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凶猛”的时代 关于弱势群体，“万能的百度”是这样解释的：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称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弱势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
可见，弱势群体这个词语，充满了无力感、无助感和悲伤感，并不是一个讨喜的称呼。然而，这个世界常常呈现出荒谬和怪诞的景象，令人费解，证据之一，就是这个本该人人避而远之的“弱势群体”大受青睐，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将之据为己有。
某权威媒体做过一项严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5.1％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57.8％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55.4％的知识分子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高达七成。
在农民兄弟看来，乡镇干部是强势的。然而，乡镇干部却自称弱势。社会学学者于建嵘曾在微博中这样写道：今天听课的是50个乡镇书记。刚才有一书记很悲伤地对我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搬迁，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
在弱势群体矿工的眼中，煤老板是强势的，但煤老板也有自称弱势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的山西煤老板冤屈之声：“再逼下去，要跳楼了!”一一面对一句话就可以使他们财富缩水甚至负债累累的公权力，这些人除了愤愤不平，只能无可奈何。
在普通市民眼中，交警是强势的。然而，交警却也自称是弱势。很多交警表示，遇到耍霸气的官车，有关系的关系车，执法的交警瞬间就会变成“弱势群体”，特权车、关系车，已经成为交警执法的心腹之患。一名交警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一违法的奔驰轿车司机说：“知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你们交警总队的领导都不敢得罪他，看你活了几十岁，怎么这么不懂事!”“面对这个大有来头的人，我不得不让步，妥协地予以放行。”
在老百姓，官员是强势的，但利益协调机制不公，官场秩序混乱，当权力运作违背了法治，利益配置迷失了公正的路向时，官员亦无法幸免，脱缰的权力机器也会碾碎他们的权利。一位党政干部这样分析自己的“弱势”：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不少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没有背景就容易沦为官场边缘人。
在常人眼中，公安警察是强势的，然而袭警多发，民警屡遭伤亡，警察也自称正沦为新的弱势群体。袭警多发，折射了这种“强势…‘弱势”的畸形变迁。有些地方，警察权的膨胀、滥用，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使警察看起来十分“强势”。但群众对警察的种种不满，不断转化成执法中的抵触与对抗，袭警多发由此产生，警察又沦为“弱势”。
在没有“铁饭碗”的工薪阶层眼里，公职人员是强势的，但公职人员也有“弱势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公职人员自杀等非正常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一年就有13名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2010年以来，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有10余起。
于是，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弱势凶猛”的时代：在我们所见的各类新闻中，时常会见到医生说自己弱势，教师说自己弱势，商人说自己弱势，公务员说自己弱势……而且，他们的弱势都有各自的道理：扭曲的医患关系损害了医生的职业形象，不被信任的医生会认为自己“弱势”；商人面临无序的竞争，或目睹资源的垄断，会自感弱势；官员面对权力秩序与潜规则的机器无能为力，自感弱势；而作为平民存在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资本、没关系、没权力，在生活的重负之下，更容易感到自身的弱势。
当“弱势”沦为一种社会宿命
“弱势群体”有三大标准：收入消费低、就业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必然会引起中低收入者的“弱势心理”。看到别人住着别墅开着豪车，而自己辛辛苦苦攒一年的工资还买不了几平方米房子，“弱势感”怎能挥去?工资增长的速度跑不过物价上涨的速度，“弱势感”如何避免?权力与资本的相对集中，企业主对工人的非法剥削、富裕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暴力拆迁、城管粗暴执法等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激起民众‘弱势感’的导火索。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加重了人们的“弱势心理”。 只要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权钱相对集中，就会有社会成员生出“弱势”的感叹。人人都自称弱势，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能理解；失业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能理解；刚毕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能理解；老弱病残人群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能理解。但，常人眼中的精英阶层，为何纷纷自称是弱势群体?正是由于他们是社会精英，相比通常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拥有某种更高端的参照系以及更为敏感的洞察力，因此他们对于“弱势感”的体认，甚至会更为痛切一些。精英群体在某些方面或许的确有其“强势”之处，但一旦远离自己“强势”的领域，他们往往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者”。倘若没有一个正派的社会，即一个拒绝和反抗一切形式的歧视、凌辱、霸权、诬陷、剥夺、欺压等等非正派行为的社会，那么，遍地都将是弱势群体，“弱势”将沦为一种社会宿命，每个阶层的人都无法逃脱，精英群体也无法隔岸观火。
人人自称“弱势群体’证明了一个政治常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完善的法律，民权缺乏法律的护佑，那么，没有一个群体能幸免于难，没有谁能逃避被侵犯、被欺凌、被剥夺的命运，没有一个人不是弱者。
在一个规则不明确、环境不公平的博弈过程中，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病人被医生开了高价药，感觉“弱势”了，说不定转眼这名医生就被“医闹”搞得焦头烂额；房奴被开发商毁约涨价，悲愤交加，明日开发商就有可能在拿地时被地方政府坐地起价，敢怒不敢言；钉子户被官员威胁强拆，徒叹无力，说不定第二天这名官员就会因为一句“雷语”而被汹涌民意摘掉“乌纱帽”……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注定了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沦为“弱者”，“弱势心理”自然也就挥之不去。
当今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相互伤害经济体系：你给我吃加苏丹红的辣酱，我给你家孩子喝添三聚氰胺的奶粉，他又在大家都进的餐馆中使用地沟油……相互伤害体系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体系，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弱者。于是，社会就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时期，人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了：官员没有 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哪天会被问责、何日会成为边缘人；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哪天政府会发出什么样的指令，哪天自己的资金链突然就断裂了；学生没有安全感，毕业即失业、沦为蚁族；工人、农民没有安全感，自身权益保障缺失……
如果刚性的制度、公正公平的程序缺乏，各个阶层都会自觉弱势，因为各种伤害早已借由机制、程序的漏洞而层层转嫁，你在这个环节强势，到了下个环节就变得弱势。这种不公，使经济、政治的链条变得像“食物链”一样，不管你身处“食物链”的哪一个环节，总有上一个环节在向你转嫁伤害，你同时也在将伤害转嫁到下一个环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社会能量，即便是一个有财富、有身份的人，当你成为患者时，你同样有可能在医生面前变得弱势；当你的子女接受教育，而不得不为择校而伤透脑筋时，你会觉得自己弱势；当你消费时，面对各种商业伎俩而深感无奈，且维权的成本又相当昂贵，你会觉得自己很弱势……如果是身处一个权利都在相互伤害的关系中，你在这一个环节强势，到了下一个环节又开始弱势，最终是谁都成不了受益者，大家都在玩着零和游戏，弱势心态自然蔓延。
于是，很多人都在图谋社会关系，希望增添自己的社会能量；很多人都希望将自己的职业、专业优势转变为身份优势，借以创造属于自己领域的特权；人们努力寻找能够转嫁伤害的渠道，譬如医生向患者转嫁，商家向消费者转嫁。
在转嫁伤害的过程中，人们怎么可能有心理上的安全感?没有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就不能提供刚性的稳定，种种社会关系、身份、特权都不过是浮云，飘忽无常，无根无基，闹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保不定哪一天自己成为伤害的被转嫁者。
缺乏公平的制度环境，人人在相互转嫁伤害。如果说还有所谓的绝对“弱势群体”，那他们只能是些根本无法继续转嫁伤害的人，是真正的最底层，是处于整个“食物链”最末端的人。
让我们离“弱势”之痛越来越远
人人都说“我弱势”，但，弱势心态并不等于弱势群体。一个让人不能不反思的问题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因为身处底层越来越无法发声，而有些高高在上、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精英却屡屡喊弱。我们不能说强势群体自称弱势是出于矫情，但不可否认，与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生计之忧有着显著差别的是，强势群体的“弱势感”其实更多来自担忧手中权力与既得利益失去的患失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势群体也弱势，真正的弱势群体会怎样，其实才更令人担忧。
一个“人人皆弱势”的社会，与其说是人们的心态出了问题，毋宁说是社会本身有了毛病。只有推动深层次的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从制度上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才可能使整个社会中的弱势人群和弱势心态同步减少。法治彰显，民意有力，社会约束健全，权力和权利之间有序平衡，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畅通，人际关系和谐，才是我们避免弱势心态大面积传染的必由之路。
消除公众普遍的弱势心理，政府责无旁贷。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弱势心理”蔓延的重要因素。弱势化的本质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而造成资源分配不公的关键则在于有些现有的制度不完善，如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保障政策本身的公平和正义，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公平和公正是消减弱势心理蔓延最好的良药，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良性的竞争程序和刚性的制度，人人都可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个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内心的归属，这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在追求幸福、尊严的生活中的核心要素。
制度的安排需要避免“相互伤害”。在我们的有些制度设计中，缺乏对个体权利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例如，在劳资关系中，有的制度设计者认为，为了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可以不惜牺牲农民工的权利；在医患关系中，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投入比例，可以给医院特殊政策，从而容许他们“宰”病人；在生态与环境问题上，为了本地GDP的增长，可以允许厂方超量排放有害污染物，尽管这会对本地居民的健康造成潜在或现实的危害；为了同样的理由，尽管本地企业所生产的食品可能对消费者造成潜在或现实危害，当地政府却可能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加以袒护。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相互伤害的社会环境，使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都无法逃离弱势感。尊重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潜在地尊重我们自己的权利。反过来，伤害他人的权利，其结果是潜在地伤害我们自己的权利。要避免社会走向相互伤害，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人性总是相通的，对于平等、自由、尊严与安全的追求，举世皆然。这便是通往好社会的人性基础。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应该坚守这个基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我们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需要改变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但个人的力量同样是强大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遵从良心与法律，让遇到自己的人多一份尊严与温暖，少一份受害心理和弱势心理，这个社会将会在每一个人的推动下，越来越接近公正、公平、和谐。而唯有在一个越来越公正、公平、和谐的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个体才能感受到安全、自由，以及生命的尊严。对“上”，保持你的尊严，不卑不亢；对“下”，保持你的谦卑，平等以待。这，是我们每个社会成员能为自己、为同胞、为社会、为国家做的事。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守这样的底线：保持尊严，保持善意，不作恶。公平和公正不是上帝的礼物，不会从天而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发力，一起践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就是环境，就是体制，就是社会，就是国家。
让这个我们将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国度离公平、公正与和谐越来越近，让我们更多的同胞离弱势之痛越来越远，是历史交给我们的光荣的使命，你，我，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