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义的输出:的跨文化解读》是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的经典文本。人们对它的解读各有不同。本文认为,文化的偏向造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尴尬;对于双刃剑般的文化偏向性,只有同时做好局内人和局外人,才能使视域更加客观、中立,这也是《意义的输出》带给当下传媒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偏向 《意义的输出》 《达拉斯》 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化带来了跨文化传播,美剧在这种背景下迅速走红,它的“粉丝”遍布全球。学术界对其研究视角众多,跨文化传播是其中之一。在这种视角下,学者发现,由于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观剧者对同一美剧有着不同解读,这其中体现了文化的偏向。美剧《达拉斯》在全球的传播便集中体现了这种偏向。
《达拉斯》与《意义的输出》
这部自1978年在美国首播、主要表现西方社会中产阶级价值主旨的356集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在全球热播13年,风靡90多个国家。①当时观看《达拉斯》意味着一次全球观众的集会:几乎每周一次,世界各地的观剧者都在不同时间观看剧中石油富豪尤因家族的变迁,观看剧中神圣的父子关系以及兄弟、夫妻之间的倾轧和竞争。此外,这部电视剧也是媒介研究者们乐于研究的范例――迄今为止,它很可能是所有电视文本中受到最多研究的一个。②
在众多研究中,《意义的输出:的跨文化解读》比较新颖:它以跨文化的视角研究在不同文化下的观剧者对同一剧集的解读,描绘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反映;它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入手分析小组的讨论以及普通电视观众批评式解读的能力;它还讨论此类作品怎样才能被用来推动社会心理变迁,即魔鬼如何完成本应由上帝来完成的任务。③
传统意义上,大多数学者支持《达拉斯》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意义的输出》虽未否认它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但却用跨文化的理论视角以及将实证数据运用于质化研究的方法,证明了该剧中文化帝国主义弱化于跨文化传播的性质。《意义的输出》从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协商”,从文化的差异来解读文化帝国主义,印证了自己的假设:《达拉斯》并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突出体现,相反,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种族对其有着不同反映。从受众接收的角度而言,它所企图传达的是帝国主义文化并未对受众产生太多影响,因为观众有自己的判断力,会参照,会批判,会思考,而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可以说,《达拉斯》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意义的输出》引出了人们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的新视角,加快了学术界将研究路径转向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步伐。
萨义德和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的正反方“辩手”
20世纪60年代,刚刚进入拉丁美洲的美国电视剧对当地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影响,有学者引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来研究美剧对拉美国家的影响。此后,这一理论在影视界被广泛用来指责西方的文化侵略,尤指美国将廉价电视剧倾销第三世界,以及西方通讯社对外电新闻的支配和垄断,抨击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文化依附”。④在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中,汤林森的观点与影视文化关联最强。⑤
提到汤林森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萨义德便是道绕不过的坎。他们的观点犹如硬币的两面,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将文化帝国主义这枚硬币完整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失去哪方,另一方存在的意义都会被消减,甚至是消失。基于此,如果将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争论看成一场辩论赛,那么萨义德、汤林森便是正反两方的杰出辩手。他们的观点只有在辩论场上针锋相对时,彼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理论本身的意义和不足。
萨义德吸收“文化霸权”和“权力知识”说,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是不争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先锋。面对影视界可能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萨义德认为关键不在于媒介本身是否中性、客观,也不在于读者是否具有足够的自主性,而在于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对现代媒介是否拥有同样的控制权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意识、有预谋地利用媒介来传播意识形态。他从文艺批判的角度、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一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俯视东方,他们从来就没有真实“记录”过东方,而只是在按照他们的需要“想象”、甚至歪曲东方,东方从没有获得过和西方平等的对话身份,文化之间的平等交往从来没有实现过。⑥
汤林森因《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引起西方学界的注意。他认为民族国家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它与文化都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没必要谈论文化的自主、支配问题。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媒体是客观、中立的,虽然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过去曾经受到、现在仍在受着帝国主义文化的威胁,但“文化威胁论”并不存在。面对萨义德认为的帝国主义媒介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越来越相似、世界被同质化的担忧,汤林森付之一笑,因为“巴别塔式的众声喧哗以及定于一尊的世界语,各有专长,互有热烈的追求者”⑦。虽然汤林森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扩张,但他坚持认为这一切并不足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因为,经济决定文化使得文化不可能成为经济的先锋,是文化社群自觉、自主地选择了资本主义,因此如其从功能论角度批判文化帝国主义,还不如认真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本身。
二人观点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理论视角的不同。汤林森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帝国主义;萨义德则从第三世界或者说是在历史上受压迫的“东方”出发,采取文艺学批判的方法来认识文化帝国主义。虽然两人的观点适应了各自的文化背景,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观点无懈可击。不同文化背景在提供不同理论视角的同时也制约了各自的研究视域。因此,萨义德只看到了文化帝国主义值得批判的一面,忽略它能够间接地促进东西文化交流这一点,汤林森则忽略帝国主义媒介对“东方”的负面影响,认为该理论是虚妄的,虽看到了文化帝国主义客观上对文化的融合但否认了其侵略的本质。这些展现的正是文化环境对解码者的影响,印证的是任何文化都会通过影响学者来展现自身的偏向。
虽然汤林森将《意义的输出》视为反击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典型,但泰玛?利贝斯和艾利休?凯茨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跨文化解读和多种族的文化环境中,以受众与文本之间的协商过程为研究对象,并最终得出结论:《达拉斯》在海外的播出情况并不足以说明它含有文化帝国主义的企图,相反,通过多种族的不同解读得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下“尴尬”的境况所在。⑧但这种“尴尬”并不能否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存在。
文化的偏向造就文化帝国主义的“尴尬”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不同态度。⑨在陆晔看来,这种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及《达拉斯》是否是文化帝国主义产物的不休争论正是文化帝国主义在当代“尴尬”境况的集中体现。《意义的输出》并未缓解这种“尴尬”处境,相反是从跨文化的视角让这种“尴尬”袒露无疑。
《意义的输出》的结论是不同种族的观剧者在总体上以参照式和批判式的解读方式来解读《达拉斯》。这正表明观剧者与生产者在理解该剧意义上的不一致性,说明《达拉斯》并非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或者即使它的生产者妄图赋予它文化帝国主义的含义,但观剧者并未简单地认同这种含义;即使文化帝国主义确实存在,但是谁能确保意义接收者与生产者之间在解读上的一致性呢?既然这种一致性捉摸不定,那又该怎样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那侵略的本质呢?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偏向,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在理解上的不一致性上来理解。
文化的偏向影响人们的认知。在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偏向的影响,按照自身文化的认同标准来解读那些外来文化产品。鉴于对美国文化的认可度不同,才会出现对于同一《达拉斯》剧情的不同解读:美国人解读时因深知美国文化采用游戏式态度,日本人因排斥涣散的个人主义而拒绝收看,等等。正是文化的偏向性使得人们对外来文化产品不是采取参照式认可,就是采取批判性的解读。前者是参照西方或者说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此弥补自身对美国幻想的空缺;后者则用本族文化来参照美国文化,以本国文化的偏向性来批判美国文化的不足。
利贝斯和卡茨的研究表明受众的个体经验、文化背景和身处的社会环境,都对同一剧集的解读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正是环境对解码者解码活动的影响,是文化偏向对认识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说,《意义的输出》本身也是文化偏向的产物。虽然较之其他那些单一文化的研究,它更客观、中立,但它的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所处文化偏向的影响,比如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对实证研究手法的熟练运用便体现了美国文化重实证的偏向。同时,由于文化的偏向性使得该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在编码和解码的实际操作中,语言的翻译受到了文化偏向的影响等。这一切起因是文化的偏向,无法彻底避免,但较之本书的整体价值而言却又瑕不掩瑜。
结 语
诚如前文所述,文化的偏向影响人们的认知。一方面,若你是此文化的局内人,那么受文化偏向的影响便会陷入一种当局者迷的片面认识中;另一方面,若你在看到了自身所处文化偏向的同时又能使自己成为这种文化的局外人,那么便能很好地将自身文化融入到多样的世界文化中,使自己的视域更加客观、中立,而这也是《意义的输出》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文化的偏向在传播中不可避免,它犹如一把双刃剑,妥善利用,可以保护本民族文化不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文化的侵蚀,但若未看到制约性,未看到他国文化的多样性,则会闭塞耳目,视域单一。鉴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看待文化偏向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一方面它阻碍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现,维护了世界文华殿堂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过于固执的文化偏向又会阻碍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然而,尽管不能摆脱这种负面影响,但我们应抱着积极态度趋利避害。■
参考文献
①⑦⑧⑨陆晔,《解读:文化帝国主义的尴尬》,《新闻记者》,2004年第11期
②③泰玛?利贝斯、艾利休?凯茨 著,刘自雄译:《意义的输出: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④洪晓楠、邱金英,《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概念辨析》,《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4期,第51页
⑤孟建,《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扩张与中国影视文化的省略――加入WTO中国影视艺术的文化传播学思考》,第84-85页
⑥洪晓楠,邱金英,《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评述》,《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76页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