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两会召开期间记者最辛苦，3月16日上午11时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本刊记者在6点20分左右到达人民大会堂外，发现已有十多位记者在大会堂东门外排队等候进场，当日最低温度零下三摄氏度，在寒风中等了近两个小时，才获准进场。全国政协委员、作家梁晓声为记者的敬业精神和报道所感动，说出了心里话：“之前对记者有些成见，但参加今年两会以来，对记者刮目相看，对媒体肃然起敬。”
可以说，如梁晓声那样对记者有“成见”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会对记者有成见，后来又为什么对记者刮目相看？由此引发对新闻工作者职业形象的思考，在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新闻工作者职业形象的维护问题采访了参加两会的新闻出版界委员。
“我们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
罗开富委员是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1984年至1985年曾重走长征路。他说的这句话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依据的。他说：“我每次到基层采访，包括重走长征路，只要能证明我是记者，老百姓都很关心，都全力支持。
“人民群众信得过我们记者，因为我们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替人民群众呼吁、排忧解难，使人民群众了解国家方针政策，我们讲真话。当时我走长征路的时候，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是记者，就对我讲心里话。发表的300多篇文章中，三分之一批评性的。
“人民群众有了委屈，有了一些想不开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找报社、找记者。现在我每个月收到全国各地来的信有很多，有的信要求平反，有些反映情况的，有些受了欺负的。其中有一个电话是这么讲的，说你是罗记者吗？我说是。你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查114，我说你反映什么？听说你现在当什么官了，不知道您还喜欢听老百姓的声音吗？我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老百姓，你讲吧，我还是当年的罗记者。”
李仁臣委员1978年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也是一位老记者。他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作为座右铭。新闻工作者担负着社会责任，反映社会变化，笔墨跟随时代，反映时代进步，也反映发展中的问题。弘扬正义，批评邪恶。新闻工作者整体形象是好的，既继承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紧跟时代，面向世界，开拓进取，改革创新，表现出蓬勃向上的新鲜活力。人民群众信任我们。”
“我为什么回避采访”
少数记者为了个人私欲，违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忘记记者的社会责任，搞起了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还有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利用人民群众对记者的信赖，打着记者的旗号，招摇撞骗，敲诈钱财。除此以外，还有采访作风不扎实，报道不够深入等因素也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
唐浩明委员是湖南省作协主席，曾著《曾国藩》等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他说：“我尽量回避记者的采访，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一些记者带着预先设定的框架来采访，他们的提问在我这里不一定得到很满意的答复，就努力使我的回答朝着他的既定方向走；二是一些记者不一定很专业，提的问题很肤浅；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有时候记者会拿着我的话断章取义，从一句话中抽一两句出来，或刻意夸大其词，这样一来，我说的话在记者的文章中就变味了。还不好辩驳，你说你没说过，可是你确实说过。但是说的话应放在当时说话的背景、特殊的场合上去看，而不是抽个一两句拿出来说事。我很反感这种现象。”
赵启正委员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接触过许多记者，他说：“我所接触的记者，绝大多数都在积极努力地工作，作息时间不定，遇到采访障碍还必须硬着头皮争取。但是也有一小部分记者的素质需要提高。
一是有些记者在自己领域内专业知识、技能掌握得不够。前段时间，有位记者就台湾问题采访我，但我在接受采访时发现，他对这段时间媒体上有关台湾问题方面的新闻报道并不了解，对一些重要人名、事件的反应很慢。我认为新闻记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业时间的增加，必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二是一些提问没有针对性。据提问写成的报道也流于表象，缺乏深度。有些记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提一些万能问题，比如谈谈感想，让我谈谈某些问题的情况，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很没有意思。
三是有些记者不够敬业。我经常看到一些记者在会议现场心不在焉，也不做笔记，回去后拿着会议发给的材料稿子。写文章也不细心，经常把人民币写成美元，把美元又写成人民币。
四是缺少新闻对比的意识。对于一些成就的报道，开口闭口“第一”“世界之最”，跟国外比较时不一定就是第一。世界先进，不能光凭发明者介绍，还必须仔细调查研究，才能报道出来。
周海婴委员对新闻炒作非常反感，他说，“平常看新闻，注意到一些报道总喜欢偏向于某一类热点，一些新闻大标题做得很不妥当，并不是报道主要内容的反映，而是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寻找一个点强调突出，故做惊人状。”
“职业形象的深层原因”
赵昌平委员，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他说：“我去年参加上海媒体第三次行风评议时，对新闻工作者职业形象的问题做过调研，了解一些情况。我认为新闻工作者职业形象实质有深层原因。
一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现在记者群体是信息最丰富、渠道最便利的群体之一，接触到一些西方的不良价值观念。为党的新闻事业做贡献，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而现在有些记者喜欢做“大事”，希望成为名记者。价值观产生了冲突，解决得不好，就产生了形象问题。
新闻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年轻人要成为名记者这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必须建立在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上。
二是社会性的问题。一些新闻工作者对物质的追求导致出现在新闻中的短视，追求实际利益的现象，现代社会压力大，记者的压力也很大，就业、房子、车子，但这些也不应成为新闻报道事实失误、倾向明显的理由。
“以采访报道维护形象”
罗开富委员：“要在平时的采访报道中维护职业形象。我认为影响新闻工作者职业形象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拉赞助、求广告、搞发行。在“长征”路上的时候，我每吃一顿饭都给钱，都开发票，我以我的采访具体行为维护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
“这两年新闻事业发展得太快，新闻队伍衔接得不够，老同志对年轻同志的‘传帮带’做得不够，我建议采访时，年轻记者应尽可能多地和老记者一起实施采访，以老新闻工作者对职业形象的身体力行来教育年轻记者。新闻职业形象教育，光口头教育是不行的。还要加强对记者的培训，有些记者拿来记者证就只记得自己是记者，而忘记了记者是干什么的，更不清楚记者的职业道德，写文章不深入，采访也不细致。”
“另一方面，从客观角度看，新闻工作者的典型宣传得不够。新闻媒体对其他行业的典型宣传得比较充分，其实新闻界本身也有许多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进典型，但新闻界对自己的典型往往宣传得不够。能让社会了解优秀记者这也很重要，一段时期以来，有关记者的新闻负面居多，都是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利用新闻敲诈勒索等，正面的偏少，在社会上产生对新闻工作者的‘成见’也在所难免。”
周海婴委员说：“作为新闻工作者本身，应感觉到自己很重要，这种重要不是说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多么高的地位、多么好的待遇，而是一种责任，就是自己所做的工作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首先应该明确，你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李仁臣委员说：“维护良好的职业形象，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提高政治素质，要有良知，对人民的良知，同情人民群众，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情感。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要看清历史发展的潮流，深入实际，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眼睛、笔头、镜头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