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由于中国现在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关系，两者已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虽然比不上中巴之间的“全天候友谊”，但相比中朝血肉铸成的友谊在1992年中韩建交后的一落千丈，还是要积极和有前景得多。
从旷日持久的朝鲜危机到急转直下的缅甸事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传统的睦邻外交在西方大国的虎视眈眈之下，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不少迹象显示，在抛开曾被西方大国制裁的不佳记忆后，中国近年来已开始利用多年来养精蓄锐的成果，来协助推进周边落后国家的发展与改革事业。但与此同时，由于外界对于中国这种能力的夸大所导致的对中国在某些国际人道灾难面前“袖手旁观”的不满情绪，以及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可能利用在安理会和全球的政治影响力来为自身经济利益服务的担心也在加剧。可以说，在老的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之外，中国又被一种尚未成型的外交威胁论所纠缠。而为了突出重围，中国也使出了诸如军事预算透明化、妥善处理边界纠纷、共组自由贸易区、援助周边受灾国、参与多边斡旋等招数，适时进行危机公关，从而有效降低也外界的敌意，避免了对峙。
解铃之人
与早年真刀真枪的“输出革命”造势相比，1992年之后逐渐升温的“中国威胁论”只是旁观者的一种臆测，并未被东西方主流政界采纳。不过，对于中国韬光养晦是为了日后“让世界大吃一惊”的担心，在相对自由化的传媒圈里始终没有消弭过。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开始扩大更新军备以应对台海局势的紧张和科索沃战争中的切肤之痛，西方媒体更频密地将这种近乎动物求生的本能反应与所谓中国“霸权野心”的偶露峥嵘联系起来。于是乎，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或在福建部署攻击性导弹，总能引发一片指责；与中国无直接利害冲突的欧盟，被迫将对华军售解禁时间表无限期搁置；一些国家甚至将“中国威胁”当作扩充本国军备的契机，例如印度国防部长在1998年核试验后的辩解，又如美国日前借口所谓的中国军方黑客强大和新潜艇陆续下水而设立临时网络司令部及将航母提前换装。
即便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其推崇“国益论”的精英阶层出于天然的危机感，有时也会附和右翼分子的狂言，鼓噪对抗“急剧走向霸权”的中国。如自民党前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今年初曾露骨地说：“中国现在宣扬和平崛起，显得很低调，但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就可能变成“非和平崛起”。等到台湾完全被中国控制后，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了。中川昭一很欣赏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呼吁对抗中国的“勇气”，认为日本“有必要经常意识到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为此东京须与澳洲、印度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
对于中国军事实力膨胀所引发的外界质疑，中国的解释通常是拿日本出来对比，说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但军费只相当于日本的67％，人均军费只相当于日本的7％。可是由于统计口径和购买力的不同，西方媒体通常认为中国的军费被低估了好几倍。鉴于年复一年的解释已经不能平息外界的质疑声，中国决定从今年起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的军事开支基本数据，并恢复参加中国退出已有10年之久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造册活动，每年向登记册提供七大类常规武器的进出口情况。这两项军事透明制度一旦实施，其意义将不亚于中国邀请周边国家参与近海联合搜救演习。
中国另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是通过陆地勘界与谈判，与邻国灵活而公平地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中国2006年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并正在同剩下的印度、不丹两国谈判。而事实上，中国出版的地图中原来还有一个锡金国，但在2003年印度总理访华期间，中国以边贸文件的形式间接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在海域方面，中国早在2002年底就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2005年3月，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国宣布联合勘探南海石油，并声明这不损害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一表述为中日今后解决东海资源争端提供了借鉴。
对许多东南亚国家来说，最容易感受到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外资纷纷撤离东南亚，一部分转往“避风港”中国，中国遂成为一些人嫉恨的对象；但中国没有趁人之危、通过人民币贬值扩大竞争优势，而是承诺不贬值，由此挽回了东南亚的民心。近些年来，中国不仅取代东南亚国家成为欧美消费品市场的主供应方，还进一步渗透到东盟市场，这也引起了当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担忧。不过这一担心在几年前开始退烧，原因是中国在2002年底与东盟签署了8年内建成包括1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两年后该协议进入落实阶段，次年即有7000余种商品全面降税，刺激了双方贸易井喷。
说起3000多万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景况，许多人忘不了1998年的印尼排华大暴乱。那次暴乱固然有数百年来东南亚土著的排华心结作祟，但更多是专制政权为政治经济危机找替罪羊的结果。中国尽管在暴乱初期保持克制，但此后没有退避三舍，而是努力与新政权增信释疑，确保华人权益得到落实；另―方面，由于中国高达八成的石油进口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北京还得尽力与雅加达搞好关系。虽说中国在防范海盗袭击方面使不上劲，但在2004年底印尼大海啸后，中国及时地对印尼灾区提供了紧急医疗和物资援助，被视为以德报怨之举。类似的善举还有，中国给予柬埔寨、老挝等国减免债务、援建公路和政府大楼等好处，以弥补冷战期间在该地区所播龙种变跳蚤的失误。应该说，由于中国现在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关系，两者已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虽然比不上中巴之间的“全天候友谊”，但相比中朝血肉铸成的友谊在1992年中韩建交后的一落千丈，还是要积极和有前景得多。
邻人之眼
尽管奉行睦邻政策的中国对外做了很多“解铃人”的工作，但在邻人眼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形象还不甚清晰一致；加上国家亲疏关系不同，邻人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
作为中国的文化亲缘国家，日本在1980年代初期有70％以上的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但到2002年却只有45.6％有亲近感。究其原因，战后60多年来，对华友好的老一代政治家逐渐离席，而战后一代对中国要求他们为父辈在华犯下的罪行反复道歉感到厌烦甚至反感。这种代际政治的差异，从50多岁的安倍任用麻生这样的鹰派当外相，而70多岁的福田任用“知华派”高村当外相，就可见一斑。对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政界最后大都赞同商界的观点，承认“中国特需”支撑着日本经济复苏，即便是前首相小泉也不例外。而在民间，一些人对中国在接受日本开发援助的同时发展载人宇宙航天事业表示“愤怒”，认为这等于“用日本的钱对日本 构成威胁”。在那之后，日本政府就把对中国的经援转移到印度。
与日本类似，韩国的对华战略也要服从于与美国同盟的大局。尽管1998年以来接连两届民主党政府争取到很大的独立性，卢武铉政府甚至要求驻韩美军限期转让对韩军的战时指挥权，但韩国人偏执的爱国情怀也让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一种自大的看法，他们对奉中国为宗主国的那段历史特别敏感，又因有苏岩礁等现实领土纠纷夹杂其中，韩国的知识分子有相当多对中国不友善。而韩国劳动力价格畸高导致投资流入中国，又引发了普通人的恐慌。在率先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安排的韩国，中国经济威胁论仍然很有市场。
俄罗斯在中国14个邻邦中无疑非常奇特：历史上恩怨并重，表面的亲密难掩内在的隔膜。在联合国框架内，中俄虽说存在不少政治合作，但经济文化往来仍然低于预期，反倒是近年来排斥华商及留学劳务人员的言论和行为在俄罗斯时有发生。
蒙古和中亚邻国的对华心态颇值得玩味。在清代，中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藩属，蒙古更是中国领土，最后都因为沙俄的扩张而脱离中国。百余年的附庸兼俄化政策使蒙古和中亚在文化上与中国产生了较大隔阂，而在现实层面，两地区与中国经贸往来有限，其政治上受莫斯科的影响仍然要大于北京。再加上东突分裂势力长期在中亚流亡，内蒙古也曾存在过蒙独势力，而吉尔吉斯斯坦更发生过颜色革命，这一切都为双边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
说到阴影，同样也萦绕于南亚霸主印度的心头。早在1962年，中印间就爆发过边境战争，解放军甚至险些进军新德里。那场战争直接导致双边关系非正常化，留下的历史伤痕至今也没有弥合。从精英到平民，对中国的排斥情绪比较强烈。不过随着高层互访的增加，中印之间的坚冰呈现消融迹象，印度官方和媒体也开始对中国威胁论进行降温处理。
印度东厢是穷国缅甸，尽管日本是缅头号投资国，但握有安理会否决权的中国才是军政府最想投靠的对象。现在缅甸的军用物资基本是中国生产的，缅甸的油气与木材矿石运到中国来也最划算。饶是如此，由于算准中国可能就人权问题向缅施压，在缅甸僧侣示威期间，军政府急忙和印度签署了一份后者期盼已久的天然气大单，令中资公司浮想联翩。
最后要说的是越南。1970年代末期，越南被中国以“自卫反击战”的名义教训。河内怀恨在心，之后憋着一股劲把经济搞上来一甚至在去年成功举办了APEC峰会，领到了加入WTO的门票。在尝到和平发展的甜头后，越南很不愿意与中国再搞对抗，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确实令越南感到羡慕。不过，越南这两年尝试了一些改革，自觉走到了中国前面，又有点骄傲了。看来北京要与河内亲近或疏远，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