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在当时，曾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出过建议? 何：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问：当时那些美国专家的意见实际是很有道理的，那么难道当时你认为不应该实施这种意见吗?
何：是!在1989年到1990年间，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我获得了一些新的想法。
由于那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形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旧体制；遂导致多数国有企业在直接面对市场后发生销售困难。所以，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严重“短缺”，是所谓“经济过热”。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所统计的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数字就会知道，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产成品积压，一系列商品库存一直在不断高攀上升。而正是产成品的销售困难，导致企业之间资金周转困难，“货币稀缺”，导致还债困难。于是发生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即“三角债”。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恰恰就是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类型的危机，恰恰不能采取那些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绝对不应继续囤积物资。不应让银行实施高利率吸储的政策。不应扩大商品(消费品)进口，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大量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问：那么，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意识到问题是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过热”和“短缺”上，根据这种新的认知，我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畅快回流，从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银行利率，释放居民储蓄，鼓励居民消费，从而激活市场。
(3)抑制消费品进口，积极鼓励国内产品出口，给予出口企业鼓励政策；从而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4)从严控制和限制新增生产项目的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可以说完全是针锋相对的。
我当时的意见虽然是那么地孤立，或者说那么的“边缘”，但最终居然被国务院领导基本都听进去了。你可以看到，在1991年以后的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全放弃了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套话。
现在回顾起来，正是由于从那时以后，国家一直大力采取鼓励出口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结果中国才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在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后中国迅速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覆盖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结果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换来了中国10几年以来持续不断的高速增长，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