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与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有二十年交情，可谓文字至交。两知己互相欣赏，堪比瑜亮，生逢乱世以文章报国，成就一段佳话。
参与民国创世
两支笔闻名天下
民国诞生，张季鸾以秘书身份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就职宣言》，陈布雷以报人身份翻译了孙中山的《告友邦人士书》。大时代的两支笔，参与民国创世，闻名天下。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后来以字闻名天下，他的本名反而少有人知晓。张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陈布雷比张季鸾小两岁，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人。
两人都上过当地有名的学堂，熟读经史，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很大。张季鸾在1906年年初留学日本，在东京见过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当面聆听其教诲，还协助创办同盟会陕西分会，主编《夏声》杂志，初显才名；陈训恩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从国文教师那里饱览了《复报》、《民报》、《新世纪》等禁书，议论风发，有时在作文中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也写了进去。清末“浙路案”起后，陈训恩被推为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代表之一，撰写一篇关于“铁道国有”的文章寄给杨度，又寄一份给上海《天铎报》的洪佛矢先生。洪佛矢将陈训恩的来书在《天铎报》上刊出，并回信勉励陈训恩常撰文投寄该报。这就是陈训恩与新闻界发生关系的开始。
辛亥革命前夕，一大批热血青年陆续回国报效，张季鸾回国，出任《民立报》编辑。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右任保荐张季鸾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康心孚、杨杏佛、任鸿隽、林伯渠等青年才俊。
张季鸾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
孙中山的就职宣言，高屋建瓴，气势雄健，思想邃密，文采璀璨，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在经过了近百年的今天来看，依然给人以热血沸腾之感。
张季鸾的才华，也为内行人所钦佩。
就在这一天，张季鸾及时向位于上海的《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的盛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熟悉新闻史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从政而不忘新闻报国，难怪张季鸾后来要以报纸作为他终生事业。
陈训恩也在1911年走上新闻报国之路。这年春，陈训恩由家乡过上海赴杭入学，暂住在天铎报社。他的堂兄陈屺怀任社长，总编辑戴天仇，即戴季陶，因结婚请假，请陈训恩代编报纸。陈每日撰短论两则，有时也代撰论说。他撰写的短论，文笔洗练，字句铿锵，颇能吸引读者。在当年秋“浙高”毕业后，陈即被吸收进《天铎报》工作。报社的胡飘瓦要陈给自己起个笔名。陈想起在浙高读书时，因为长得面颊圆满，胖乎乎的，被同学们戏称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为布雷，于是就用起了“布雷”的笔名。大家都知道布雷姓陈，都以陈布雷称之，渐渐陈训恩已不大为人知晓。
武昌起义时，陈布雷在《天铎报》上以布雷笔名，设《谈鄂》专题，按日连载，共写十篇专论，沪杭各地竞相传阅，从此布雷之名响彻沪、宁、杭等地。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英文写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结果陈布雷以古文试译一段，他的译文典雅传神、准确。王看了大为满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第二天《民立报》同人知道后，不无遗憾地对于右任说：“此文《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
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亦随之离开临时政府，投身民主革命的激流中。
陈布雷也因与《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意见不合，遂辞职回宁波任教，但民主革命的激情未减，并于1912年3月在宁波参加同盟会。
畏垒、一苇齐名
如椽大笔互为伯仲
张季鸾与陈布雷始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张季鸾离开临时政府回到上海，辗转京沪办报，开始报人生涯。
1913年年初，张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同时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记者。发生了宋教仁案后，张季鸾挺身而出，在北京《民立报》与于右任南北遥相呼应，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后来，张季鸾得知了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立即撰文在上海《民立报》披露，震动全国，掀起倒袁浪潮，并成为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袁死黎继，张季鸾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脍炙人口。后，张为《中华新报》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被捕。
陈布雷于1920年到上海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部主任。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报界誉为“突起之异军”。1923年，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他不畏惧军阀的强势，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举兵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孙中山对《商报》也非常赏识，说“××等报，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蒋介石这时在上海订阅《商报》，经常读署名布雷的文章，也常听戴季陶等称赞陈布雷的文笔流畅犀利。 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商报》亦很注意，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常转载《商报》的社论。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这时主笔《中华新报》的张季鸾称赞说，《商报》社论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辗转探询，始知著论者为陈、潘二人”。
陈布雷与张季鸾订交，也是在这时。
陈布雷在商报，因为与张季鸾主持的《中华新报》打起了笔墨官司，往复论辩七八次，可谓不打不相识。陈布雷过后认为，他们论辩的论据，实际上未必强于张季鸾所持者。而正在这时，张季鸾却在《中华新报》发表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张季鸾在《中华新报》表现出的雅量和深情，为陈布雷所敬佩。
自此，两人订交，互为伯仲。第二年，因为《中华新报》停刊，张季鸾离开上海走北方。陈布雷急忙写信敦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 张季鸾回信，写道“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
1926年秋，是陈布雷、张季鸾二人人生的转折点。
当年9月1日，张季鸾担任总编辑的《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自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十五年间，张季鸾如鱼得水，龙飞九天，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经过具有帝师之称的张静江推荐，陈布雷1926年冬天来到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后，蒋介石就请他写一篇《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奋笔直书，把历年对北洋军阀的愤恨和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一齐倾泻在纸上，义正词严，掷地有声，一个晚上一挥而就。此文文白兼用，情理并茂，有的地方还运用四六对仗文句，读起来铿锵有声，成为北伐时的一篇名文。
张季鸾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论事析理，能够时时处处出以公心，超越党派私利，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曾以“三骂”脍炙人口，以直声、文名而使天下皆知。
其一为骂军阀吴佩孚。在1926年12月4日发表社评《跌霸》，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为吴氏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
其二为骂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点破汪氏政客本来面目，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
其三为骂炙手可热的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人士。1927年12月2日，张季鸾在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纵横捭阖，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淋漓尽致，逻辑谨严，文采出众，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
1928年7月，在河南郑州，经陈布雷引荐，张季鸾初次采访蒋介石。七个月前曾被张季鸾痛骂过的蒋中正不计前嫌，反而视张为国士诤友。蒋介石深知，古往今来，得天下者，要动刀枪，还要动笔杆。他感到急需一位能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文士、大手笔，作为在新闻界的代言人。因此，蒋对张礼敬有加，言必称先生。
共事一主
携手辅佐蒋介石
1928年后至抗战前期，张季鸾、陈布雷共事一主，携手辅佐蒋介石。张充当新闻界的代言人，陈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文稿。
陈布雷充当蒋介石幕僚，颇受器重。他为蒋介石捉刀，起草各种文告、文件，甚至代笔写《西安半月记》之类的私人文字，深得蒋的心意。蒋介石一改对部属“张参谋长”、“李军长”的称呼，尊陈布雷为“布雷先生”。
而对张季鸾，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同样礼敬有加。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总是不能适应其要求，这令蒋深为不满，也是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机构屡屡挨骂的主要原因。这也就难怪始终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的张季鸾及其主持笔政的《大公报》，受到蒋介石重视，脱颖而出，并成为一代论宗和全国的舆论重镇。
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张季鸾其人欣然为政府所用，蒋介石常通过陈布雷约其晤谈，讨论时事，并时常电话咨询，称其“季鸾先生”，可见蒋对他的尊敬。
《大公报》重心南移、出版上海版以后，他们的往来更加频繁。张季鸾通过陈布雷深知蒋的为人和想法，在脑中将它推前一步，写为社评，蒋觉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实行。
《大公报》所以常常得风气之先，蒋也因此收“尊重舆论”之誉。齐心戮力充当战时精神长城
抗日战争时期，张季鸾、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关系，达到了密切无间的顶峰。张主笔的《大公报》全力鼓吹抗战，激励民心士气，而且参与蒋重大的决策和活动，演绎谔谔国士式故事。陈布雷，充任蒋介石文胆及“军机大臣”，为蒋介石起草了一些重要的文稿，演绎出了一连串的“贤相”式的故事。张季鸾、陈布雷合作起草的文告和社论，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最后关头》两篇文章，其中“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为张季鸾的得意之笔。这种旗帜鲜明地宣扬国民政府决定牺牲到底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对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对各党派、社会各界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对引导全国各界的舆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功不可没。
“八一三”淞沪战起，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其实，这篇影响深远的文告，是陈布雷起草、张季鸾参与了其中修改。张并在《大公报》发表社评《置之死地而后生》，振奋人心，影响极其深远。
南京会战时，和平谣言满天飞。张季鸾和陈布雷商量后，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 文章指出，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力言和局之不可保，只有继续抗战之一途”。 这篇社论一发表，弥漫南京、武汉的“和谣”就为之一扫，“空气澄清”，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武汉期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不仅张季鸾在《大公报》的言论最为社会所关注，其为蒋所撰写的重要文稿，也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陈布雷1938年在武汉，在日机轰炸下，为蒋介石起草最著名的六千字的文告《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也倾注了张季鸾的心血。张季鸾评论该文谓：“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
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一律在头版头条刊出。这对坚定全民抗战的信心，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1940年日本对大西南抗战后方进行狂轰滥炸之际，蒋介石决定，发布《告日本国民书》，警告日本当局。
《告日本国民书》，本是蒋介石命陈布雷写，陈则推荐张季鸾执笔。当时，张季鸾因为肺病卧于病榻。但他欣然受命，以日本风格及日文写成，洋洋洒洒近万言，蒋介石阅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飞机撒向日本主要城市。
抗战期间，张季鸾、陈布雷两人关系更加密切，谈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畏垒一苇，一时瑜亮。陈布雷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
文章报国
国士完人誉满四海
1941年8月 31日，张季鸾病重住进中央医院治疗，陈布雷到医院探访达三次，可见交情之深。9月6日凌晨5时，陈布雷得知张季鸾去世了，6时30分就赶到中央医院，为民国失去一国士，同仁失去一挚友，不胜唏嘘。直到9时，陈布雷目睹装殓盖棺，才离开回去，但他依然不愿相信知己挚友已经去世。午后，为委员长起草哀悼张季鸾唁电，经过蒋介石过目后立即致大公报社。
下午4时，陈布雷再次至中央医院帮助办理成殓事宜。直到晚上8时，陈布雷才归到寓所。晚上，陈布雷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张季鸾之死。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
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1948年11月13日，追随蒋介石二十年的幕僚、“文胆” 陈布雷黯然自尽，终年五十九岁，一生清廉、人品高洁的他在留给蒋的遗书中说：“自问平生实无始终贡献可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蒋则称誉他为“当代完人”。■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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