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是尽本分，不足以炫耀，真正要炫耀的是思想，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内容是不必要、不屑于炫耀的。所以我不认为存在“炫技”的问题，只要我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诚恳就能放在阳光下检验。
张大春来了。最近周遭许多人提到作家张大春都很激动，不少媒体也近似狂轰式的报道，亦如有媒体同行宣称今年是大陆图书界的“张大春年”。
2011年没几天，大陆版《城邦暴力团》出版，又把张大春带到了北京城。再次见到张大春，他依旧是不修边幅的模样，头发微卷有些零乱，架在脸上的眼镜旧得连镜架都褪了色。身穿卡其布裤、淡蓝衬衫，走在北京大街上怕和路人没几分区别。
对张大春的了解，源自2000年去台湾时，和表弟一起看李国修导演的舞台剧《我妹妹》。这部舞台剧即是改编自张大春1992年的同名小说。此后几年中一一阅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从他被冠以“顽童”名号的成长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到都会式样的小说《四喜忧国》，从比小说更好看的文学理论《小说稗类》到真情流露的《聆听父亲》。记得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去想他小说中叙事的苦心，更不晓得那一番出口成章、张口便来的快意，全是他在电台给人说书练就出的好把式。2008年，张大春的作品《聆听父亲》在大陆出版，他受邀出席京沪两地的座谈。那是第一次见到张大春，用“终于见到大活人了”这句话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更为贴切。记得那次能说，会说的张大春，令我印象陡升，用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张家的德性”。
采访中，对于“老顽童”、“大师”、“公共知识分子”这类的名号，嘻嘻哈哈的张大春一概否认，他自谓“小说工匠”，这是他一贯的态度。概括自己的前半生，他说“生活是浑浑噩噩，要赚什么钱，达到什么地位，统统不知道。但在所学、所事这件事上，我是义无反顾。”进而他和我讲到“局”字的来历，引申出这层意思：再高的人，想要有所建树，影响周遭，就要“入局”。此番他入了书商的“局”，一笑自嘲。
说书人张大春
1957年出生的张大春，精力之旺盛远超同辈作家。做主持、写小说、写古体诗、练书法、教育子女……每一样都乐在其中。
采访之前，有朋友托我，一定要问问张大春深厚的国学功底从何而来，他的答案却也没有特别之处：一方面缘于父亲的教育，一方面拜大学专业所赐。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解读，大概是他对国学的真热爱，下了真功夫。
现在，读书是张大春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他所说“我的工作就是读书，读书的时间超出写作的时间”。他读书喜欢随意，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全凭个人喜好。当年写《小说稗类》这样的文论，自然需要大量阅读，但他并未觉得自己的读书量有多大。他的解释是，江湖之中，不乏各色高人，怎敢说自己读得书多，你读的再多能有钱钟书多么?
如果把能说、会说的张大春放在书案前完全就是一个说书人，他能把历史尘埃角落里的稗闻讲得活色生香。年幼时，父亲抱他在膝盖上说“石头里蹦出一只猴子”。长大了，他在台北News98电台做主持，随着惊堂木一拍，“说书人张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儿”，节目就开始了。一小时做访谈，一小时说书。访谈的节目，涉及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谈交通、聊政治、说教育、讲文化；另一小时的说书，更像回归他自己最为熟悉的文学领域，他用说书的方式，向听众播读小说，与大陆表演性质更为浓郁的评书相比，他的说书更像与老朋友谈心，娓娓道来，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遇到艰涩的内容，或者生僻的字词，还会做出解释。这种说书方式，源自当年他做《中国时报》副刊编辑时发明的“新闻小说”体。“早上六七点起床，冲到报社看30份报纸，挑选当天最新最热的新闻，进行改造。”不到11点，又出来更新、更八卦的新闻，他就继续改，后来竟写成了小说连载《大说谎家》。“看起来是虚构的，像卡通片一样，可是又很逼真，当天发生的现实，可以引发大的讨论，当时还没有网络，‘新闻小说’就显得十分独特、好玩，读者的反馈就是‘特别有意思’。”
在台湾，张大春主持的这档广播节目乃是该电台的王牌，固定听众达60万之多。“我在台北一上出租车，说到哪里哪里，司机不用回头就会说，哦，你是张大春吧。”
小说工匠张大春
张大春曾经一心一意地在作品里“炫技”，从历史小说、青春文学、武侠小说到魔幻作品，他的写作种类庞杂、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然而，2003年他却颇出人意料的收敛起技巧，写了一本细腻、平实的自传体小说《聆听父亲》。于是台湾评论界惊呼张大春终于肯“认真悲伤”了。
不过性格上，张大春仍是“顽童”，因为他自认为某个部分螺丝很松，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开玩笑没有轻重、不看场合、不看对象。
都说张大春是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入室弟子，为何不曾拜师?张大春呵呵一笑，搬出旧事掌故。
“话说当年，高阳只与台静农、张大千来往。一次朋友引荐，同入饭局，我忽然跟他讲，‘听说您在研究李商隐的义山诗，我总感觉这里面有跟小姨子的奸情’。他几乎站起来说，‘我正在写这个小说。你怎么知道!’我就讲，‘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典故过去解释错了，还讲了几个细节，譬如‘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是针对有人劝李商隐念兹在兹，不要把心思放在小姨子身上的反应。高阳于是滔滔不绝讲起他的考证，哪首诗什么意思，说得清清楚楚。
“没多久，他写李商隐的历史小说《风尾香罗》就出版了。因为那次饭局，他把我当哥们一样，没事打个电话，‘什么时候进城呐’，我说现在就可以啊。于是进城找他一起喝酒。”
后来，俩人又一同参加《联合文学》组织的代表团赴日本交流，相处多日。这一顿饭，一次旅行，也由此造就出一段俩人的忘年交。
“他待我，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过世前我去看他，他女儿还说，‘爸爸想要收你做弟子，你都一直没有磕头’。我不是不想磕这个头，或者说吝惜磕这个头，是我爸爸很有心计地和我讲：
‘你小子要记得，这个高阳啊，财务上不好的，你当了他的弟子，我都要倾家荡产。’”
哈哈一笑过后，张大春正色道：“我觉得对高阳先生终有一份亏欠。”高阳身后，张大春写了一系列文论及一篇祭文，追忆从这位前辈身上习得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
孩儿他爹张大春
张大春50多岁了，写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头戴“当代最优秀华语小说家”的大帽子，仍举重若轻。与他聊天轻松愉悦，笑面盈盈如话家常。但这个人又很认真，讲到人名地名，一律仔细如小学生般将每个字分别组词告之你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如何来的。
他的作品中嬉笑怒骂，本人却是温和善意。然而就在采访中，他却突然说，“我对这世界没有任何大的期望。”
“从20几岁到40岁，吃饭、喝酒、聊天打趣，是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天天如此。”现在的张大春，除了与尚年少、却从小就嫌老爸唠叨的两个孩子“随时保持战斗精神”外，便是如做早晚操般，日日写字赋诗。“我一直没有大志向，到现在也没有。以前我们一家只有3口，我爸有很稳定的收入，他曾对我讲过：‘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在家，我养你也把你养到老。’维持一个简单甚至是简陋的普通生活，对我来说一点后顾之忧也没有。所以我一直到将近40岁，还是向父母拿零用钱过日子。”
或是从小的家庭教育，张大春对自己一双儿女的要求不高，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溺爱，对儿女的成绩看得不重，对他们考上什么学校也不关心。许多家长担心孩子的前途，在他看来，这正损害着他们的童年。“我儿子是1998年出生，女儿2001年出生，这两个孩子一出生，我一直想要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跟我小时候所受的某些教育发生联系。我父亲不是一个受过很正规很高等教育的人，小时候念私塾，后来念过一段师范。可是他给我非常重要的启示，那也是一个学习方法，他要从一个问题也好、一个事物也好、一个现象也好，围绕着它各个不同的拆解方式，各个不同的层面去问问题。”
不管儿子张容的英文考60分，还是女儿张宜对英文不感冒，他都不勉强。张大春的朋友问张宜，你为什么不学英语，他女儿的回答是，我的英语很好，发音标准。“她以一个儿童的方式，抵制大人们定下的制度。谁说小朋友一定要学英语?”张大春并非不要孩子们有竞争心，他说很多东西不用家长鼓励，孩子自己也要面子，也有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