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本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县的名门望族。金庸曾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说：“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以下简称《对话录》）由此可见查氏家族之显赫。
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火，金庸就读的衢州中学不得不辗转迁徙到穷乡僻壤。1942年夏，自幼聪慧好学的金庸，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这年冬天，金庸离开浙江，往西奔赴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以求继续深造，圆一个大学梦。途经湘西时，因盘缠告罄，不得不在一同学家逗留数月。1943年春，经过多日的艰难跋涉，金庸终于到达日夜向往的陪都重庆。在这座山城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
在重庆，他备尝了金榜题名的喜悦、辍学的痛苦和创办事业的艰辛。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历练，“……若非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漫漫求学路
抗战中的陪都是什么模样？在重庆生活多年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的惊雷》中是这样描述的：“重庆是一座昏沉沉的山城，栖息在黑暗的崖石上，这崖石在扬子江上的雾中升起来直指天空……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庆聚会过一小下。”
金庸是在春雨贵如油的季节来到重庆的，因此，在他的眼里，“一年中有六个月雾和雨笼罩着重庆，大街小巷都是烂泥浆”（金庸：《中国历史大势》）。然而，重庆毕竟是西南重镇，随着“战时首都”的定位，拥入这座城市的人越来越多，白天，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入夜，万家灯火，霓虹闪烁，一派繁华景象。不过，金庸却不在意这些，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备考中。他报考了多所著名学府，因成绩优秀，几乎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国际法专业。他后来对来访者说：“我当时也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但是，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我便去了。” 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国际法专业很难考，百里挑一，由于他中英文都考得不错，所以能金榜题名。他曾对朋友说，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衣食住行样样都由学校供应，不需家里资助，以致他跟远在浙东的老家很少联系。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亲任校长。学校负责北伐期间国民党干部的培训，1929年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政治学校迁至重庆小温泉。开设了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个系。该校是国民党训政时期培养国家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
进了大学校门，金庸便一心扑在学业上，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像当年读小学中学一样，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名。“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子几千年来所走的一条道路，金庸也未能免俗。他潜心求学，也是为了将来能谋得一官半职，圆他揣了多年的外交官的梦想，以期光宗耀祖。
由于中央政治学校实行军管军训，一心向学的金庸有些反感。按校规学生必须上军训课，见到教官还得立正敬礼，学生们个个牢骚满腹。金庸后来回忆说：“如果被查得不到课堂要受罚，要不是为了点名，我宁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金庸读的是外交系，且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然对国际国内的形势非常关注。他常常阅读各种报刊，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金庸也时常翻阅。他对《新华日报》上每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格外欣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的笔名。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那些精妙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一年级结束时，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任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好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金庸。听到这儿，全校师生都向他投去钦羡的目光。
展侠肝义胆
金庸就读浙江联合高中时，就有反抗强权的胆识，敢于仗义执言，曾因在壁报上写文章嘲讽训导主任而被开除学籍。转入衢州中学后，依然那样古道热肠，依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次某学生被老师欺压，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伸张正义，并强调历来成大事者必须具有大无畏的精神，敢于蔑视一切虚伪的尊严和权威，以及顽固保守的传统势力。文章在《东南日报》发表后，轰动了整个衢州中学，作者金庸本人倒是引起了报社编辑的关注，但他也因此上了训导主任的黑名单。
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金庸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后来说：“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太多的管束。”但是，事与愿违，面对不平事金庸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他一定会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金庸看了很是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他骂一顿，说他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金庸就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不能这样侮辱同学。金庸还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但是，金庸毕竟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其实，事情并不如金庸说得这般轻巧，他后来对北大教授、金庸小说研究专家严家炎说出了实情：“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不满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实际上金庸就是被撵出校门的。
金庸在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因为打抱不平，因为行侠仗义，大约在1944年深秋失学了，他的外交官之梦就这样破灭了。
供职图书馆
失学后的金庸，既愤懑且沮丧，因为离家千里，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前路茫茫。他突然想起了比他大二十六岁的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江南著名藏书家蒋光煦的曾孙，我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本家侄子，北大毕业，后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研习哲学，后来专攻图书馆学；1940年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走投无路的金庸，便从小泉来到两路口找表兄蒋复璁，在蒋的帮助下，金庸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任书记职务。
国立中央图书馆坐落在重庆两路口复兴路（今长江路）五十六号，即两路口通往复兴关（今佛图关）方向左侧的半山坡上，是一座三层的大楼，重庆解放后成为重庆图书馆馆址。重庆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金庸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职务、薪俸、生活补助费金额等原始资料。国立中央图书馆当时有在册职员六十五人，馆长以下的职务有：主任、编纂、人事管理员、干事、助理员、书记。书记是最低一级的职务，共有二十二人，金庸排位第十六名。职能部门设有：特藏组、编目组、采访组、阅览组、总务组。金庸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比较轻松，当然薪俸也不算高，不过也足以糊口。档案记载：馆长蒋复璁的月俸是国币五百六十元，而刚进馆上班的金庸的月俸仅为五十元，不过另外还有生活补助费。1944年12月，馆长的生活补助费是七千六百元，金庸的是两千五百元。到了1945年2月，金庸的生活补助费就增加到了四千二百五十元。
金庸后来对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集中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一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金庸虽然被撵出了校门，可他却进了一个书的海洋！他的学识与学养因此而获得极大的提高，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业遭夭折
在中央图书馆工作期间，金庸曾邀约三位中学同学一起创办过一本综合性的期刊。当时，有一本美国出版的著名刊物《大西洋杂志》在重庆很受欢迎，宋美龄都经常翻阅。金庸和同学青春年少，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吸引大众的关注，他们便给刊物取了一个响亮的可与《大西洋杂志》媲美的刊名：《太平洋杂志》。笔者在重庆图书馆抗战期刊部见到了这本六十多年前的刊物。刊物的发行人是张凤来，编辑人是金庸。金庸在“编后记”里，讲述了创办这本杂志的初衷：
我们在重庆，外埠的友人常会写信来说：“希望寄一些新的刊物给我们吧！”但寄什么给他们好呢？重庆好的刊物很多，但未必正合他们的需要。学政治经济的要一些资料，学文学的想看些最新的作品，学科学的想知道世界上科学进步到了什么地步，生活太无聊的要求些刺激，生活太紧张的人要求得到解脱。我们想到，应该有一本刊物能普遍地满足这种需要。于是我们着手筹备了，希望这是一本范围极广的刊物，希望这是一本能适合大众需要的刊物。
金庸又在“发刊词”里宣示了办刊的宗旨：传播知识，传播真、善、美。他说：
一本理想的综合刊物，应该能够传播广博的知识，报道正确的消息，培养人们高尚的艺术兴趣与丰富的幽默感。真理、善良、美丽，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为了要获得这些，几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尽了终生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这本杂志，就是集拢这些美丽的东西献给你。渺小的蜜蜂从各种花朵里制出蜜来，我们希望这蜜是甜的。
从“创刊号目录”和“第二期要目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做到了这一点。虽说每期只有十二三篇文章，但内容却包罗了国际述评、军事科技、文学艺术、名人行踪以及逸闻趣事等。
编辑刊物对金庸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他十五岁读初中时，就曾与两位同窗好友，为准备报考初中的小学毕业生编辑出版了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年少时创办刊物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他在《对话录》中曾说：“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献给投考初中者》当然不能与《太平洋杂志》同日而语。《太平洋杂志》以译作为主，不管目录上标的翻译者是谁，其实都出自金庸的手笔。为了不给读者千人一面的感觉，所以他取了不同的译者名字。金庸编杂志有天时地利之便，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每天一有空就着手翻译或撰写文稿。下班后，他就带着《英汉词典》，急匆匆地赶到同处两路口地区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
金庸觉得编辑《太平洋杂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然而，筹措印刷经费却使他和同人煞费苦心。他们既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也没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典当无物，告贷无门，只得分头去设法举债。好话歹话说尽，最后有一位同学的亲戚发了慈悲，愿意借一点钱给他们。但杯水车薪，远不够支付印刷费。数番周折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重庆大东书局，向老板求情，老板勉强答应赊账给他们印刷一期。
《太平洋杂志》是一本有六十四页篇幅的中型月刊，它的排版、印刷、装帧，在当时来说属中上等水平，更因其内容丰富多彩，能迎合各类群体的口味，因此，1945年2月“创刊号”甫一面市，三千册即告售罄。这给了金庸极大的鼓舞，于是，他便积极编辑第二期。他雄心勃勃，广泛征稿，还准备出版丛刊。当他们把编辑完毕的第二期稿件送到大东书局发排时，却吃了闭门羹，大东书局老板拒绝再赊账为他们印制第二期刊物。因为，在那个纸价飞涨的年代，赊账就意味着贬值，意味着亏本，唯利是图的商人怎么愿意做蚀本生意呢？陷入绝境的金庸，只能痛心地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编辑出来的《太平洋杂志》第二期胎死腹中。于是，“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
离渝走湘西
《太平洋杂志》第二期出版触礁，创业的失败让金庸耿耿于怀，他心灰意冷，感到无比的失落和彷徨。他整天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为读者借书还书，生活如一潭死水。数月后的一天，金庸在湘西的那位同学的哥哥、一位农场主，来到国立中央图书馆找他。1943年春，来重庆求学之前，金庸就是在这个农场主开办的农场里逗留了数月，并被他任命为“主任”，协助他管理农场。正是这一段经历，金庸的才干给农场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他来找金庸，是邀请他再度去湘西为他经营农场的，并慷慨承诺：只要他的农场开垦出来，并种上油桐树后，就送金庸出国留学。金庸一听此言有些心动了，因为，出国深造是当时众多学子的梦想，青年金庸又何尝不愿去追逐这个美好的梦想呢？但他担心湘西那个地方偏僻闭塞，一个人长年生活在那里难免孤独，于是，他向农场主提出一个条件：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且待遇必须和他一样。农场主爽快地答应了。双方交谈时余兆文在场，他后来回忆说：“金庸也不是一个计较一时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无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签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小件要打点，两人只带了一卷铺盖一只箱子说走就走。”
金庸的箱子装满了他一生难离的东西――书籍，此外别无长物。
1945年初冬，金庸向国立中央图书馆递交了辞呈，办理完离职手续后，又向表兄蒋复璁辞行，感谢他一年多来的关照，然后，就和余兆文匆匆上路，告别了这座生活了两年多、让他饱尝人生酸甜苦辣滋味的山城重庆。■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