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深入挑战我们陈述我们事业的后果、行为的结果的方式，那么这样一场革命是难以想像的。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关键方法应用于过去20或30年，这会导致我们改变对我们的选择的后果的评价；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模式是不恰当的；如果最终证明我们的表现是糟糕的，那么显而易见需要作出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在这些年取得了真正的持续的进步，那么为何还要改变？
我们的统计数字和账目反映我们的渴望、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它们与我们对世界和经济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人类和我们相互关系的看法是分不开的。把这些视为客观的数据――就好像是我们外在的、无可置疑和反驳的东西――无疑令人安心和舒服，但却是危险的。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我们到了不再自问我们的行动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要衡量什么和我们需要汲取什么教训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的头脑如何开始封闭的，留下一种不给人质疑余地的教条主义方式。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盲目地前行，却还确信我们知道要去往何方。
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在专家――他们对自己的学识胸有成竹，和民众――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数据显示的情况完全不一致，之间造成互不理解的鸿沟。这或许是好事，但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来说或许不是。另外，它总是经济表现良好的一个信号吗？这很可能取决于我们认为生育率达到多少算是“高”，多少算是“低”。
这些仪表盘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价值的。第一，它们是任何可持续性分析的第一步，可持续性分析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高度复杂的，因此必须要制订一个相关变量的列表，并鼓励各国以及国际统计机构改进对这些指标的衡量。第二点跟“弱”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之间的区别有关。“弱”可持续性视角认为，某些维度的良好表现可以弥补其他维度的糟糕表现。这就使人们可以利用单维指数对可持续性作全球评估。“强”可持续性视角则认为，可持续性要求我们分别维持许多不同的环境项目的量或质，因此就必须有分别统计的多组数据，每组都跟全球可持续性的某一个子域有关。不过，异质性也给仪表盘带来了问题，至少非常大规模的综合性仪表盘是这样。大多数仪表盘缺乏表明所使用指标的因果联系、它们与可持续性的关系或者指标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证据。
［摘编自《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美）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等 著 阮江平 王海? 译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