和廖梦醒建议的那样)后就可以看了。我写信给梦醒要她找出博物馆不能展出它的原因，而这是她专程去找了博物馆馆长后的回复。”
3月10日，她再次致函黎照寰：“请读这两份附件，明天一早还我。那些恶意中伤我的入，在明年看到这份原始证明时，其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了。”
在委托廖梦醒去历史博物馆联系时，宋庆龄还请她复印了一份《誓约书》，遗憾的是漏印了日期。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宋庆龄也十分在意，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敏感。在给黎照寰的信中，她写道：
“我向你保证结婚证书上是有日期的，是辛西娅在匆忙之中忘记复印下来。你明年将会看到，没有人可以在那里找出错误来。对于某些老顽固提出的怀疑和问题，我想声明，现有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规定人们结婚要得到那些恶毒的诽谤者的同意。拉丁谚语日：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证书上的所有一切都是规范的，年代为1915年，日期为10月25日。如果他们认为那份证书是‘假造的’(!)那么他们可以去东京市政厅查看婚姻登记。”
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位遭受多年无端攻击的女人的刻骨铭心的愤怒。
终于等到了1966年11月，孙中山诞辰百周年到了。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期而至。根据运动的形势发展，原定举办的展览被取消。《誓约书》也失去了和公众见面的机会。
二
1980年3月1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赵金敏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到北京什刹海后海的宋庆龄住宅，请她题字。
时隔40多个春秋，重又见到《誓约书》原件，宋庆龄百感交集。她在卷尾余纸上端端正正地题写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
归还原件时，宋庆龄的秘书室还附函作了如下说明：“誓约书上的日期为1 O月26日是照日本老规，以双日为好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宋副委员长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司盖。”
这一次的题字十分重要。因为仅仅在一年后，宋庆龄就告别了人世。如果没有白纸黑字的确认，不知以后还会生出多少波澜。但是，宋庆龄对三个疑问的解释，却不能全部令人满意。
第一个疑问：日本和中国一样以双日为吉，因此在书写时推后一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没有等到“吉日”再结婚，也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宋庆龄的父母是乘第二班轮船追到日本的。结婚错后一天变数就太大了，很可能使这桩世纪情缘成为泡影。
第二个疑问：在《誓约书》上用“琳”，并非因为这个字容易写。历史上，宋氏三姐妹的名字都改过两次。开始是“林”，后改为“琳”，最终改为“龄”。三姐妹在美国读书时用的是“宋爱林”、“宋庆林”、“宋美林”。结婚时，宋庆龄从美国毕业不久，正是三姐妹使用“琳”字的时期。当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中，宋蔼龄也被写作“宋爱琳女士”。
第三个疑问：宋庆龄结婚不是从美国去日本，而是从上海去日本。当然，在未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匆匆忙忙逃离上海，让她想着带图章，恐怕也不合情理。宋庆龄这样回答后两个疑问，似乎只是避免旁生枝节而已。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前夕，经办这件文物的赵金敏，在《文物天地》杂志上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誓约书》的状况、内容和宋庆龄的两次答复。文章发表后不几日，宋庆龄便永远离开了这个是非纷扰的世界。
1982年，宋庆龄故居向社会开放。在廖承志同志主持设计的宋庆龄生平展览中，陈列了《誓约书》的复制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2002年，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央电视台联手拍摄大型文献片。经联系，我们有幸在赵金敏同志的引领下，到历史博物馆拍摄了《誓约书》原件。这是经历了神秘失踪25年，又被博物馆收藏了40年后，《誓约书》的首次亮相。一件颇具历史性的文书，在茫茫人海中沉浮了60多年，见到它的却只有区区几十个人。可叹，可叹!
宋庆龄对于这件《誓约书》的高度重视是很有道理的。宋庆龄故居在基本陈列中，持续20余年公开展出这个复制件，完全符合宋庆龄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