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遗产下东南亚现代精英的成长 1942年，苏哈托中士在日本位于东印度群岛的一所军事院校接受了训练。1945年，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苏加诺宣布了印尼的独立，并奋起抵抗荷兰殖民者试图重回先前的殖民地的企图。在1945-1950年那场反殖民主义革命战争中，苏哈托中校表现优异，成为了苏加诺总统手下的一名两星上将，并于1967年在一场未遂的政变之后，接过了后者的权杖，成为印尼的总统。
在东南亚，与苏哈托总统经历相似的还有缅甸的昂山。昂山将军是那些在日本的军事院校接受训练、后来成为缅甸独立偶像的领导人之一。他起初是受日本训练的缅甸国民军的指挥官，曾组织了1936年仰光大学的反英斗争。1939年，昂山组建了缅甸共产党。1940年，他赴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回国后，昂山任日伪政府的国防部长，并开始组建缅甸独立军。1946年，昂山成为缅甸人民自由联盟政府的领导人。
现在少有人记得，日军占领东南亚时，曾被当地上层人士欢迎为“解放英雄”。缅甸人、印尼人、马来人中的精英分子，都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而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的父亲，就支持亲轴心国的印地国民军领导人钱德拉?博斯。而日据时期仅仅十几岁的马哈蒂尔就是在父亲灌输的反西方、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价值观中长大而成为“亚洲价值观”的著名倡导者。
东南亚众多现代精英是在日据遗产下成长起来这一事实现在已得到了越来越多文献的证实。在日据时期，东南亚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均在日本成立的技术院校学习过，他们所获得的专业知识技能为战后东南亚的发展培养了成千上万名的熟练员工和中层管理者。此外，日本殖民官僚体制中的本地官员尽管只是在占领政府的中下层职位供职，但他们通过在日本官僚体制的观察和对日本官方文件的接触，获取了政府治理的宝贵经验。
打垮西方
除了在日本占领期间获得的对其将来发展有益的经济和现代政治管理经验外，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也在日本侵略期间被唤醒并成长起来。
1940年夏天，德国在欧洲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扩张。当时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每天要耗费2．8万加仑的石油，而且加速运转的战争机器需要更大数量的钢材。为了实现“帝国自足”，日本决心打垮西方，从老牌欧洲殖民者――印尼群岛的荷兰人、马来与北婆罗州的英国人、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统治下的东南亚获取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军在新加坡登陆，西方强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崩溃。之后的5个多月，日本在东南亚取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到1942年6月，日本相继占领了泰国、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等广大区域。
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使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观察家都强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对东亚的西方国家殖民地的粉碎性打击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它们不仅无可挽回地损坏了那里的西方殖民体制，而且永久性地毁灭了西方人先前似乎不可战胜的形象，从而剥夺了他们要牢固地恢复殖民统治就必须依靠的威望。
客观地说，是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共同催生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大发展。蒂姆?哈泼在《被忘记的军队――英属亚洲的陷落》一书中写道，“随着战争吞没了这些东南亚的飞地，殖民社会也随之被击败了、杀死了、捕获了。这打破了欧洲控制的神话，改变了本地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日本随之而来的占领又激发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反抗文化，塑造了战后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也承认，“自日本占领之后，我知道新加坡不愿意再受外国统治了。”
解放乎?新殖民乎?
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本确实努力争取过“新帝国”之下与当地人民的合作。一名日本将军在日本从英国手中夺取新加坡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扫除英国军队的傲慢与偏见，以‘奉献与索取’的精神与有色人种一起共享痛苦与欢乐；我们还希望在‘大东亚共荣圈’之内本着民主的伟大精神，建立正义的法治，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使各个民族和各个个人能够按各自的能力取得相应的回报”。
就像“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提法本身所强调的那样，日本在亚洲建立的统治不仅仅是指政治方面的，更有“以日本为领导者整合亚洲的经济结构，从而为太平洋战争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的经济含义。因而，日本在占领东南亚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的前期，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投资与技术援助，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日本曾鼓励当地居民扩大耕种面积，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工业生产方面，如前文所述，日本曾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规模对东南亚的年轻人进行过培训，当这些精英返回东南亚时，也带回了从日本学习到的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企业经营理念。著名的国际关系学教授迈尔斯指出，“鼓励殖民地地区进行工业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除了英国曾在印度进行过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计划外，现代的其它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曾进行过类似的行为。”李光耀在其自传中也写到，尽管日本占领者在东南亚犯下了无数罪行，但他仍然对日本独裁统治的治理效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还特别注重了文化方面的语言同化。日语成为了被占领国家中小学校的一门必修课。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很多人均能熟练地使用日语，这对于东南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习日本的高科技知识不能不说是一项很大的优势。此外，东南亚社会的一些精英在战时与日本的上层人物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和个人友谊，对于日本与东南亚在市场信息、金融与技术的传播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战后日本不断地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的一个原因。
但日本高唱的要把亚洲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泛亚洲主义论调说到底是为壮大日本强权装点门面而已。日本在外交上从来不把自己认同于亚洲利益。一份日本官员私下写的报告坦陈：“新的经济结构的目的是要保证由日本永远统治亚洲其它国家和人民。”对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直较有研究的内华达州立大学教授伊托认为，日本对东南亚向来就不抱有好感，个中原因在于，“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口号进行的西方化在日本人脑海中形成了对其东南亚邻邦的优越感和傲慢”。
更重要的是，占领者先进的近代化经验终究掩饰不住自己对被占领者残忍的暴行。1942年，为打通一条贯穿东南亚的给养供应线，日军役使6万多盟军战俘和20多万亚洲劳工，用一年多时间修建了一条从泰国通往缅甸的铁路，先后有1．6万战俘和近10万劳工为此献出生命。日本对东南亚进行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罪行罄竹难书，并在亚洲各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最终遭受了可耻的失败。尽管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在客观上使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海洋亚洲”殖民秩序解体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南亚民族主义在战后的勃兴。但这与一些史家所强调的“幻觉的亚洲共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反殖和民族主义的斗争，说到底是每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