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足球名宿辞世 在过去的2008年，注定是中国足球悲壮的一年――国足告别世界杯，国奥折戟奥运会，女足翻船奥运会，国青无缘世青赛……到了11月，又传来不幸的消息――足坛重量级人物马克坚病逝。
马克坚是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的，而诱发其脑溢血的，恰恰是一场与中国足球有关的国际比赛。
2008年11月8日，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只要取胜，即可获2009年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入场券。
是日晚，马克坚像往常一样早早坐到电视机旁，观看这场比赛。本场比赛，中国队场面占优，始终压着乌队，但无奈破门乏术，九十分钟与对手战成0∶0。加时赛中国队仍然优势明显，虽迟迟破不了门，但却导致对方门将因红牌被罚下，此时已用完三个换人名额的乌队，只能让后卫客串门将，面对此等大好局面，无奈中国队还是没抓住机会，结果双方进入最后的点球大战。结果，就是这个客串门将的后卫居然扑出了中国队的一次射门，这直接导致中国队功败垂成，最终无缘世青赛。
后卫守门，居然还守住了门――这太不可思议了！看完这场比赛的马克坚受不了这一刺激，当即感到身体不适。次日一早便被送进北京同仁医院，专家确诊为严重脑溢血。四天后，即11月13日，马克坚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七十二岁。
11月19日，马克坚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五百多位足球界领导、著名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其他业界的人士到场，为马克坚送上最后一程。
马克坚的逝世震惊了中国足坛，很多足坛人士都悲痛不已，各大媒体、网站均刊发报道，不少专业人士和媒体记者纷纷撰文追思。这在足球界是罕见的。
马克坚在当代中国足坛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是中国足球的功勋人物。
出生于云南的马克坚，十八岁入选国家队，是新中国第二代国脚，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把守国家队大门达十年之久，战绩卓著。退役后转入国家体委工作，后到中国足协任职。前前后后，马克坚伴随着中国足球走了近五十年。
马克坚曾任中国足协副秘书长、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联赛委员会副主任、技术部主任、职业部主任等职，多次出任中青队、国家二队、国家队领队或技术顾问，直接参与1982至2001年间历届国家队教练员和球员的选拔，参与中国足球七次冲击世界杯的过程，扮演着中国足坛的“军师级”角色；同时他又任国际足联洲际讲师、国际足球历史与统计学会理事。
不仅如此，从1992年起，马克坚成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亲自起草了有关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和俱乐部体制改革的文件；先后辅佐王俊生、阎世铎两位足坛“掌门人”，经历了中国足球改革初期的风风雨雨，并直接参与了与施拉普纳、霍顿、米卢三位外籍主帅的签约，见证了中国足球第一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也见证了中国足球五十年的奋斗和坎坷。因此，他被誉为中国足球的“活字典”，在当代中国足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足球改革的先驱
说起中国足球的改革，就无法避开“红山口会议”，它是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发端。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部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确定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当时，马克坚是足协负责人王俊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为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中国足球第一份职业俱乐部章程就是他起草的。
中国足协决定推出职业联赛后，面临诸多困难和很大压力，一切无章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马克坚长期在足协和国家队工作，谙熟足球的先进理念，了解外国俱乐部的运作，有了多年的积累，所以，改革中国足球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从联赛的框架、职业俱乐部的建立，到国字号队与俱乐部的关系、球员的转会等，足球职业化伊始的二十二个文件，马克坚和他的技术部就完成了其中的十五六个。王俊生对此评价：“这是开拓性的工作！”
在起草这些文件的日子，马克坚伴随着方便面、开水、茶叶，日夜泡在办公室里，查阅资料、讨论对策、起草文件，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回家。直到有一天，他的夫人找到王俊生说：“你们可不能这样使唤老马，他也是快六十的人了！”这才让王俊生和足协领导警觉起来，就不再分给他事务性的工作。但马克坚一刻也没闲着。那个时期，马克坚与同事们在最困难中慢慢起步，构筑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轮廓和发展方向。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是前人未做过的事，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结果好坏实在难以预料，策划者和实施者压力都很大。
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的体委，足球队一般都是各省体委的无形资产，职业化一搞，势必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冲击，因此绝大多数体委的领导都反对足球职业化，他们不敢得罪王俊生，就把心里的怨气撒向马克坚。有一年的“摘牌大会”上，沈阳海狮队的领队张健因李毅的转会问题，与马克坚发生口角，且火气不小；2000年甲B联赛陕西国力队与成都五牛队的“7?15”事件，马克坚作为当场比赛监督，受到一些不公正指责。
可以说，作为足球改革的倡导者，马克坚注定要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和各种各样的非议，而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对此，马克坚除了苦口婆心，忍辱负重，别无他法。从现在看，马克坚他们制订的联赛规章制度并不完善，这与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有关，马克坚也为此承担了不少责任。但不可否认，马克坚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拓荒牛”和“先驱者”，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足球改革之父”。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从“甲A”改为“中超”后，各方面情形每况愈下，足坛内外怨声载道，作为中国足球改革的“先驱者”，马克坚一直未停止过对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思考，就在临终前的十几天――2008年10月下旬，他还在为此忧心忡忡，他说：“现在反省足球职业化，有三个问题――第一，准备不足，观念模糊，仓促上阵；第二，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分阶段运作程序；第三，缺乏对‘国情’和‘足情’的考虑……”此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对混沌中的中国足球不亚于一副“清醒剂”！
说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就不能不提到曾令众多球员闻风丧胆的十二分钟跑。
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思路已经形成的足协高层认为，在重比赛重交流的同时，训练手段也必须跟上。从那时起，昆明海埂冬训的十二分钟跑就非常有名，职业联赛后，十二分钟跑成绩被作为球员上岗的依据。但这一“法则”在圈内外一直存在着争议。1996年，一些老队员不理解，联名上书；1997年，央视甚至全程直播当年在海埂的十二分钟跑测试。
马克坚当时是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也是十二分钟跑的倡导者和坚决拥护者，他认为，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巨大变化，但球员的训练上不去是不行的，因此他主张在十二分钟跑上做了硬性规定。
当时有人说，球员为准备十二分钟跑身体素质上去了，技术却下滑了。对此，马克坚认为是：胡说！球员练体能也只能练两个月，其余十个月不都在训练技术吗？十二分钟跑测试的是球员的基本素质，是必需的，职业化需要的是残酷的竞争和高水平的联赛。
时至今日，中超球队已不再成群结队地上海埂冬训了，十二分钟跑已经淡出足坛，足协对体能测试的管理和标准也越来越人性化了，但是，不能否认，联赛的整体水平在下降，足球的整体形象越来越糟。原国青队一名队医说：“当时实行十二分钟跑，是为了以强制力来提高运动员的训练水平。”足球评论员李承鹏说：“想想球员们连女垒队员都跑不过，就应该理解老马了。”而后者正是当年十二分钟跑的极力反对者。
中国足球“洋务运动”的践行者
作为中国足球改革的“先驱者”，马克坚的最大贡献是参加了中国男足引进外籍教练的工作，在签约施拉普纳、霍顿、米卢三位主帅过程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故而又被称为中国足球“洋务运动的先驱”。
1992年1月，“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徐根宝率国奥队兵败吉隆坡；同年6月，确定中国足球改革的“红山口会议”举行。在这种背景下，为中国男足聘请外籍主教练，摆上了足协的议事日程。
那时的中国足协没有多少钱，不得不寻找赞助商。在上海的德国大众桑塔纳公司愿意埋单，但前提是必须请德国教练。于是，新时期中国足球第一次“洋务运动”的对象就选择了德国。
时任足协“掌门人”的王俊生，觉得正在筹划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方案并对国外足球俱乐部较为熟悉的马克坚是谈判的合适人选，于是就派他去了德国。
在不断的考察筛选和与德国足协的接触过程中，马克坚的目标缩小到施拉普纳和克劳琛两人。克劳琛属援外型教练，没在任何一家职业俱乐部完整执教过，即使上岗也大多是临阵救火或过渡，且足球理念表述得不那么透彻和实用；而施拉普纳执教过德国甲级队，知名度更高些，赞助商也觉得老纳更适合，所以最终选中了“老纳”。
施拉普纳上任后，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希望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为中国足球圆一次世界杯梦。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加上中国足球长时间关闭自守，故“老纳”在与中国队合作的初期就暴露出很多矛盾。1993年，他率队打世界杯预选赛，在小组赛中即意外翻船，一时舆论大哗。这也使得他早早地就结束了其极为短暂的中国队主帅生涯。
而十二年后的2005年，克劳琛带领中国青年队在荷兰参加世青赛，打得颇有气势，同德国、荷兰等强队不分上下。对此，马克坚坦诚地对王俊生说，当初如果请克劳琛结果会好一些，选“老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
虽然施拉普纳的失败，马克坚与王俊生共同承担了责任，但是，不能否认，那段经历对中国足球与外界的交流和向先进国家学习，都是大有裨益的。马克坚把“老纳”形容成“一座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老纳”也称马克坚是“中国足球的改革之父” 。
施拉普纳走后，戚务生执掌国字号帅印。他统兵国奥队、国家队冲击奥运会和世界杯先后失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洋帅再次成为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深入和在国际足坛人脉网络的完善，总结上一年国足冲击世界杯未果的经验，1998年选洋帅的目标锁定在了英国。在国际足联的提议下，马克坚与前英国国家队主帅、国际足联讲师霍顿顺利签约。
因为中英两国足球理念的碰撞，霍顿的执教思路和方法不能为足坛上下所接受。他带领国奥队再次冲击奥运会时依旧壮志难酬。但是，这位固执的足球讲师传授的战术理念，被当时很多国脚认为是真正踢足球的开始。但功利的中国足球使得马克坚在引进霍顿这一问题上再次受到非议，可他始终认为，英超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方向。
霍顿也失败了，但中国足球“请进来”的战略方针没有动摇。1999年，阎世铎接替王俊生出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改革的力度加大，确定了请高水平洋帅的目标。
当时，山东鲁能俱乐部在前南斯拉夫人桑特拉奇的带领下，一举夺得当年男子联赛和足协杯“双冠王”，其战术观念和训练方式颇受中国球员青睐，于是中国足协瞄住了桑特拉奇，双方的谈判也较顺利，并草签了合同，只差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就在此时，到韩国参加世界杯抽签仪式的塞尔维亚人米卢蒂诺维奇，从别人口中得知，中国国家队正在选择外籍主帅，于是便有心来中国执教。
中国足协高层获知这一信息后，立即表态：可以试探米卢的想法。因为这是位“神奇教练”，他曾先后率四个国家的二流球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第二阶段，有着丰富的外教经验。中国足协当然也期望米卢能在中国化平庸为“神奇”。而试探米卢的任务又落在了马克坚身上。
恰好，山东鲁能俱乐部临时变卦，不放桑特拉奇，足协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米卢身上，而马克坚就成了与米卢谈判的关键人物。
米卢执教过多支国家队，有丰富的谈判经验，对中国人的心理揣摩也很多，其中一个较大的差异是，他对薪水要求很高，这让中国足协承担不小的风险。因此，谈判进行得很艰难。
但马克坚也是一位谈判高手，他奉足协“一定争取谈成”的指示，有理有节，刚柔并济，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米卢。从双方接触到米卢上任，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吸取上两任外籍教头的教训，这次请来米卢后，身为国家队顾问的马克坚与米卢建立了友谊，在很多问题上经常交换意见，力争统一思想。但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争吵的时候。
2000年，两人带队去黎巴嫩参加亚洲杯赛，在一场重要的比赛后，为调节队员身体和精神状态，米卢向队员宣布，想外出的可以和他一起去吃饭、聊天，放松放松。对此，马克坚坚决反对，当着队员的面就和米卢争执起来，气氛很尴尬。后来，当米卢带着部分队员出去吃饭时，在同一个餐厅还是出现了老马的身影。
事后经过交流，米卢明白了老马的良苦用心。按照中国队的惯例，他的那种做法是不允许的，为了维护他的权威，老马没有硬性阻挠，但为了对球队负责，他还是跟着去了。
双方的精诚合作，加上米卢的“神奇”执教，2001年10月，中国足球队终于从亚洲十强赛昂首出线，圆了四十四年的世界杯梦。而米卢的功劳并非如此，他的一系列职业做法、对队员的考察和心态调整，都让国内球员受益匪浅。这一切都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2002年年初，国家队集训备战韩日世界杯，马克坚没出现在队伍里（国足不再设技术顾问一职），米卢对此很是不平，他安慰把自己请到中国来的这位战友说：“没什么，我请你去韩国，一切由我负责！”
马克坚淡然一笑。中国足球的两件大事――职业化改革和进军世界杯，他都全程参与了，这就足以让他欣慰了，去不去韩国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中国足协仍然尊重已退休的马克坚的意愿，在此后聘任阿里汉、杜伊以及福拉多等外教时，还特地咨询他的意见。
晚年的马克坚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回忆录《我离中国足球最近》。他在书中写道：“中国足球是部苦难史，更是一部奋进史。在漫长的征途上，我也聊算一名播火者。站在球门中的十年，和隐退到球门线后的四十年，给了我太多的感动……”
足球，给了马克坚太多的感动。天堂里他依然不会放弃足球！■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