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粉丝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一位黑人朝毛泽东走了过去，他拿出《毛主席语录》，请求毛泽东为他签名。毛泽东愉快地为他签了名。这人成为了自《毛主席语录》发行以来，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得到毛泽东签名本的人。
其实，他不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洲代表，他来自美国。他叫罗?威廉，是美国民权领袖之一，作家。美国上世纪60年代初，种族歧视现象十分严重时，这位黑人就积极倡导美国黑人团结起来，并鼓动黑人能拿起武器的都拿起武器进行自卫。
极具传奇色彩的是，罗?威廉的奶奶年轻时是个黑奴。老太太把一支来福枪郑重地交给了罗?威廉，告诉他：它是他爷爷留下的传家宝，他爷爷年轻时，受到白人歧视，他不服，买了这支来福枪进行自卫。后来，爷爷走上政治道路，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主持出版报纸《人民之声》。罗?威廉庄重地接下这支来福枪。
1958年，罗?威廉帮着打赢了世界闻名的官司“亲吻案”：两个黑人男孩因亲吻一个白人女孩受到指控入狱，后来查明，是白人女孩主动吻了其中一个黑人男孩的脸颊。案件轰动了美国，受到世界媒体关注。最后结果是，黑人男孩无罪释放。
罗?威廉受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影响，强调把黑人武装起来。他甚至组织了一个“黑人武装卫队”，旨在保护黑人社区免受包括三K党等种族歧视者们的骚扰。他认为，当面对“白色种族恐怖”时，最好的回答，就是拿起手中的枪。后来他受到了美国FBI追捕，于是他趁机逃出美国，先到古巴，后来一路跑到中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摘自《羊城晚报》，张放／文)
第一个向共产国际推介陈独秀的人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建党亲历者都认为，“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早在马林到来之前，一个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代表吴廷康(又称维经斯基)就来到中国，成为“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党员”。
经李大钊介绍，吴廷康到上海结识了陈独秀，两人相见恨晚。吴廷康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盛赞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经过他们出色的组织，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并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正是有了这些基础，由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得以于1920年明正式成立。吴廷康和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通力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如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华俄通讯社等等。虽然吴廷康因回国汇报而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各项工作付出了努力，间接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后来仍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来华，因而一些建党亲历者称他为协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摘自《光明日报》，浔邑／文)冯玉祥把收到的“子弹信”寄蒋介石
1938年，抗日名将冯玉祥随民国政府西迁到陪都重庆。他与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蒋介石既想利用冯的军事才能成为自己捞政治本钱的工具，又对冯的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非常不满。于是对冯一是利用，二是排挤。而冯玉祥对蒋的品德早已是嗤之以鼻。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前一天《新华日报》就出了“冯将军60大寿特刊”，周恩来亲自撰文称赞冯玉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嫉恨，在他的寿宴上，门卫送来一封信，里面装有一颗子弹，纸条上写着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来往的话。冯玉祥知道这是戴笠手下所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将这封信原样送给他们的主子……”于是，他将“子弹信”原样封好后在信封上写了几句简短的话就派专人送给了蒋介石。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_人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这意思很是明白，蒋介石看后非常生气。他装腔作势地给冯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说：“首都重地，竞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
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冯玉祥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冯玉祥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摘自《青年时讯》，庞国翔／文)
周恩来与尼克松握手照片背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张拍摄于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照片，自被公布那一刻起，就注定成为摄影作品之经典。当尼克松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的第二天，它就很快登上世界各大报纸版面，被西方人冠以“中美交往的珍贵瞬间”、“经典时刻”。这照片拍得的确精彩，拍摄者有对中国当时政治气候的独特把握能力。
拍摄出此照片的摄影家杜修贤，可以凭此照片，跻身国际摄影家行列。这张照片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周恩来有些往后仰，而尼克松稍微有些主动罢了。但就这一刹那问动作的捕捉，几乎是很多摄影记者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当年的周恩来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很险恶的。周围几乎没有支持他拥护他的当年一起长征过来的老战友，只有“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在这种环境下_要处理好对美关系，成为了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他私下叮嘱老杜，一定要拍出美国人是“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的照片出来。只有这样，才可能不被“四人帮”抓住“倒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把柄。而如何能拍出这种感觉，则要依靠老杜的临场发挥了。最关键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不可能有补拍的机会的。
结果，老杜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摘自《羊城晚报》，张放／文)
周恩来红岩哭父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小肠疝气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上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主治医生王励耕大夫决定动手术。当年7月10日，住在红岩嘴的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突然中风去世了。
考虑到周恩来术后伤口尚未痊愈，倘若知道了父亲过世的消息，对他养病不利，董必武和邓颖超决定暂时保密。
7月13日，周恩来出院了，才得知这一消息，蹲在地上，号啕大哭。周恩来拖着病后初愈的身体，来到父亲遗体面前，坐在父亲的灵柩旁，为父亲守灵―直到第二天下午。 7月14日就要出殡了。周恩来给延安毛泽东发去电报：“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第二天，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18日，办事处的同志们将周老太爷的棺木送往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周恩来头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伏园寺墓地里又多了一座新坟。青石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左边落款是：男周恩来媳邓颖超民国卅一年七月十八日敬立。(摘自《重庆晚报》，刘立群／文)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确定以第13兵团为主组成东北边防军。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三个后勤分部共约7000人，部署三条通往战区的纵向兵站线，突击前运作战物资，补充、修理技术装备，组建了有4.5万张床位的医院和由3万多人组成的民工担架队。10月23日，东北军区后勤部组成前方后勤指挥所入朝，统一组织战区后勤工作。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联合国军”为阻断志愿军的运输供应，对朝鲜北部实施全面封锁破坏，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志愿军后勤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使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7月开始，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美军集中其主要空军力量对志愿军后方实施“绞杀战”。志愿军陆续增加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和护路高炮部队，总人数达5万余人，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前，志愿军后勤储存了作战所需弹药和两个半月的主副食品；在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及时供应各种物资1.6万多吨。在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中，囤积弹药12.3万多吨、粮食24.8万多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后勤共接运从中国运往前线的物资260多万吨，补充枪械48万多支(挺)、火炮1.3万多门、汽车2.1万多辆，救治伤员38万多人次、病员45万多人次，修复枪支7.5万多支(挺)、火炮1.4万多门次，汽车运输204.4万多台次、3.27亿多吨公里、480多万吨运量，铁路运输38.5万多车、800多万吨运量。(摘自《大众日报》，陈巨慧李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