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标语口号是时代的产物。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报中出现的大量的标语口号（包括语录），是版面编辑的重要元素，其主要作用在于鼓动苏区民众、配合版面内容、增强传播效果，可以看做是苏区标语传播在办报中的延续。这些标语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其传播效果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学理基础。
【关键词】《红色中华》 标语口号 鼓动 研究
标语口号是时代的产物，对于中国而言，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舶来品。①“标语”，作为一个词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日本引进国内的，在日文中，“标语”是英语slogan、motto的意译。②其实，在中国古代，标语口号的形式已经得到了运用。从秦末陈胜、吴广的“伐无道，诛暴秦”，到清朝嘉庆年间“和?跌倒，嘉庆吃饱”的俗语，都有标语口号的功效。朱自清认为，“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领。”③换句话说，标语口号，是其发布主体意图对其接受群体从心理上施加影响并试图引导接受者接受发布者所发布的内容并实施发布者所期望的行为。标语口号，主要诉诸于人的情感，希冀激起人的激情，从而达到发布者所期望的传播效果。
《红色中华》在办报过程中，也将标语口号这种形式引入到了报纸的内容和版面设计之中，以增强报纸的传播效果。
一、《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概况
《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可以看作是苏区标语传播在办报中的延续。有学者通过对江西苏区标语的考察，认为，标语是江西苏区高频率大面积存在的传播介质，它开始于草创时期红军的自我宣传；同时，它也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传播类型，在苏区发挥了具体而显著的传播效果。
中央苏区《红色中华》中共出现标语口号（包括语录）640则。（见表1）大字标语，多置于版面的四个侧面或者版面分栏处，字号较大，引人注目。小字标语，多出现在稿件的顶部，作为该则稿件内容的配合，增强稿件的感染力。语录，主要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决议/宣言，以及张闻天等人的话语节选。（见表2）
由于影音版的《红色中华》有少许版面缺角，而且中缝部分未能看到全貌，所以本文关于标语的统计仅限于能够辨认的标语的数量。
《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在其创刊号中就有出现，即“继续广州暴动英勇斗争的精神”④。但是，标语口号在《红色中华》中第二次出现则是在1933年2月7日的第50期，从第50期开始，《红色中华》改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⑤，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加强了对《红色中华》的领导。此后标语口号成为《红色中华》的常规内容，大量出现。
《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自1933年2月开始，成为其版面安排和内容设置的常规项目之一。这些标语口号内容涉及广泛，但都是对报纸稿件内容的配合，同时也是对当时党和苏维埃工作的配合，发挥着它应有的鼓动作用。
中央苏区《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主要有如下内容：
（1）经济建设；（2）扩大红军、赤卫队、工人师；（3）苏区与苏区政治、政权建设；（4）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5）反对国民党的行径；（6）武装保卫苏联与苏联成就；（7）红军及军事斗争相关；（8）各种纪念日和拥护各种会议的召开；（9）反对资本家，加紧白区工作、援助白区民众。
其实，《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各项内容并不是独立的或者有着清晰区别的，它们大多根据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军队的工作及当期报纸的具体内容来安排，上述诸项内容相互参杂。
二、《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主要功能
标语口号是《红色中华》版面安排的重要元素，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同时也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
1、鼓动功能
列宁关于报纸的作用和功能的著名论断：“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⑥，在1920年末被介绍到中国⑦。到1933年，列宁的这句名言已经在江西苏区广泛流传⑧，成为办好报纸的响亮口号，《红色中华》还把列宁的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红色中华》的办报实践也是在践行报纸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功能。而《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则主要发挥报纸鼓动功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和“鼓动”有详细的总结：“宣传工作是在于把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解说明白，使比较少数的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结果、前途和发展规律，给比较少数的人以许多观念。鼓动工作是在于从一个问题中抓住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给广大群众以一个观念，极力激起群众的感情。”“宣传工作主要是文字上的，并带更多的经常性，而鼓动工作则主要是口头上的，并多带临时性。”⑨
一方面，《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大多文字简短、通顺上口，易于朗读和识记，而且，根据具体实际不断变换，以配合当前工作和报纸版面内容。另一方面，《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多使用祈使句和感叹号，进行呼吁和鼓动，以使读者从感情上认同标语的内容，并在具体行动中付诸实践。虽然，在此其中，也有出现少数理论性的语录，但也是文字短小的节录，宣传功能有限。因此，鼓动功能，在标语口号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2、配合报纸内容
中央苏区《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通常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和报纸内容相配合。这种配合通常分三类：一是，标语口号是本版或者半个版的主题，版面的具体内容在标语口号的引领下编排。二是，标语口号是一组稿件的总标题，数则稿件/文章在此主题之下形成一组报道。三是，标语口号使用小字号，置于稿件上方，配合稿件的具体内容进行呼吁、号召，增强稿件的感染力。
3、加强传播效果
利用标语口号进行鼓动、配合报纸内容，其目的在于加强宣传报道的传播效果。在阅读报道内容的同时，报纸的具体文章与标语口号相结合，使读者处于宣传、鼓动和信息传递的包围之中，加上标语口号作用于情感的强烈的鼓动性，有利于增强报纸宣传报道的传播效果。
4、《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传播效果
以扩大红军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瑞金、兴国、宁都、于都、赣县、会昌、石城、安远、寻乌、上犹、信丰、崇义、南康），参加红军的人数就到33.1万余人。⑩仅1933年“红五月”的动员中，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中就扩大了近二万的新战士。⑾
例如，在推销公债中，1933年6月一个月中，胜利、上杭、兴国、长汀、博生、雩都、万太、建宁、瑞金、永丰、新泉和赣县十二县就退还公债104735元。⑿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不可能完全归功于《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鼓动作用，它是苏区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及其他类型标语所特有的营造气氛和推动、激励的作用，却是难以忽视的。
三、《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学理基础
标语口号的效能和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结果，它有着其立足的学理基础，这在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中能够找到相应的依据。
1、无意识的群体
“群体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而产生相互作用的集体，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⒀而中央苏区则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的。“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正是这种消失了个性的集体心理，造成了群体的无意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无意识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作用巨大，而理性的作用无几。无意识作为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起着作用。”⒁这种群体的无意识，为标语口号发挥效能提供了社会心理上的基础。
群体的心理特征，容易受传染和暗示。“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⒂所以，标语口号具有极强的召唤、鼓动能力，这种情绪的激动极容易在群体中得到蔓延。同时，标语口号对群体而言又有着潜移默化的暗示，期望群体采取或避免标语中所宣示的行为，而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⒃，对于标语中暗示的更容易接受。《红色中华》的标语口号印于报纸之上，并与报纸的具体内容相配合，更容易在受众中引起共鸣。
勒庞认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⒄《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以及苏区其他类型的标语，就利用群体这一心理特征，使用简短、有力的文字，通过高频次的出现，来征服接受者，迫使受众接受。
2、权威的信息发布
传播学的先驱卡尔?霍夫兰及其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信源可信度的效果在传播的时候最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⒅。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信息性与规范性压力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令人战栗的服从倾向，即服从权威。⒆
也就是说，权威的信息发布至少会在短期内增强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红色中华》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央苏区时期唯一的中央政府机关报，是苏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党和政府发言，在信息的发布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同时，《红色中华》中少数几条语录都是出自领导人或党的决议（见表2），同样具有极强的权威性。《红色中华》作为中央机关报的权威性，是保证其标语口号能够发挥功效的根基之一。
四、《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特征
《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是报纸的重要内容和编辑手段之一，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在特定的时代之下，它体现出了自己的特征。
1、强烈的政治倾向
中央苏区处于强烈的内忧外患的处境之中。在外有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国民党不断的武装进攻，在内是大大小小的会匪武装和落后的乡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既要“攘外”，又必须“安内”。在特殊的时代之下，《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即一切以发展苏区、保卫苏区为根本。
所以，《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一方面大力号召苏区民众参加苏区建设、扩大红军，彰显苏区建设成就；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的披露国民党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罪行，高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表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国民党必然灭亡，各帝国主义也必然在社会主义的力量下全线崩溃。强烈的政治倾向，使得《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虽然在不断变换，但是其核心却未曾改变。
2、“一面”说理
“一面”说理的技巧，是《红色中华》中标语口号的另一个特征。按照现代新闻报道的原则，媒体应该平衡报道，给各方发言的权利。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报的《红色中华》是不可能做到“平衡”的。
《红色中华》中的标语口号的“一面”说理，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都是好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坏的。对于“好”的东西，《红色中华》标语口号局限在苏维埃区域的各项建设、红军建设、白区民众的各项斗争以及苏联的一切行为；对于“坏”的东西，《红色中华》局限在国民党的一切行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行为及苏区内不符合苏区建设的一切行为。
结语
标语口号都是时代的产物。《红色中华》中的标语亦如此。《红色中华》的标语口号是其版面安排的重要元素，同时也传递着重要的信息。《红色中华》是标语口号的发出者，它不仅仅是一个传递新闻信息和评论的媒体组织，同时也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序列中的一个成员。发布标语口号，是《红色中华》对苏区民众、各级政府成员以及军队的呼喊和号召，同时更多的体现了《红色中华》在苏维埃建设过程中的参与性。它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
【本文由“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0CXS036）】
参考文献
①周伟主编：《标语口号：时代呐喊最强音》[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②陈信凌，《江西苏区标语的传播学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2（4）：35-39
③朱自清：《标语与尺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④《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12-11
⑤《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N]，《红色中华》，第四十九期，1933-2-4（4）
⑥列宁 著，杨春华、星华 编译：《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⑧程?主编：《江西苏区新闻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⑨《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G].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⑩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N].《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三期，1934-1-26（4）
⑿《六月份各县退还公债总结》[N].《红色中华》，第九十一期，1933-7-5（3）
⒀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⒁⒂⒃⒄[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 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⒅[美]E?M?罗杰斯 著，殷晓蓉 译：《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⒆[美]Elliot Aronson,Timothy D.Wilson,Robin M.Akert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第五版?中文第二版）[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