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造成经济大萧条。1933年，当罗斯福出任总统时，大萧条使得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的密歇根州州长对身边的人说，共产主义红色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连我自己也变成粉红色了”。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会主席在国会作证时说，如果农民有飞机，“他们会开飞机来扔炸弹，把国会山炸个稀巴烂。”
同一个时期，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危机之中，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墨索里尼用法西斯主义巩固了自己的独裁，日本天皇靠军国主义启动了帝国的侵略机器，蒋介石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绞杀。整个世界，天昏地暗。唯独没有什么特别的主义的罗斯福施行了务实的改革，用社会主义的一些机制（包括社保、工会、高税收等）修复了美国因崇尚资本主义和利润至上而出现的资本主义弊病，巩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地位，同时，也成功地防止了农民或工人的造反，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意日轴心国奠定了基础。
2008年，美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应对这次危机的措施还是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政府介入式疗法。但很多美国人却因此而担心“华盛顿共识”会黯然失色，“北京模式”会光芒四射，而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病入膏肓，现在是突出强调中国模式的时候了。实际上，这样一些认识可能忽视了全球化产生的互动作用，忽视了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金融危机将会引发治理思潮的“社会主义化”。正是这种治理思潮的变化将对全球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国际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的大框架下启动和维持的，而当这样的资本出现枯竭，当西方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消费能量因为金融危机萎缩时，中国的经济就可能会进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换句话说，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同舟共济的利益攸关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外部动力变弱，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就转向了内部，特别是增加国内消费。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三农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市场的消费大军，取代国外消费者，改变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状况。
而最重要的是建立全面的社保、医保和义务教育制度，增加政府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中国百姓把存入银行的钱拿出去购买消费品。中国百姓不花钱是因为他们要存钱――为防老、为子女读书、为大病和意外未雨绸缪。也就是说，百姓不敢花钱是因为本应由政府和公民共同承担的风险目前是由公民自己单独承担的。没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和使他们感到安全、和谐和幸福的政治生态、社会环境和法制框架，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中国出现的这一转变实质上体现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治理方式。
中国政府目前并不面临罗斯福政府当年和今天美国政府的问题，国家没有赤字，收入丰厚，完全可以承担建立一个密集的社会保险网的费用。中国如果不改变自己国富民穷或者大国寡民的状态，中国不仅不能救自己，也不能帮助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世界。当西方国家在修正自己的治理思想时，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式，这种选择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这些年来，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我们的一些学者，我们的一些做法是不是过多地考虑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呢？当此应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多地看一看西方体制中的“社会主义色彩”呢？比如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等。
从本质上讲，中国的“救市”只能通过“救民”才能实现。而要认真地、负责地去“救民”，中国就必须把这些年来忽视的一些社会主义的治理思想重新找回来。
在可能出现又一轮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地需要对症下药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没有尽头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