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 太平洋彼岸的拉美，长期以来很少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在２００４年上半年，有很多中国人在谈论“拉美化”。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似是而非的伪命题，把一个负面的、消极的拉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五花八门的定义
什么是“拉美化”？以下是笔者在因特网上随意找到的“拉美化”的定义：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国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虽然经济获得了阶段性的快速发展，但由于丧失对本国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至今在一些领域造成的阴影还挥之不去。
●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中国公司在走向“拉美化”，即逐步沦为跨国企业的代工厂和附庸，失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
●许多人一提到“拉美化”就想到贫富两极分化，事实上，贫富分化是“拉美化”现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
某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给出“拉美化”的定义，但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拉美化”的三个特点。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其次，对外资的依赖造成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债务危机。第三，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
某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以《中国大豆“拉美化”悄然露头》为题，提出了“拉美化”之忧。这一文章指出，“一旦中国的民族大豆加工业被消灭，外资掌控中国大豆市场，‘自己做主，别人当家’的拉美现象将首先在中国大豆产业身上上演”。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评论某场足球赛的一篇文章竟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中超球场拉美化“暴力事件”令球员狂呼救命》。
中国不会出现“拉美化”
必须指出的是，许多人在讨论“拉美化”时，其落脚点是担心中国经济会被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控制。这一忧国忧民之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现在假设，“拉美化”的概念不是别的含义，而是指ＦＤＩ控制东道国的国民经济。在做出这一假设以后，我们再来看看ＦＤＩ对拉美产生了什么影响。
经济学家已从理论上充分证明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历史上，依靠外资来加快经济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的初期，曾得益于外资。包括一些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曾通过引进外资来提升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
１９世纪初拉美主要国家取得独立后，在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外资。外资帮助拉美国家建设了港口，铺设了铁路，修筑了公路，甚至还办起了种植园。外资还使拉美国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毫无疑问，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就是外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换。发展模式的这一转换同样得益于外资的作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等主要拉美国家的汽车工业和其他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依靠外资发展起来的。外资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拉美国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摆脱了“失去的十年”的阴影。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９０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为２．４％。这一绩效的根源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大量外资的流入功不可没。外资对拉美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弥补资金不足的缺陷；外资企业的建立伴随着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提升产业结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当然，ＦＤＩ对拉美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ＦＤＩ在拉美都获得了巨额利润。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些年份的ＦＤＩ流入量没有增加，但利润汇出却有增无减。这一事实无疑为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炮弹”。
又如，跨国公司不愿意将关键技术转让给东道国。跨国公司进入拉美的目的有三：利用拉美的廉价劳动力；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占领东道国的市场。因此，它们不可能向东道国转让关键技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这种工业化有时也被称作“改锥工业化”，即外资对拉美国家的贡献仅仅是使得工人会使用手中的改锥，而国家的科技水平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
诚然，ＦＤＩ在拉美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１９９０年，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占拉美５００家大公司销售额的２５％；至１９９９年，这一比重上升到４３％。１９９９年以来，由于外资流入量有所减少，这一比重也相应地下降，但仍然高达３６％。其他数据也显示了跨国公司的重要性。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跨国公司的出口额占拉美２００家大公司的２５％。目前，这一比重已上升到４２％。上述比重是否意味着ＦＤＩ控制了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换言之，ＦＤＩ在各个领域中的比重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说是“拉美化”？
再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断言，利用ＦＤＩ不会使中国出现“拉美化”。拉美经济稳定性差的根源在外债，不是ＦＤＩ，因为在进入拉美的外资中，ＦＤＩ的数量明显少于外债。而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ＦＤＩ，不是外债。此其一。其二，在进入拉美的ＦＤＩ中，“绿地投资”较少，用于“并购”的较多。我国的情况则相反，“绿地投资”较多，“并购”较少。
吸取一些教训
当然，我们无意反对任何人总结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借鉴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以下教训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必须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狭义上说，社会发展的含义就是促进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减少贫困。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举世闻名的。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占总人口３０％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７．５％。这一比重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１０％）。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５％的富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２５％，而占总人口１０％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４０％。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
第二，必须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拉美国家的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化建设，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一方面，城市中出现的大量与工业化有关的就业机会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的不合理的、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则将无地农民推向城市。在上述引力和推力的作用下，拉美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１９７０年的６２．５％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７８％。这一比重在第三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城市化率的上升固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也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霓虹灯和摩天大楼相映成趣的是城乡结合处的贫民窟。那里的居民实际上很难享受医疗、教育、供电和排水等基本生活设施。此外，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使城市管理的难度增加，非正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
第三，必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地大物博的拉美拥有世界上４０％的动植物和２７％的水资源，而且全地区４７％的土地被森林覆盖。但是，该地区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据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在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０年期间，拉美平均每年损失７４０万公顷的热带森林。这一数字高于同期非洲的４１０万公顷和亚太地区的３９０万公顷。就森林生物量（ｂｉｏｍａｓｓ）而言，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０年，世界上总共失去了２５亿吨，其中拉美占１３亿吨，非洲和亚太地区分别为４．８亿吨和７．３亿吨。
第四，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握开放与保护的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也面临着跨国公司或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等国，民族企业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事例屡见不鲜。
综观最近几年拉美国家对民族经济的保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１）对本国已具有一定竞争力的部门以及技术密集型部门给予较少的保护。（２）鼓励外资与民族资本兴建合资企业，以便利用外资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带动民族企业的升级。（３）对一些外资企业（尤其是拥有１００％股权的外资独资企业）采用“市场保留”政策。根据该政策，外资企业必须将东道国的一部分市场“保留”给民族企业。换言之，外资企业不能将自己的所有产品全部在东道国市场销售。（４）利用关税的调节作用，控制进口商品的流入量。在必要时，甚至对一些进口商品课以反倾销税。
总而言之，我们不要盲目地使用“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等提法，因为这些提法缺乏明确的、公认的定义。此外，“拉美病”等词语毕竟是很难听的贬义词。可以想像，拉美人不会反对我们指出其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和普通百姓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但把各种问题贴上“拉美化”、“拉美病”的标签，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我们与拉美人的交往。
阅读背景
在“拉美化”这一伪命题出现之前，还出现过“拉美病”和“拉美现象”等似是而非的提法。
●有人在一篇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说，“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使社会成为一个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社会，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某种类似‘拉美病’的危机可能”。
●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东亚与拉美的民情和文化不同，东亚国家的政府比拉美二元化社会中的政府具有更强大的经济调控功能，能化解‘拉美病’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有一篇讨论政府与法治的文章指出，“法治国家不是法律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约束、窒息经济的发展，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一大原因。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早已发生了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警惕，比如所谓的‘拉美病’和‘印度病’”。
●有人在讨论自由主义时说，如果“人们最后都习惯于腐败，习惯于用腐败这种方法完成交易，制度将被锁定在‘腐败’这种不良的状态，最后可能出现的不是他们想像中的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出现俄罗斯式官僚与裙带资本主义，或者出现‘拉美病’、‘南亚病’”。
●一位学者在分析中国城乡就业问题时指出，拉美的“城市化带来的是问题成堆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没有促进拉美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加深加重了‘拉美病’”。
●另一位学者明确地指出，“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第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分。第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网上的一篇文章说：“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使这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在一种正常的宪政体制里表达出来，通过互相的冲突和交流形成某种决策的话，就会促使它们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造成社会与政治冲突，从而出现‘拉美现象’”。
●网上的另一篇文章指出，“所谓‘拉美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而这个阶段大致在这些国家的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００美元的时候”。
由此可见，“拉美化”、“拉美病”或“拉美现象”等提法缺乏公认的、明确的定义，很容易使人形成这样一个印象：“拉美化”、“拉美病”、“拉美现象”是一个筐，拉美国家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往里装。这显然是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的。因此，上述提法实际上是一些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