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中国的“科威特”】榆林是中国的科威特

  20世纪,石油工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东以传统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面貌,使该区域一举成为了全球最为富饶的地区。如今,这一“中东故事”正在中国陕北黄土高坡上的榆林市上演。
  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亿元的地下财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占全国1/3。每平方米土地下平均蕴藏着6吨煤、140立方米天然气、40吨盐、115公斤油。
  这就是榆林。
  当煤炭变成能让人暴富的“黑金’’,当一个个亿万富翁相继诞生,当财富以一种非常规速度聚集时,这个原本属于贫困地区的所有变化便不可能再循规蹈矩。
  
  求求你,开个煤矿吧
  
  榆林有1个区和11个县。在当地,以神木、府谷为代表的“北六县”和以米脂、绥德为代表的“南六县”,分别是富裕和贫穷的代名词。
  贫和富的分界线就是地下是否有煤。
  从榆林一路向北,到神木、店塔和大柳塔,再跨过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到鄂尔多斯市,这条200多公里长的狭长地带被誉为中国的“能源走廊”。鄂尔多斯,被称作“大漠上的迪拜”;而榆林,则被冠以失落的“中国科威特”。
  经历了秦、汉、唐等帝王漫长统治的陕西,拥有悠久的历史,也一直延续了保守的官本位文化。贾平凹曾经说,陕北人聊天时爱谈中南海。
  随着近些年地下煤矿的开发热潮,浸淫在官本位文化中的榆林人又投身于一夜暴富的狂喜中。各种势力卷杂其中,为“黑金”而博弈。
  “北六县”的煤是在1982年被发现的。陕西185煤田地质勘探队的报告说,在陕西神木、府谷、榆林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1984年,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在记者采访中,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榆林人记得这条朗朗上口的电讯。当地也传说当时邓小平下令要保护榆林煤田,要求只能在下个世纪最需要能源时才能开采。
  那个时候,煤不值钱,煤老板远没有现在这么风光。
  “那个时候谁开煤矿谁赔钱。”当时乡镇管理矿权的干部,公章就在包里背着,沿着黄土高坡的沟坎,求着人来开煤矿,只要有人同意,立马掏出一张纸,划个范围,盖个章就是采矿证了,然后再去申请工商局的营业执照,不像现在是“先照后证”。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榆林的煤也才卖到十几块一吨,末期也不过二三十块。最主要一个原因是陕西的交通不好,往南下不去,向东要路过同样是产煤大省的山西,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很难借道山西,榆林的煤只能卖到甘肃和宁夏。
  直到2000年,榆林人坐拥“黑金”,但仍穷得掉渣。
  
  谁能想到会有这一天?
  
  初来乍到的人走在榆林市中心世纪广场附近、曾经最繁华的二街或者三街上,总觉得和想象中的榆林相差甚远。
  在这里,低矮破旧的楼房让人找不到一点现代化气息。
  “想当年,我母亲干个体跑客运,还是有些家底的,那时,高乃则还在卖豆腐呢。那时候,谁能想到开煤矿能挣这么多钱呢!”26岁的张莉坐在办公室里,叹了口气。
  张莉家在榆林市府谷县,现在榆林市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她口中的高乃则,在榆林家喻户晓。早年,高乃则在府谷县二道街卖豆腐,后来攒钱买了一台推土机,1995年,又用所有积蓄买下一座煤矿。
  那时煤炭市场还处于低谷,当地许多矿主纷纷将手里的煤矿脱手。直到2000年,一些煤矿还以几十万的价格频频易主。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高乃则连续出手,现在已经拥有12座煤矿的控股权,号称“榆林首富”。2010年胡润慈善榜中,高乃则以五年内捐赠2亿9000万排在榜单第15位。
  “谁会想到能有这一天呢?”张莉有点抱怨父母的保守,“当时,好多人都在买煤矿。没有钱,借钱也买。连高乃则都说,那些发了财的,没有一个是胆小的。”
  煤贩子申晓东抓住了机会,之前她在煤炭运输公司做煤炭行业数据分析工作,这些数据通常被卖给煤老板们。2008年,她干脆自己做煤炭生意了,“一年挣个几百万吧”,申晓东坦言,除了煤老板,贩煤应该算是最挣钱的行业了。
  张莉的办公室紧挨着世纪广场,这是城区最繁华的地方,“以前,很多有钱人都在这里买房”。在世纪广场附近,住在这里的居民还保持着以前的生活,只不过已经失去了“有钱人”的头衔,有个几百万的家底,在榆林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北京的车商来晚了
  
  6月6日,端午。
  榆林市神木县东兴街,车来车往。
  路边小饭店里,几个农民工模样的人敞着怀,摇着骰子喝着酒,脖子上戴着金链子,抽着中华烟。
  “别瞧不起他们,他们都很有钱。他们开着宝马,有人还不习惯在车里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而是直接弹在地上……”北京人刘建业操着京腔说。
  北京亚运村中通信达汽车销售公司在神木县城刚开了一家分公司,刘建业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公司代售的车辆大都是路虎和兰德酷路泽,售价都在60万以上。
  “在这个小县城,站在马路上,不超过1分钟,会有一辆超过百万的豪车从你面前驶过,路虎比较多,你还能看到劳斯莱斯、法拉利、兰博基尼的身影,甚至过千万的豪车都不稀罕,开一辆奥迪A6都显得有点土气了。”开业一个月后,刘建业才逐渐习惯神木人的豪爽,也感叹,公司错过了在神木做生意的黄金时间。现在,县城里卖好车的太多了,第一桶金早让别人赚走了,他来得太晚了。
  而在神木县惠民街,街道两旁几乎全是装修一新的宾馆、洗浴中心、足浴中心和商务会所,一家名为“东庭公馆”的KTV刚刚开业。-到了晚上,整条道路霓虹闪烁。
  车行、汽车装具店、洗浴中心,这些都是这个县城近几年的新兴消费、娱乐产业,而神木县城老街钟楼巷,基本上保留了这个县城的市井风貌。
  钟楼巷里的钟楼上挂着一个条幅:“旧城改造坚持造福于民”。街道两旁,很多小摊小贩。
  一辆丰田越野一边行驶一边按喇叭,引起路人不满,有人在骂:“土财主,有什么了不起!”
  75岁的王进宝正坐在钟楼巷一处台阶上歇脚,王进宝是县里一名环032人,月工资960元,和工友合租了一个小平房,租金一年一个价,现在已经涨到4800元了,“两人平分,一个月房租加水电费就二三百,再买饭吃,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了”,房东明年可能还要涨房租,王进宝已经打算回家,不干了。
  中午了,一个在钟楼巷卖樱桃的农村妇女从篮子里掏出自带的饭,蹲在路边吃了起来,“以前一碗面只有一两块钱,现在没有低于5块的。”
  她卖的樱桃40元一斤,这样的樱桃,在济南价格一般在十多元。在神木,西红柿、豆角之类的蔬菜都是5元/斤。
  “有了对比,就容易让人浮躁。”张莉说,她的不少同事甚至去买彩票,幻想着能突然暴富。
  
  受益者,受损者
  
  榆林经济开发区,几乎是在荒漠上崛起的一座新城。
  “以前这里几乎就是一片荒地,种庄稼也不长,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在榆林待了10多年的赵玉兰感叹,“这里的农民都发了,听说征用他们的地,一人补偿100万。”
  “无论上年纪的还是刚出生的,一律100万元,所以很多人抢着嫁过来,而这里的女人即便嫁出去,也不愿把户口迁走。”赵玉兰觉得,除了煤老板,榆林最大的财富受益者,就是这些郊区被征地的村民了,“这里的房价,已经七八千一平方米了”。
  榆林的房价,从2005年至今,六年涨了10倍。
  然而,一切都在人们不经意时发生改变。2009年,国际金融风暴正盛之时,榆林经济开发区却实现财政总收入7亿元。
  “这可苦了我们工薪阶层了,有钱人将房价和物价抬高了,而我们又必须被动承受。”张莉近日也在装修房子,“如果不靠父母资助,自己买房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