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支持美国意愿的下降，标识着国家间权力的深刻转移。如果这一“权力流散”持续下去，很可能演变为体系的“换岗危机”。 4月2日，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召开的第二次20国集团(G20)首脑会议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同去年11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的峰会比起来，这次伦敦峰会更为重要。从那时以来，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危机有进一步扩散和深化的可能。现在，各国的政策立场也日渐清晰。
各国在陈述自己政策时形成的舆论流，纷纭多变，颇为复杂，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分歧很大、冲突尖锐。在重大历史时刻形成这样的舆论场，是自然的。据说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也是如此，有一个说法形容那次会议的主角凯恩斯，“六个经济学家有十个观点，其中有五个是凯恩斯的”，说明会议上观点的多变。目前的形势比那时更为复杂，所以我们在观察这次会议时，需要同媒体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甚至可以这样说，会议取得成功的程度，取决于各国领导人不受媒体左右的程度。
议程Ⅰ与Ⅱ1、Ⅱ2
分析主要国家所表述的政策立场，可以看出，伦敦峰会大体上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议程，这两个议程对应着三组政策取向。
第一二个议程，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协调一致，采取共同行动刺激经济尽快走出危机，反对保护主义，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散，避免经济陷于长期衰退，称之为议程Ⅰ，与此对应的是稳定共识。第二议程(称之为议程Ⅱ)，是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项议程中，又可以分为两个程度上存在差异的纲领，可以称之为最低纲领(Ⅱ1)和最高纲领(Ⅱ2)，前者主张改进金融体系的监管，增加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这是一种维护既有格局不作大的变更的前提下，对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适度改革和修补的路线，与此对应的是改革的最低纲领共识；后者是针对美元为主导的货币经济体系，做出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创设新的货币代替美元的主导地位，这是改革的最高纲领。
分析主要国家的政策声明可以看出，主要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共识，这体现在大家对于议程Ⅰ少有异议，由此形成的稳定共识将确保会议取得起码的成功。危机扩散和深化的形势，要求领导人做出政治决定。在议程Ⅱ1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也有着共识。而分歧比较大的，是议程Ⅱ2，欧洲、金砖四国等，在这个问题上，同美国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其中，美国与金砖四国分歧更大。实际上，这一分歧几乎吸引了舆论的主要注意力，以至于前面的共识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
上述两个议程是相互关联的。在危机形势非常严重的当下，各国别无选择，必须协调一致采取措施，稳定经济。虽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差异，但是，全球化形成的一体链条中，即便是最不起眼的一节出现问题，也有可能造成重大后果。所以，各国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协调起来。
但是，要各国宏观政策协调一致起来需要弄清楚美国金融体系的窟窿究竟有多大?只有弄清楚了，各国之间的金融机构才能进行信贷往来。而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要求美国金融体系更加透明。说到底，这是一个改革问题。各国都想知道，美国改革其金融机构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可以这样说，峰会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在Ⅱ1方面形成基本共识，它成为峰会的关键。如果无法在最低纲领上达成共识，稳定共识也很难达成，也很难有约束力。就此而论，共识Ⅱ1构成了第一议程和稳定共识的前提条件。
峰会召开前夕，各国立场的冲突出现了尖锐化的趋势。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3月19日美联储宣布购买政府债券等措施。这些“自主的”措施对于刺激美国经济是积极的，但是，这一措施使很多国家开始怀疑美国在金融体系改革上的意愿是否坚定。由于怀疑其改革意愿，激化了其他国家的舆论，迫使这些国家考虑其合作的立场。中国、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之所以高调支持创设一个新的超主权货币，也与美国采取的行动有关，他们不得不强化Ⅱ2这个最高纲领，促使美国负起责任和采取合作的政策。
美国在峰会前夕采取的政策，与1933年那一次伦敦峰会有些类似，当时罗斯福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坚决维持美元贬值的走势。1933年7月3日，他向大会发出了美国政府对货币问题表态的“炸弹电报”，拒绝任何形式的货币稳定。这份电报使英法在战绩问题上更加不妥协，导致会议无果而终。这次会议的失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需要汲取76年前的教训。
国际体系的变革
去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很多国家希望那次峰会能成为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间过去了几个月，这种说法几乎消失不见了口几个月前，没有出现第二议程中的Ⅱ2，没有人提及超主权货币。而在伦敦峰会之前，Ⅱ2成了最强音，持有最高纲领的国家成为此次峰会上一股强大的、无法忽视的存在。
虽然此次峰会没有形成创设新储备货币的具体共识，但是，这预示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走向。在未来漫长的时间段内，伦敦峰会的议程Ⅰ同Ⅱ2之间的矛盾、对抗，将是把握国际经济领域脉搏的主要征候。
在此前召开的伦敦峰会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形成了主要由金砖四国提出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共识，会议声明第八条表示：“为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我们必须提高这些机构的治理能力，确保其能全面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贫穷的国家，都应该在这些机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在2011年1月之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要完成审议。在2008年4月制定的份额方案和发言权措施应该迅速实施。世界银行的改革应该在2010年春季会议之前完成。国际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公开、基于能力的方式选拔其负责人。”
此前中国等国家已经鲜明地提出了支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张，比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财政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都做出了购买IMF债券的表态。此次峰会上，中国提出增加400亿美元的资金给IMF。
由于获得了新兴国家的支持，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有可能得到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构，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该体系走向瓦解，从70年代到本次危机之前，该组织不断遭到批评，在解决危机方面作用甚微。但是，此次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金融实力，“特里芬困境”愈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发现，该机构因其多边性质符合当今时代的力量现实，而具有振兴的必要，大家选择了“提高”其能力而不是削弱它。
提高其能力的办法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增强它的“合法性”。IMF作为战后体系的核心，是与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相一致的。这一制度设施在推动西方世界经济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冷 战结束后，更多的经济体进入了该体系，尤其是最近20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金砖四国”的崛起。该体系虽经不断改革，但目前仍未反映世界经济的新格局。美国因其占据了最大份额而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即使排位在美国之后拥有较大特别提款权的国家加起来，也很难否决美国，这是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一致的，也使美国实际上处于最重要监管者的地位。
通过这次危机，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仅仅依靠美国的自我监管，是不行的，惟一的办法是必须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增强其他国家的发言权。美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当受到来自他国和国际机构的监督。
不确定的未来
现在的问题是，振兴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将导致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终结?笔者认为在目前以及可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不会出现。
首先，根据历史经验，在一个货币被替代之前，往往已经有新货币在那里排队等待了那么，目前有这样的排队者吗?有几个，比如欧元、日元、人民币，但似乎都不够强，他们之间还未决出一个强者。这些币种没有一个有野心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目前一些国家或组织在设计美元的替代货币，他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问题不在于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货币背后的政治力量是否需要。1944年凯恩斯设计了一个超主权货币“班柯尔”，从理论上说或许是正确的，但最后被美国否决，为什么?不是理论错了，而是当时的美国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起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它不需要超主权货币。那么，目前是否到了创立超主权货币的时候了呢?与那时一样，答案也不在于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这种超主权货币是否能够获得足够大的、稳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那些宣称支持一种新超主权货币的国家，恐怕未必愿意让这种货币凌驾于自己的中央银行之上。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否已经衰落到无法维持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了呢?毫无疑问，美国金融实力受到了重创，地产泡沫和资产泡沫的破灭将给美国经济带来长期的影响。但是，美国仍然是最大的经济体，其规模比位居第二的经济体，至少大4倍。美国仍然是许多国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也是最开放的市场，只要这_点不发生变化，美元的地位就难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国拥有最强的科技实力，这使它拥有先导性产业集群，如果要替代美元，就需要首先建立起足以代替美国建立起新的主导产业集群，但短期看，这样的国家仍处在“排队”阶段。综合这几个因素，我们说，美国仍然有实力支持美元的储备地位，虽然其能力一直处在削弱中。
尽管危机不会引起美元体系的终结，但是，越来越缺少足够政治支持的美元，仍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发达国家支持美国意愿的下降，标识着国家间权力的深刻转移。如果这一“权力流散”持续下去，很可能演变为体系的“换岗危”。
事实上，很多学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再指出这一危险。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降，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爆发的频度明显增加了。1945－1971年，只爆发了39次金融危机，其中只有7次双重危机(银行危机和外汇危机)，新兴经济体只有16次外汇危机，1次双重危机。而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全球共有93个国家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另一项研究显示，1973－1997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共爆发了95次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爆发了44次危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爆发的，有17次银行危机，57次外汇危机，21次双重危机。全球在这一时期爆发了26次银行危机，86次纯粹的外汇危机和27次双重危机。
从金融危机频发可以看出，世界可能进入了一个持续性的危机时期。
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通向伦敦之路颇有声色。围绕这次峰会，国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来没有一次国际会议受到媒体这样自觉的关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24日公开提出了创设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被视作是对目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表达不满的“中国声音”。
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论证创设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个新的货币是否能够创设或被接受，主要不取决于理论上是否正确，而在于其背后是否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作支撑。原则上，什么货币都有可能，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偏好它就行。具体到超主权货币也是如此。这种货币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取决于能否形成强大的、稳定的政治联盟，取决于新的超主权货币同其他货币的关系，比如同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卢布等货币的关系，取决于依照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设计这个货币篮子。
这些复杂的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货币关系的调整并最终形成新的稳定形态，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是全球力量的重大变化和全球战略关系的再组织。新的货币关系，取决于全球新的政治共识的建立。
超主权的货币势必需要一个超主权的货币当局，目前看，这个机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这个组织一直饱受非议，原因就在于它总是干预国家的主权。1944年凯恩斯提出超主权货币“班柯尔”的时候，其意图意在确保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极化”。目前提出创设超主权货币，目的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美国主导下解放出来。这样的转换实际上是政治力量的转换，对于一些小国来说，他们更愿意“搭便车”，就像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那样，一些国家的代表更愿意去“散步”，而把艰深枯燥的争论留给那些“当头的”大国。目前还是如此。
由于中国中央银行主动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可以理解为他们已经权衡了各种利弊，已经计算了机会成本。但是，基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银行家的表态，而是政治家的表态，不是货币政策的变化，而是全球战略的变化。这也正是我们把目光投向伦敦的原因。