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同化教育是“基础” 推行日语教育。殖民当局早在１８９６年就分别设立了最早的日语教学机构“国语学校”，“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类似以后的中学，传习所又分为甲、乙两科，分别以成人和儿童为对象，其目的是“对本岛人教授国语（日语），作为日常生活之用，并养成本国之精神”。日语教育非常严厉，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台湾话），一讲汉语即施予各种处罚。
建立奴化教育体制。１９１９年殖民当局出台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又称“同化主义”。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教学内容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被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初级教育阶段，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
差别对待是根本
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台湾人被看作是“日本人”中的 “少数民族”，但与“纯正”日本人相比，台湾人受到了很大的歧视。日本在１９００年实行了免费初等教育，台湾人却不能享受。殖民当局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来说，台湾人具有高知识水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们主张在台湾只进行很有限的教育，实行实际上的“愚民政策”。１９２５年成立台北帝国大学，但这所大学里收容台湾子弟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接受技能等实用性培训以满足日本统治的需要。很少人有机会接触文科性的精英教育。足见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
从一切方面抹去“中国痕迹”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害怕台湾同胞支持中国内地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第１７任总督小林跻造在１９３６年９月到任不久，即开始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皇民化”运动就此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１９４１年４月９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此后日本在台湾更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１９３０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３０％，到１９３８年增为５０％，１９４３年更增加到９２％。１９３０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１０％，１９３７年猛增为４０％，１９４４年更增加到７０％。“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殖民当局严禁台湾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祭祀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１０月２７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１日、８日、１５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从４０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中国人把变更祖宗留下的姓氏看作是奇耻大辱，可见“改名”用心之险恶。
“皇民炼成”的歇斯底里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运动的强度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４０年而多数台民仍怀抱强烈的民族意识，殖民当局一方面大力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保持实质上向来存在的殖民歧视构造。日本当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湾人中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自卑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开启“内（日本）台（台湾）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炼成”、“精进”，就可以锻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台独”分子身后的“皇民化”长尾
“皇民化”运动影响深远，一方面遭到了多数台湾人的抵制，有识之士更认清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群敌视祖国的亲日的“皇民”，其被奴化的思想是第一代“台独”的重要思想来源。
１９４５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台湾等必须归还中国。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皇民”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这是“台独”活动的发端，后被粉碎。１９４６年“二二八”事变发生后，被毒化的“皇民”青年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借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机会，浑水摸鱼，穿起过去的旧军服或学生服，自动集结起来攻击政府机构和外省人，他们高唱日本军歌，舞着武士刀，大骂大陆人为“支那人”、“清国奴”，并且以日语检验行人，凡是不谙日语者，立即以刀棍追杀。事变平息后，这些“皇民”有的逃往国外，成了海外“台独”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代“台独”势力在岛外活动的主要据点就是日本。比如第一代“台独”代表廖文毅长期在日本活动，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李登辉的分裂言行也有很深的“皇民化”影响痕迹。李登辉的父亲当过日本警察，家庭受过日本的“恩惠”，在学校曾多方得到过特殊的“关照”。在京都帝国大学时，他又积极响应日本当局的号召，“志愿接受”千叶高射炮学校半年的军训，成为一名日本炮兵军官，准备为“天皇”效忠。日本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李登辉的个性和情感，“皇民”意识已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之中。１９９４年７月，李登辉在接见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时，还曾亲口说自己是“会说日本话、亲日本的总统”。
从１９４５年台湾光复到上世纪６０年代，在日本聚集了大量“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培养的忠实为日本效劳的“皇民”，有着极深的“日本情结”。这一时期的“台独”活动也都是以日本为大本营展开进行的，时到今日，日本仍为“台独”分子活跃之地，有人甚至认为，亲日的“台独”分子比亲美的“台独”分子还要多，所有这一切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