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１３年，一出中国戏的剧本首次被全文译成法文，这就是马若瑟（ｄｅ Ｐｒéｍａｒｅ）神父的功劳。这位耶稣会传教士于１６９８年偕白晋（Ｂｏｕｖｅｔ）和孟正气（Ｄｏｍｅｎｇｅ，又叫陆恩德）神父启程赴华。他于１６９９年到达中国并着手研究该国的古老历史和文学。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元人杂曲集《元人百种曲》引起了该传教士的注意。他详细地研究了这些戏曲并翻译了其中叫作《赵氏孤儿》的元曲。
在元代（１２７７―１３６７），中国的戏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当时写成的无数戏剧著作，历经６００多年才传到我们手中，无疑曾遭受过巨大损失。现在留给我们的几种罕见的样本，大部分都被收入上文提到的《元人百种曲》文集中了。《赵氏孤儿》这出戏出自当时最负盛名的一名剧作家纪君祥之手，当时蒙古人的戏剧已达到鼎盛时代（１２６０―１２８０年之间）。我们由此便可看到，马若瑟神父所作的并非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虽然他既未研究过中国戏剧的历史，又未曾钻研过戏剧艺术。但他似乎并未发现《赵氏孤儿》是一出历史剧，至少他未曾指出过这一事实。
这出戏的故事选自《史记》，由汉代一位叫作司马迁的著名史学家撰写。这部巨著已由沙畹（Ｅ．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译成了法文。
剧作家纪君祥在撰写这一悲剧时，对这个历史故事的一两处细节作了修改。但他未保留程婴自杀的悲惨和撕人心碎的结局。程婴是一个具有侠肝义胆的人，是千方百计救孤儿的义士。他一直把孤儿抚养成人并使他为其父及全家报仇雪恨。据说，程婴实际上是自杀身亡，追随其不幸的朋友公孙杵臼而去，公孙杵臼在此之前就为救孤儿而被杀。这种修改的目的无疑是不让中国观众感到懊恼，因为中国人始终都喜欢在舞台上看到大团圆的美满结局。
综观全局，《赵氏孤儿》的剧本在马若瑟神父的译本中翻译得相当精彩。任何一个阅读过该译本的人，都会从中看到崇高的情感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它使我们联想到了高乃依（Ｃｏｒｎｅｉｌｌｅ）或拉辛（Ｒａｃｉｎｅ）的那些最精彩的悲剧。然而，马若瑟译本中不只一个句子被过分随心所欲地作了翻译，从而使剧本失去了中文原本中所特有的魅力。此外，译者未能透彻地理解其中的某些对白，其译本有时晦涩难懂，使人不知所云。
索勒尔?德斯弗洛特是该书１７５５年版本的出版者。他猜到了《赵氏孤儿》这出戏可能是历史剧，曾请求国王的教师、翻译戴索特雷（Ｌ． Ｒ． Ｄｅｓｈａｕｔｅｒａｙｅｓ）对此进行核实。戴索特雷则根据中文断代史给他写了一封有关《赵氏孤儿》的“真实历史”的长信。
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受到了该译本的启发，从而写成了他那“充满仁爱之心”的悲剧《中国孤儿》，他希望能以当地的色彩来刻划感情。
骑士莫里哀（ｄｅ Ｌａ Ｍｏｌｉèｒｅ）趁这台戏于１７５５年８月２０日由国王的喜剧演员们首次上演之际，曾写了一本名为《论悲剧＜中国孤儿＞》的小书（巴黎１７５５年版，由小瓦莱尔出版，１２开本，共４３页），这是为了替该悲剧的作者辩护以反对其政敌们不公正的恶意诽谤。在英吉利，也排演了一台同样也叫《中国孤儿》的戏，它也是因受马若瑟神父译本的启发而写成的。其作者是一名叫作墨菲（Ｍｕｒｐｈｙ）的英国喜剧作家。此外，他还写了一封致《中国孤儿》的法国作者的批评信，其措辞相当刻薄。
在结束这一章的论述之前，我们还需要引证伏尔泰本人对中国悲剧《赵氏孤儿》译本的几段评论意见。伏尔泰在致黎塞留（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公爵大元帅的信中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不朽著作，它除了用于了解中国的思想之外，还用于介绍当时已经了解和即将揭示的有关这个辽阔帝国的全部知识。如果与我们今天的优秀作品相比较，这出戏确实显得很不规范。但如果与我们１４世纪的戏剧相比较，它却又是一部杰作。”
伏尔泰又补充说：“我们只能将《赵氏孤儿》与１７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悲剧相比较，它们尚未在比利牛斯和海外地区博得喝彩声。”
我们不能对马若瑟神父的《赵氏孤儿》译本作出更为精辟和更为确切的评论了。译者本人既无法对中国精湛的舞台艺术作出解释，又不能表现出这种艺术风格的所有文字之美，他实际上是根据西方戏剧艺术的模式，以相当粗制滥造的结构介绍了这出悲剧。但正如伏尔泰所指出的那样，它完全没有表现出中国人的思想深度，未能使人理解该民族的真正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