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创意，就注定只能成为跟随者；创意的多少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可见创意的重要性。”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浸会大学（以下简称“浸大”）校长陈新滋在2011年9月初接受《大经贸》杂志专访时这样阐述他将“创意”贯穿浸会大学未来十年发展的理念来源。
此时距离陈新滋走马上任已逾一年，他冀望在任上能够将“创意”刻入浸会大学骨髓，使之在未来成为浸大的名片之一。
对“创意”贯穿浸大教育的提出，可追溯至其身为科学家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有机化学研究的陈新滋在该领域建树颇多，曾经研究开发性药物萘普森的不对称合成并达到可工业化程度，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化学方面的重大事件之一；将研究从制药延伸至环保领域之后同样实现了把制造氯仿时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四氯化碳重新转化为氯仿的工业化。
事实上，“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才最有价值”是陈新滋最常提及的一句话，而在这个过程中，创意显然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比拟的作用。
2010年年底，浸会大学公布学校十年大计，当时陈新滋上任未满半年，但以高素质教与学、创意研究和服务社会为三大发展重点的提出，足以窥视这位看似温和的有机化学家对于如何通过教育推动社会发展，同时有效提升浸会大学的综合竞争力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与考虑。
虽然身为校长无法再继续自身专业领域的研究，但在极力推动创意融合于高等教育之外，陈新滋仍积极关注制药等有机化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在他看来，“制药产业的应用研究仍需教育推动”，而中国制药业的发展机会则在于对中药从理念到实物的再开发和再应用。
“全人教育”和创意教育缺一不可
大经贸：浸会大学在2010年年底提出的十年发展计划中提及未来发展目标，要在2020年之前成为“亚洲区全人教育的最佳学府”。对于新时期的“全人教育”该如何解读？
陈新滋：浸会大学的“全人教育”概念主要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沟通交流技巧及语文能力、专业知识及广博学问、终生学习的方法、对信息科技的认识及以之推动工作技能的提升、团队精神以及独立思考能力七个方面。这是浸会大学的教育宗旨，同时也是我们考察学生毕业时是否达标的基本评判。
事实上，“全人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范畴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更多地考虑到学生健全均衡的全面发展。某种程度上，浸大“全人教育”七个要求的提出和过去要求学生做到“德智体群美”五好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并在过去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和细分。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需要拥有更强的综合素质才能够更好地在社会中立足发展，而这也同时对教育提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
现在社会对创造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相应地也就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创新意识，未来也将会把对学生进行创意培养写进教学大纲的要求当中。
更长远一点来看，我希望浸大的“全人教育”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感受到这种教育模式带来的对个人的全面提升，同时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中发挥更好的领袖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对浸大“全人教育”的最大肯定。
大经贸：你曾经提出以“创意”贯穿浸会大学未来十年的发展，在你的构想乃至执行当中，所谓“贯穿”具体是怎么样的？
陈新滋：创意用最简单的话语解释，就是一个人的思考不应被局限在条条框框当中。创意本身无处不在，它最原始未经开发的状态总是随时出现在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当中，但问题在于如何将每天都有可能出现的微小的新事物集合在一起加以创造形成对个人能力及修养、对家人朋友，甚至推而远之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有所推动的创意，这是需要思考的。
以苹果引爆IT界的又一次革命为例，其开发出来的产品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并不在于他们拥有多么高新艰深的技术，事实上他们只是将现有的技术通过创意融合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但已经能让手机行业重新“洗牌”，把其他手机供应商包括此前在终端产品的巨头抛在后面。这就是创意的力量和重要性。
之所以提出将“创意”贯穿浸大未来十年的发展，则在于同样希望我们的学生未来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融入创意。
但在我看来，创意是无法教授的，创意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选择一个更有效的教学形式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因此我们邀请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专家和学者到浸大讲学及与学生短距离交流。为更有效地推动这类交流，我们将“校长宅”作为脑风暴的交流场所，来访的大师就住在里面，通过他们与学生在轻松自由的氛围当中交流分享创意形成的过程和经验，产生激励作用，同时在这种紧密的接触与交流当中，学生能够吸纳更多的学术智慧及成功方法，思维因而逐渐变得更开放，视野也更开阔。
总而言之，创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接告诉学生什么是创意，怎样才叫创意，那不是创意教学，反而是用过多的条框局限了学生的思维。而我们要做的是以启发的方式引导学生逐渐形成创意思维。这跟禅宗说的“悟”有点相似，悟到了，也就一理通，百理明。
制药业的中国机会
大经贸：如何评价目前香港制药研究的发展？华南地区目前正大力推动制药业发展，香港与华南地区在制药业上是否能够达成某种合作？
陈新滋：制药是一件难事儿。以美国为例，平均每研制一种新药，需要10亿美元的投入，相当于80亿港币，这样的代价对我们来说太昂贵。从国际上来说，也正是因为制药业门槛太高，直接阻挡了发展中国家对竞争的参与。
相应地，香港的研究经费也的确远远不足以支付制药所需要的费用，但香港的特点在于制药的基础研究做得非常出色，比如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研究，香港在某些领域几乎是走在国际前沿的。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从最基础的生物科技研究到新药的研制诞生之间仍需要其他更多的环节组成。香港的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学术成果发表之后几乎都停止了继续向下的探索，也就是说香港的制药产业在研究探索刚有眉目的时候就已经断层，无法继续。
华南地区在制药领域与香港最大的不同在于拥有相当一批药物生产厂商，虽然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产品生产方面却极具优势。假如香港的研究和华南地区的工业能够结合，我想这样的力量将会很强大。
但即使是这样的合作，也仍然缺乏中间部分，也就是刚才提及的应用研究的缺乏。应用研究的缺失直接导致的将是尖端的科学基础缺乏工业化的中间载体，因而无法到达工厂实现批量化生产、售卖。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用研究的促成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也需要从教育开始推动。
大经贸：作为在制药领域颇有建树的有机化学家，对于中国制药业的发展你有什么建议？
陈新滋：放眼全球来看，无论是葛兰素史克还是伊莱利利，国际上制药巨头的诞生几乎都经过了百年历史的积淀。事实上，它们从最初的小药房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并没有太多的诀窍，但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从最初开始就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服务社会，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而非一开始就利益先行，利益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先决条件。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显得虚幻，却是事实。
相比而言，中国的制药厂商历史较短，成长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尤其制药行业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行业。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国内的制药厂商也开始逐渐对制药研究给予更多的重视，开始吸纳国际型人才以推动制药的研究发展，这当然是一个走向世界制药巨头的开始，而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为自身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相关人才，为未来储备。
大经贸：中国制药业的发展面临哪些机会？
陈新滋：中药是中国发展制药最得天独厚的机会，颇具国际竞争力。
上溯中药的发展历史，已是数千年，这个过程中对于每种药材的效用都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有助于在制药研究的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从不同的药材间寻找适合于制药的成分。相比外国开发新药多以“神农尝百草”似的研究过程，中国在制药成功率上占据优势。
其实中药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种是延续传统的治疗方式，根据中医理论，将个人体质状况等列入治疗范围，借助多种不同药物对症下药，在根治病症的同时对身体进行调理。另一种发展方向，则在于将中药作为基础，借助现代科技推动中药的国际化。
此外，中药“治未病”的传统也很值得注重，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发展机遇。所谓的“治未病”即在于通过人的体质体征等多方面判断身体可能潜在存在的问题，通过药物治疗或者食物治疗对身体进行预先调理，以达到维持身体机能保持健康状态的目的。
“治未病”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改变生活质素的方向，而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多有帮助，将是未来医药发展的一种趋势。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制药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