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5日对我来讲是难忘的。我于这一天收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这时中韩建交还不到20天。我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担子沉重。 从我个人来看，去这样一个几无了解、无亲无故、人地生疏的地方，如何开展工作，又如何去争取协助和支持，不能不是我思考的紧迫课题。
我于1992年9月出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至1998年8月离任，在汉城工作了近六年。这是我从事朝鲜半岛工作40年来的最后阶段，弥足珍贵。这六年，中韩关系结束了长期隔绝，掀开了新的一页；半岛局势虽错综复杂，但总的朝缓和方向前进。我回国转眼已近四年，但在韩国经历的许许多多事情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建交一受命
1992年9月5日对我来讲是难忘的。我于这一天收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我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担子沉重。
回忆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从敌对-松动-接触-建交，几十年的曲折历程。由于朝鲜战争的原因，中韩截至1980年没有任何交往。双方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外交官之间在外交场合也不握手、不交谈，没有外交文书来往，两国完全处于一种互不承认的状态，贸易也是通过第三国或香港转口。双方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相遇，相当一段时间中方拒绝比赛，后来虽然比赛，但不交换带有国徽的队旗和纪念品，以示不同于正常国家。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持续了30多年。
1992年3月，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人大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关于中国与南朝鲜关系问题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称中国与南朝鲜建交没有时间表。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92年8月24日，钱其琛外长和李相玉外务长官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隆重仪式，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回忆这段历史，想到自己将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更感到担负的使命之重要。正如江泽民主席曾对我说的："你将去完成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绕道赴任
经过短短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我于1992年9月12日起程赴汉城履新。当时两国尚未开辟班机航线，去汉城只能绕道香港或东京，只有1200公里的距离，却要绕道三四千公里。
一路上，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既有几分兴奋，又夹杂着几分忐忑不安。中韩建交还不到20天，而台湾在韩国已经营了40多年，它的"使馆"撤走还不到一个月，其影响不会马上消失。至于韩国社会更有相当的亲台势力，他们对中韩建交持不满或否定态度，认为韩国政府顺应世界上一个中国的潮流是对"老朋友的背信弃义"。这些无疑对我到任后开展工作是十分不利的。另外，从我个人来看，去这样一个几无了解、无亲无故、人地生疏的地方，如何开展工作，又如何去争取协助和支持，不能不是我思考的紧迫课题。
当晚，我在汉城市内梨泰院区一幢二层小楼落脚。1991年4月，中国贸促会驻汉城代表处租下这幢房子，首席代表徐大有就曾住在这里。中韩建交后的三天，即8月27日，中国驻韩国使馆举行开馆仪式，五星红旗就在这个院中升起。现在，这里成了我的临时官邸。
星期一一上班，韩方即通知我到外务部，会见李相玉外务长官，送交国书副本。李外长告诉我，卢泰愚总统将于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国书。这同一般大使到达后要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递交国书相比真是太快了。难怪韩国外务部官员说，这在韩国外交史上是一个新记录。
青瓦台递交国书
1992年9月15日，天气晴朗，秋阳普照大地。我递交国书的时间在上午11时，在先于我抵达汉城的印度、日本新任大使之后。
按韩方礼宾规定，递交国书时大使及陪同的外交官应穿燕尾服，以示庄重。可我们没有，做也来不及，更主要的是中国外交官当时还不时兴穿燕尾服。韩方答应给我们借，但我们觉得不合适，没有同意。最后决定穿民族服装中山装。
我们乘坐的礼宾车由摩托车开道，穿过市区的滚滚车流，直奔青瓦台总统府。青瓦台位于汉城市老区北部，背靠仁旺山和北越山，是一处很大的院落，树木葱笼，花草繁茂，景色秀丽。这里原是一幢名叫"景武台"的不大的古代建筑，总统迁入后盖起几幢青色琉璃瓦房顶的古香古色的楼房，遂更为现名。80年代末，又大兴土木扩大成现在的规模。韩国几届总统在此居住、办公、会客。
11时整，递交国书仪式开始。我随礼宾官走入一间大厅，只见卢泰愚总统站在大厅中央等候，我缓步走向前，双手向他递交了国书。陪同总统的有李相玉外务长官。在我向总统介绍了我方外交官之后，双方人员站成一排，合影留念。随后到小会客室，总统单独会见我。我感谢总统这么快接受我的国书，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对他的问候，表示将竭尽全力，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工作。总统欢迎我来汉城赴任，表示韩中两国关系悠久，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韩国西海岸与中国山东半岛隔海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两国长期隔绝和互不来往是不幸的，实现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两国关系的前景无可限量。
记者招待会风波
在我到任后，要求采访我的信函和传真雪片一样飞来。经商韩国外务部，决定按当地习惯，于10月9日接受有资格出入外务部的记者的集体采访，并于10月16日举行早餐记者招待会。
韩国报纸很多，不下几十家，但有影响的大报为四家：《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韩国日报》，每家的发行量都超过百万份，《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两报各接近200万份，在有4000万人口的韩国，影响可观。电视台主要有三家，即韩国放送台(KBS)、文化放送台(MBC)和汉城放送台(SBS)，有线电视台则多达几十个。
会见预定半小时，谁知开始不久，我刚简单回答了关于我个人经历的问题之后，记者的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朝鲜战争问题上，询问中国志愿军参战，给韩国国民带来严重灾难，中方是否愿向韩国赔礼道歉。为了避免争论，我只笼统地表示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中韩已经建交，可以不再关心这样的问题。但是记者揪住不放，一定要我对"是否道歉"做出回答，气势咄咄逼人。我只能予以反击，表示"中国是在边境受到威胁后参战的，也是受害者，中国没有也不会就此向谁道歉"。
记者招待会延迟到40分钟结束，记者不满而归。次日，韩国各报均报道了这一消息，有的报纸还指责我傲慢无礼，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违背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初衷。这使我认识到，即将举行的记者早餐会上，不管对方如何刁难，我都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避免争端。
10月16日的早餐会在汉城新闻中心举行，有100多人参加。早餐会开始后，我就做了题为《中韩建交和两国关系展望》的发言，强调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间的长期隔绝，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美好前景，我还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问开始后，话题很快又转到朝鲜战争问题上来，有的记者反复追问我在上次记者招待会之后立场是否有变化。对此我表示，中韩两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不同，但这没有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现在两国已经建交，我们应求同存异，着眼未来，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我们事后得出的结论是，两次记者招待会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韩国政界和舆论界对中韩建交某种情绪的反应。尽管我最初的回答有些生硬，但断然表态使他们不抱幻想也不无好处。此后，在我领导人多次访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没人再提这个问题了。
在韩国几年，对韩国新闻媒体逐步有了较深了解。记者相互竞争，有时追逐猎奇，甚至不顾事实，实际上是对新闻自由的片面理解，也损害了国家利益。
我曾应邀到新闻单位演讲，坦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获得掌声。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所做所为并非完全没有认识。我在韩国期间，通过与记者的交往，结交了不少朋友，也了解了他们的苦衷。韩国记者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那几年，韩国发生了倒楼、断桥、爆炸等多起震惊世界的事故，每当这时，记者都一马当先，迅即赶到现场报道。三丰百货公司大楼突发坍塌故事后不到20分钟，记者就从现场发出消息，直至救出最后一人。
我还注意到，韩国记者不仅在国内，而且走遍世界，波黑战争有他们的身影，中东战争中有他们的足迹，灾荒遍地的非洲、拉美一些国家也经常传来他们的声音。这使我相信，韩国舆论面临的问题是暂时的，客观、真实、迅即、可信的报道一定会在韩国出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