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解决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和周恩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对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作出如此评价。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处女秀，也是中国外交官们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实力。这次被周恩来称为“我也在心跳”的会议，将中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朝鲜问题上的唇枪舌战
《朝鲜停战协定》规定，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应召开双方高一级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但美国用尽各种手法拖延会议的召开，后由于苏联的推动，直到1954年4月，才将问题摆到了日内瓦会议上。
美国代表杜勒斯在会上为美军永久性驻扎朝鲜辩护说： “苏联的目的一直是把北朝鲜变成一个卫星国，并且可能的话，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而美国不希望美军无限期地留在朝鲜，美国和韩国签订的共同安全条约不含有侵略的目的。”杜勒斯还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案，强调：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军，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
面对杜勒斯的荒谬理论，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 “杜勒斯刚才的发言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朝鲜的统一应在摒除一切外力干涉、杜绝任何恐怖集团的压力、使全朝鲜人民都能自由表达其意志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普选来实现；为保证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一切外国军队必须首先撤出朝鲜。”
6月15日，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开始，朝鲜外务相南日提出了保证朝鲜和平谈判状态的六点建议，得到中国代表团的支持。美国代表团操纵同盟国提出“十六国共同宣言”，声称“共产党国家代表拒绝承认联合国在朝鲜的权威与职能并拒绝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因此，本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并认为应把这个会议进行的情况通知联合国”。
“十六国共同宣言”的提出表明会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我希望本会议对于这一建议予以郑重的考虑。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各位代表先生，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日内瓦会议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于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这个讨论的意义又是巨大的。
“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
1954年5月8日，日内瓦会议进入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1945年，法国重新入侵刚刚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人民奋起反抗。五年后，深陷战争泥沼的法国政府看不到赢得战争的可能性，希望从中脱身，求助于美国，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想将战争扩大化，继续打下去。虽然美国非常不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但也不得不来，因此，阻挠越南和法国在印支问题上达成协议成为美国的既定目标。
就在谈判开始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法国国内顿时一片混乱，主战派的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组阁，他向民众许下了一个月内解决印支问题的诺言，这使人们看到问题解决的希望。
6月23日，为了同孟戴斯－弗朗斯见面，周恩来推迟了访问印度的行程。周恩来对他说：“这回，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这样不和于商谈。中国不怕威胁，这总理先生是知道的。我们是用和平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周恩来向他表达了中方的意见，即先停战，后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提出希望在三周之内能够达成协议，孟戴斯－弗朗斯即表赞同。
7月13日，周恩来再次同孟戴斯-弗朗斯会面，商谈具体事宜。孟戴斯－弗朗斯表达了希望越南将南北分界线的位置退后1～2个纬度，将18度线作为分界线的愿望。随后，周恩来千里迢迢飞回了中国广西，对胡志明进行劝说。他建议越南人民军向后撤1个纬度以便达成停战协议，从而避免美国和法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因为那极有可能使越南人民军队前功尽弃。直到胡志明接受了这个建议，周恩来才胜券在握地飞回了日内瓦。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获得通过，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周恩来在最后的发言中说：“我深信，我们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将结束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而且也将进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毫无疑问，我们的会议是很成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亮相，也是周恩来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大显身手。
第一位女司长和第一次境外记者招待会
1954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境外――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主持这次招待会的正是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龚澎。在会上，龚澎介绍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当时日内瓦会议讨论时不允许记者在场，因此记者招待会便成了向外界公布会议进程和各自主张的重要渠道。在日内瓦期间，中国代表团新闻组共举行了20多次招待会，招待记者来访400多人次，发布新闻公报、发言人声明和有关消息近40件，卓有成效地配合了代表团在会议内外的斗争。
谈吐优雅、风度翩翩的龚澎引起了外国媒体的集中关注和赞扬，成了日内瓦会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招待会上，除了对国际问题的关心，记者们还追着龚澎问私人问题，甚至还刊登一些她的“花边”新闻，成为代表团的“谈资”。朱仲丽(时任代表团随队医生)回忆道，一些西方记者攻击另一些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的记者时，说他们是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由此足见龚澎的魅力。此外，龚澎还代表周恩来会见了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妇女代表团，向她们表达中国爱好和平、支持正义的立场。
这位备受欢迎的新闻发言人，出生于日本横滨，有着丰富的外事和新闻工作经验。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当时仍是燕京大学学生的龚澎在未名湖畔主持了人生中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向数十名中外记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40年春夏之交，龚澎被从晋东南调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负责外事工作。在山城，龚澎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向世界发布来自 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龚澎也由此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在那时，龚澎便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肯定。时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费正清在日记中记载，“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龚澎又出色地完成了宣传和翻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龚澎随即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后改称新闻司)。
梁祝与茅台――日内瓦会议上的特殊使者
1954年7月，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获音乐片奖。得知这一喜讯，周恩来高兴地祝贺饰演祝英台的袁雪芬，并说：“我们两‘台’在那里很受称赞。”周总理说的两“台”， 一个是“梁祝”，一个是茅台酒，而“那里”正是新中国首次展现大国外交风采的日内瓦。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总理在行前专门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他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为了在会场外也唱好这出文戏、正规戏，代表团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了12件国宝级文物来装饰花山别墅(代表团在瑞士的办公地)，并带上了许多艺术品和特产，其中便有两“台”，以展示灿烂的中华文化。
5月20日，中国代表团准备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各国记者，以增进他国对新中国的了解。但是如何“推销”这部片子，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一筹莫展。这时，周总理想出了妙招：“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不其然，当晚席无虚座，200多名观众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个凄美的中国爱情故事。影片结束时，掌声久久没有停息。一名记者感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被“梁祝”感动的还有另一位国际知名人士――艺术大师卓别林。6月18日，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前往卓别林定居的瑞士洛桑，专门为卓别林夫妇放映了“梁祝”。卓别林由衷地称赞了这部影片，并从专业角度中肯地为影片提出了建议。事后，卓别林给周总理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表示希望能与周总理见上一面。
经过精心安排，7月18日晚，卓别林来到了充满浓郁中国风情的花山别墅。周恩来特意请来饰演梁山伯的范瑞娟(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电影节活动)作陪，令卓别林非常感动。宴会上，周恩来拿出茅台酒款待卓别林。卓别林细细品尝，异常高兴地说：“我喜欢这样的酒，因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一听此话，周恩来立即让工作人员赠送他一瓶茅台，卓别林高兴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做了一个喜剧中的经典滑稽动作表示感谢。席间，周恩来邀请卓别林访问中国，卓别林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遗憾的是，后来卓别林因紧张地拍摄新影片，访华一事只好搁浅。
在充满意识形态隔阂的日内瓦会议上，两“台”在周恩来等人独具匠心的安排下，完美地展现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增进了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之间的友谊，从另一个层面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禁止握手VS携手赴宴
1954年，一直推行反共政策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为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对中国奉行不接触政策，甚至不许与中国代表团握手。但是，硬生生地阻止两大国的联系显然是徒劳的。5月3日，副国务卿史密斯接替回国的杜勒斯担任团长。紧接着，由英国的杜威廉(时任驻华代办)牵线，中美秘密进行过三次接触。虽然会谈时间短暂，双方唇枪舌剑，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这次接触成为中美官方性秘密接触的开端。
除此之外，中美也差点有“正面交锋”。在7月18日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主动与蒲寿昌(时任周恩来的翻译)攀谈。周总理得知后说：“既然史密斯愿意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第二天，当史密斯一人去喝咖啡时，王炳南(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立即将周总理引去。这时史密斯左手正拿着雪茄，看见周总理向他走来，急忙伸出右手去端咖啡，没有与周恩来握手，只是笑容可掬地与周总理打招呼。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结束时，史密斯主动找周恩来攀谈，并伸出右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胳膊，似乎是在弥补前一天的失礼，同时又没有打破杜勒斯的规定。
但就在“不许握手令”发布的第二年，在挪威奥斯陆，美国大使却挽着中国大使夫人出席宴会。1955年8月，英国女王访问挪威，国王哈康在王宫举行盛大国宴。男女来宾按照请帖编号结对进入宴会厅，与美国大使“凑对子”的正是中国驻挪威大使王幼平的夫人史洪潮。灯火辉煌的大厅，宾客满堂，美国大使挽着身穿旗袍的史洪潮款款而来，顿时成了晚宴的焦点。
其实，在今天看来，“禁止握手令”和携手赴宴造成的轰动都是很难理解的，不过，在当时中美两大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背景下，两国的任何举动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